原文作者丨[美]薩拉·戈爾曼
傑克·戈爾曼
摘編丨安也
日常生活中，總有一些醫療保健類觀點公然違背科學依據，卻能得到至少相當一部分的支持，儘管這部分主要的支持者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富裕人群。
·疫苗有害。
·放在住宅裡的槍支能保護居住者免遭武裝入侵者的侵害。
·包含轉基因生物的食品對人類健康有害。
·HIV（人類免疫缺陷病毒）不是艾滋病的病因。
·核電站比火力發電廠更危險。
·抗生素對治療病毒感染有效。
·未經巴氏法消毒的牛奶是安全的，而且含有優質營養物質，而這些營養物質會被巴氏法消毒的過程破壞。
·電休克療法（ECT）會造成腦損傷，而且沒有療效。
為什麼有理性、有頭腦也有善意的人會相信這些觀點？
當一件事情關乎健康，人們往往會堅稱：科學是錯的，因為沒有充足證據作證，因為不明的危險無處不在。
有很多思維過程能令我們表現出人性、擁有同理心、在社會上發揮自己的作用，而且從進化論的角度看，可以幫助我們作為一個物種存活下來，但這些思維過程都有可能在運用科學家所說的“科學推理”時使我們誤入歧途。為什麼？
對不少初學者而言，科學推理很難掌握，因為它讓人失去了信心十足地作出肯定陳述的能力。科學推理的過程是：建立將來可能被推翻的假說，在證實因果關係之前需要提出大量要求，且涉及的是人群而不是個人。換句話說，從科學角度出發，我們永遠不能給出百分之百肯定的結論，只能非常接近絕對肯定。這一點與我們人類的慣有思維背道而馳。
不僅如此，科學是通過反覆否定和證偽取得進展的，而我們天生就不想輕易轉變自己的觀念。其結果就是，多個純粹的健康問題和常見的心理問題結合在一起，會令我們更容易在思考科學和醫學問題時犯錯，作出對自身健康沒有好處的決定。
本文出處：《認知陷阱 : 無論如何都想告訴你的科學真相》，[美]薩拉·戈爾曼、[美]傑克·戈爾曼著，高微茗譯，見識城邦丨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12月版。
這些糟糕的決定往往包括採取冒險行為，例如拒絕接種疫苗、食用不健康食品、吸菸、不按照醫生建議的飲食和運動方式生活，以及進行不安全性行為。我們認為，這些冒險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源於複雜的心理因素，而這些心理因素的生物學基礎是已知的。
我們認為，在多種情況下，前述心理動機都是適應性的（意思是，這類動機在進化中留存至今是為了保障我們的安全和健康），但應用這類心理動機的方式卻往往沒有很好的適應性。我們還認為，如果缺乏對不理智的健康決策背後的心理和生理基礎的正確認知，我們這個社會就不能設計出一種策略來緩解這個問題。
核心問題的出現不僅僅是由於信息缺乏，儘管這的確可能是原因之一。哪怕我們知曉並理解全部相關事實，不理智行為仍然可能出現。考慮到我們現在對人腦功能的認知，嚴格來說，甚至可能不該將對科學結論的否定貼上“不理智”的標籤。更確切地說，這種否定基本上就是我們的心智活動的產物。這就意味著，簡單的教育不足以轉變人們對科學結論的否定態度。
紀錄片《難以忽視的真相》劇照。
自然，對反科學人士有多麼“愚蠢”發表憤怒的長篇大論也不能體現這樣的態度。舉例來說，《大西洋月刊》近期刊登的一篇文章討論了洛杉磯市的許多富裕家長拒絕讓孩子接種疫苗的問題，文章總結道：“這些人用大筆錢僱用了願意放縱他們這種不理智信念的非正統兒科醫生。但有錢並不能允許他們將整個城市的兒童無緣無故地置於19世紀的恐怖疾病的威脅之下。”這個例子中的文章之所以沒有作用，是因為它試圖靠羞辱人們改變他們的信念和行為，而這在解決健康和醫學理念問題時基本無效。
