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客戶端北京7月17日電(記者 上官雲)時下的熒屏裡，各類選秀節目總是賺足年輕人關注。對80後乃至更年長的讀者來說，“新概念作文大賽”也是類似難以忘記的青春記憶。它發掘了一批頗有文學才華的年輕人，張悅然便是其中之一。
她14歲開始發表文章，最初以青春文學被大眾所熟知，拿到第三屆“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後，選擇憑藉不間斷的創作，在文學圈站穩腳跟。
教書、寫作、編雜誌，她的生活始終沒有遠離文學。
一本“小說課”
最近，一本《頓悟的時刻》把張悅然帶回讀者的視線。這是她寫給閱讀者與創作者的“小說課”。
資料圖：張悅然。北京磨鐵圖書供圖
什麼促使作家動筆寫一篇小說？次要人物為何也要豐滿……包括《都柏林人》等經典書與暢銷書在內，她以另類視角對小說進行剖析。
聊到寫作過程，張悅然覺得寫《頓悟的時刻》比寫小說總體上更愉快：有了相對穩定的觀點，在書寫中不太會動搖，“我寫小說時總是很容易被新產生的想法吸引，這種誘惑很難抵禦。”
“修改小說時會和我的作品拉開一定距離，儘可能客觀審視，找出它在情節、人物等方面的不足。”張悅然並不會刻意在寫作時使用技巧，“寫作中，真正可以仰賴的還是作家的直覺。”
有人評價，《頓悟的時刻》是一本工具書。她把這當成是一種嘉贊，“其實這本書提供的只是一些建議，而且大多在審美的層面。對很多細心的讀者來說，他們早已發現這些美，只是在書中獲得某種確認和共鳴。”
“天性”不夠複雜的寫作者
喜歡文學的人，對張悅然名字很熟悉。她從14歲開始發表文章，寫出《水仙已乘鯉魚去》等一系列作品，在文學圈裡穩紮穩打，還創辦了純文學雜誌《鯉》。
故事性之外，她的小說擅長表現細微的感情。張悅然坦承，在自己早年的作品裡，很多人物都具有偏執和極端的人格，強烈但不復雜，“這是由某種年輕時代的審美趣味造就的，同時也和我個人的天性有關。”
“我時常覺得自己的‘天性’不夠複雜，甚至有點簡單。這在生活中可能是福氣，但對作家來說可能是個弱點。”她覺得，“這意味著如果我要成為更好的寫作者，必須學著去認識和理解他人、不斷去拓展心靈的邊沿。”
張悅然新作《頓悟的時刻》。北京磨鐵圖書供圖
《頓悟的時刻》裡，有一章講到亨利·詹姆斯的長篇小說《一位女士的畫像》，女主角伊麗莎白認知世界的外沿被黑暗所包覆，她的人生使命正是不斷用自我學習，來拓展認識、照亮那層黑暗。
“某種意義上說，我覺得自己和伊麗莎白很像，即便我不寫作，那也是我人生旅程的一種使命。”她如此描述道。
“作家”之外的另一個角色
寫作之外，2012年，在被聘為中國人民大學寫作班的講師後，教書也逐漸成為張悅然生活中一部分。多了一重身份，但並沒遠離文學。
“我的文學積累純粹是一個自我教育的過程，從未上過任何寫作課，甚至沒上過文學課。可現在我要教別人，並且還要相信這種教授是有價值的。”有一陣子，她不太適應教師這個新角色。
同學們的表現慢慢打消了這種顧慮。她開了幾門學校的公開課，選修這門課的學生大多熱愛閱讀和寫作，每次下課都追過來，想要繼續交流。
“我想，我的課如果能使他們在閱讀中發現更多有趣的事物、得到更多快樂，就感到很滿足。”她很快把課堂變成宣講文學的地方，談小說、聊寫作，憑藉多年積攢的經驗給出分析，努力想把文學帶進一個純粹的場域。
張悅然心裡清楚，將來這些學生大多並不從事文學相關的工作，也有可能因為忙碌和身負生活的重壓而逐漸遠離文學，“我所做的事，就是儘可能讓文學多留在他們生命裡一段時間。”
資料圖：張悅然攜新書做客2016年南國書香節 黃卓賢 攝
“文學需要根基和底蘊，在他們的年紀，這些尚且是可能去建立的。”身為教師，她覺得那是自己的責任。
“做好自己的事情，確信它有價值”
教書、編雜誌、寫書……現在，張悅然習慣了在教師、雜誌主編、作家三個身份中切換，日常生活被各種工作塞滿，基本都跟文學有關。
在“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而成名後，張悅然一度被稱為“美女作家”，出席各種活動。不過，她很快摒棄了類似頭銜，迴歸到寫作上來；日常舉止低調，但竭力維持一份屬於文學的寧靜。
她不去介意以往的一些標籤，“別人如何看待自己不重要，而且那些看法也在變化。舊的標籤失效了，可能還會有新的標籤。做好自己的事情，確信它有價值就可以了。”
需要做好的事情是什麼？其中之一，大概是實現與文學有關的夢想。如同她在長篇小說《誓鳥》後記中所寫的那樣，“是囈人，賣夢為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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