正如加拿大科學家尚塔爾·普利奧和朱莉·戈德布特在一篇討論公眾科學教育的精彩文章中指出的，當科學家們思考如何與非科學界人士交流時，一般會採取“知識不足”模式，也就是認為非科學界人士只是不瞭解相關事實。對此，這兩位作者的主張卻是：有證據表明，非科學界人士其實能夠理解“研究的複雜性以及與許多科技成果並存的不確定性”。普利奧和戈德布特呼籲廣大科學家學習社會科學家的研究結果，即大眾確實有能力理解科學概念。
任意一種信念體系一旦形成，就會出現確認偏誤
每個人都會在環境中尋找固定模式。一旦我們找到了，而這些模式似乎又能解釋很多事情，我們就會越來越相信它們很有必要。認為太陽繞著地球轉動的古人並不愚蠢，他們也沒有完全被人類必須是地球中心的宗教教條支配。
事實上，只要你抬頭看看天空，一眼望去似乎就是這麼回事。經過數年的觀察與計算，古希臘天文學家託勒密設計出一套複雜的數學體系來解釋群星如何繞著地球轉動。這種解釋方法並不簡單，而是一位極有才智的人運用手頭所能找到的一切工具創造出來的。當然，它碰巧是錯的。可是一旦這種解釋被正式寫下來，又被傳授給其他天文學家，就成了很難放棄的定論。更有一些天文學家，當有可能挑戰“地心說”模式的新發現出現時，傾向於想盡辦法將新發現融入“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信念中去。也就是說，他們看到的是他們相信的東西。
紀錄片《難以忽視的真相》海報。
最終，託勒密模式全靠另一批天才——哥白尼、開普勒和伽利略——以及望遠鏡這樣的新發明，才最終被推翻。
任意一種類似的信念體系一旦形成，就會得益於被稱為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的心理現象。保羅·斯洛維克完全捕捉到了確認偏誤的精髓：
如果相信極端立場會隨著更多信息的提供、有教育作用的項目而起變化，那我們肯定會因此感到欣慰。不幸的是，心理學研究證實，人們的信念改變得很慢，而且在面對相反證據時異常頑固（Nisbett & Ross， 1980）。最初的印象一旦形成，就會構建起後續證據的解讀方式。如果新證據與某人的既有信念一致，就會顯得又可靠又有用，而不一致的證據則會被當作不可靠、錯誤或者不具代表性的信息而忽略掉。
這話聽上去是不是很耳熟？我們大概都能想到生活中幾個符合這種情況的事例：我們沒有按照事物原本的樣子，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看待它們。比如說，傑克多年來始終堅信，如果需要治療一種名為驚恐障礙的焦慮症，抗抑鬱藥物要比認知行為療法（CBT）更有效。這是因為他的教授就是這樣主張的，而相信老師的主張是一名聽話的學生應盡的義務之一。當部分新發表的研究顯示認知行為療法也有作用時，傑克便努力在實驗方法中尋找瑕疵，或者照自己的意思去解釋這些研究，只為說服自己相信這些新發現不足以動搖藥物治療更有效這個信念。最終，他向一名認知行為療法專家戴維·巴洛——該專家現在在波士頓大學工作——提出挑戰，希望做一項研究，對兩種治療方式進行比較。結果出乎他的意料，認知行為療法比藥物治療效果更好。
幸好，傑克認同了研究結果，改變了自己的想法，但在那之前，他一直在努力證實自己原有的信念是對的。在科學研究中，這種事隨時都在發生，同時也是每個領域都會出現的非常激烈的科學辯論及衝突背後的原因。事實上，神經科學家應用複雜的腦部成像技術，已能夠呈現出當既有觀念受到挑戰時，大腦不同部分或用偏見或用開放式思維做出迴應的方式。對我們這些一貫支持科學證據的人的挑戰則是支持後一種做法。而進行這方面努力的我們卻過於頻繁地遭到反科學派卡裡斯瑪型領袖的對抗。
假設因果關係會在我們思考更復雜的系統和問題時令我們犯錯
不確定性會令很多人感到不舒服，甚至害怕。想要知道事物為什麼是這樣而不是那樣是很自然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往往會發展成試圖明確是什麼導致了什麼。再次強調，這種傾向幾乎可以肯定是在進化中保留下來的一種具有保護作用的特徵——當你聞到洞穴中有煙味時，就會認為有火才會有煙，於是逃出洞穴；你不會首先去考慮其他可能性，否則就有可能逃不出來了。
我們不自覺地給每天觀察到的事情賦予某種因果意義。如果你聽到玻璃破碎的聲音，又看到你的狗從房間裡跑出來，就會立刻得出結論：你的狗把桌面上的玻璃杯弄掉了。當然，也有可能是別的什麼東西把玻璃杯弄掉了，嚇得狗跑了出來。這就是流行病學家所說的因果倒置。但是大多數時候，這個推論都是不成立的。如果我們對因果關係沒有特定偏好的話，就會再次陷入各種各樣的無用思緒中無法自拔，失去行動力。
紀錄片《粒子狂熱》（2013）劇照。
然而，假設因果關係的習慣會在我們思考更復雜的系統和問題時令我們犯錯。這不是“先有蛋還是先有雞”的問題，蛋和雞的問題是沒有科學意義的哲學和語言學謎題。我們知道雞是從蛋裡孵化出來的，成年的雞又會下蛋，所以不存在雞或者蛋哪個先出現這種問題。從進化論的角度更確切地說，是更原始的生命形態出現在這兩者之前。
與此不同的是，我們這裡討論的“因果關係”是科學方法允許我們得出某事物是另一事物的原因這個結論的特定路徑。如果你回顧一下我們列出的反科學觀點的例子，就能看出其中有很多是爭辯的結果，而不是因果關係的產物。例如，毫無疑問，HIV就是艾滋病的病因，我們可以同樣肯定疫苗不是自閉症的病因。不過，仍然有些個人和團體在為這些存在明確因果關聯的科學事實展開爭辯。
如果某人有個患有自閉症的孩子，自然很想為此找到一個原因，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孩子患自閉症的病因是無法確定的，這無疑是令雙親心碎的原因之一。不少病童的父母一開始會責怪自己。媽媽也許會怪自己不該在懷孕時吃那麼多油炸食品。爸爸也許會怪自己遺傳給孩子不好的基因，或者當父親的時候年紀太大。罪惡感繼續發展，又增添了一份煩惱：這個孩子一輩子都要為了適應環境而痛苦掙扎。
這類愁苦的家長很容易抓住一個現成的因果關係不放，尤其是在它能令他們將怒火轉移到別人身上而不必怨恨自己的時候。一旦類似於疫苗導致自閉症這樣的說法流傳開來，並得到鼓吹此類說法的群體的大力支持，科學家就很難通過引用全部相關研究的數據來證明此結論是錯誤的，進而使人們拋棄這種觀點了。所以，渴望得到或迫切需要找到因果關係的傾向往往會導致我們得出從科學角度上看是錯誤甚至有害的結論。
害怕複雜問題：心智會自然受到清晰簡單解釋的吸引
埃博拉的什麼特性使得它在幾個西非國家，如利比裡亞、幾內亞和塞拉利昂等地大肆傳播，而在美國卻只能構成極小的威脅呢？而為什麼流感病毒是對美國人安全的主要威脅，在過去30年裡導致成千上萬人死亡呢？答案要從這兩種病毒的生物學特性中尋找。
埃博拉病毒和HIV、流感病毒一樣，是一種進入人類細胞後就會轉化為DNA（脫氧核糖核酸）的RNA（核糖核酸）病毒，這就使它得以嵌入宿主細胞的基因組中進行自我複製，隨後繼續感染更多宿主細胞。埃博拉病毒的主要宿主是果蝠。最重要的是，它的傳播方式是接觸被感染個體的體液；埃博拉不像流感或水痘那樣是通過空氣傳播的病毒。這一點非常重要：一個人只要吸入了近處感染者咳嗽或打噴嚏時小範圍內的空氣，就可能感染流感。
流感病毒可以在相距6英尺之遙的兩人之間傳播。埃博拉病毒則無法以這種方式傳播。一個人除非接觸到某個埃博拉感染者的血液、尿液、糞便或嘔吐物，否則是無法被感染的。因此，感染流感的概率比感染埃博拉的概率大得多。感染埃博拉的風險最大的人是醫務工作者和照料感染者的家庭成員。埃博拉病毒的潛伏期是2~21天，而直到表現出症狀之前，感染者都沒有傳染性。這一點也與流感不同，流感的感染者在出現症狀前一天就能傳播流感了。因此，我們清楚感染埃博拉的人何時具有傳染性，而對感染流感的人則不能確定。
紀錄片《粒子狂熱》（2013）劇照。
上面這些我說得明白嗎？這些是事實。你現在明白RNA病毒和DNA病毒之間的區別了嗎？明白病毒感染細胞和進行復制的機制，甚至具體的複製產物是什麼了嗎？通過體液感染和通過空氣傳播感染的區別完全清楚了嗎？我們所說的潛伏期你理解了嗎？如果你不懂，也不必感到驚訝。這些術語相當於醫生和大多數科學家的第二天性，但其他受過教育的人可能很少想到它們。正如大多數醫生不理解成本會計包含什麼內容，大多數會計也不是病毒學專家一樣。
換句話說，埃博拉是什麼，會造成怎樣的後果，這兩個問題的細節是很複雜的。儘管我們早已處在萬維網所帶來的全新的信息時代，但我們的大腦仍然不是為迎接技術性強的複雜描述而設計出來的。你可能讀上一段的時候讀得很快，只記住了幾個諸如此類的詞：HIV、蝙蝠、感染、傳播和有症狀。因此，如果你跟大多數人一樣，讀完這一段之後就很可能走開了，還帶著錯誤的認識：“埃博拉具有傳染性，你有可能在火車上被坐在身旁的另一個人感染。”
人們向不科學的概念屈服有著另一個原因——我們所有人面對複雜問題的時候都會感到不舒服。並不是我們沒有能力學會那些知識，而是我們不願投入時間和精力做這件事。當複雜問題涉及科學和數學知識時可能尤其如此，因為很多人認為——這種想法往往是不對的——他們至多隻能理解最最基礎的科學和數學知識。
正如我們在討論人腦功能的某些方面時所闡明的，我們的心智會自然受到清晰簡單的解釋的吸引，尤其是在此類解釋還被帶有感情色彩的修辭修飾過之後。我們其實很害怕複雜問題。我們的本能是伸出雙手快速擁抱某個問題一小會兒，而不是被它“迷住”或是與它糾纏不清。正如我們在整本書中不斷指出的，這種對複雜性的逃避與反科學行為的其他原因類似的地方是，在很多情況下，它們都是適應環境的、有正面作用的態度。我們如果堅持搞懂生活中每一件事的技術細節，就會寸步難行。
電影《模仿遊戲》劇照。（2014）
一個人幾乎不需要對汽車引擎的工作原理有什麼認識，也能坐進車裡把它開走；也不需要充分理解大調與小調的關係、絃樂器的和聲，就能欣賞音樂的美妙；更不必寫下光合作用和植物氧交換過程的完整化學步驟，就能栽種一個花園的植物。除此以外，當我們需要當機立斷的時候，不要多想細節問題往往是最好的選擇。處理緊急情況最好的辦法是採取行動，而不是深思熟慮。
但是在為健康問題做決定的時候，不能處理科學細節的特質就會讓我們更容易接受精心包裝過的錯誤言論和口號。科學家、醫生和公共衛生專家對這種情況往往幫助不大，因為他們經常拒絕把問題解釋得清晰有趣。科學家們似乎總是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不是拿出只有他們才能理解的過於複雜的解釋，就是以居高臨下的姿態拿出過於簡單、包含的有用信息少得可憐的解釋。而且當真相十分複雜的時候，專家也容易堅持過於簡單的不正確觀念。
科學家需要更加努力地找到與非科學界人士溝通科學事實的最佳方式。這一點必須從改變兒童科學教育的方式開始——應該從單純的死記硬背變為理解科學如何實際發揮作用。通過專注於科學方法，我們可以開始教育人們如何接受複雜性和不確定性，如何質疑，以及如何提出正確的問題。
本文選自《認知陷阱 : 無論如何都想告訴你的科學真相》，較原文有刪節修改，小標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丨[美]薩拉·戈爾曼 傑克·戈爾曼
摘編丨安也
編輯丨宮照華
校對丨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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