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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以軍:我是“外星人後代”

小說 中國新聞週刊

駱以軍:我是“外星人後代”

駱以軍長篇小說作品:《匡超人》《女兒》《西夏旅館》。

“殉道者”駱以軍

本刊記者/仇廣宇

有著爽朗笑聲的駱以軍太擅長講故事,再平淡的人和事經由他講出,都會沾染上一層淡淡魔力,把庸常生活賦予別樣意味。故事和故事之間連續而綿密,如同一千零一夜一般的奇幻世界層層嵌套,又無法與他的真實生活分開。

作家張悅然曾在一次對談中半“吐槽”半羨慕地說起她的這位朋友,說他能把開車去機場迷路這件小事演繹成一個“鬼打牆”的精彩故事,得出的結論卻是“千萬不要相信駱以軍的話”。

這些年,駱以軍在作家、兼職教師、Facebook上的“搞笑相聲演員”和居家男人的身份之間來回切換,雖然自認物質慾望並不強烈,但面對家人,他還是會對職業作家這份似乎已經衰落了的職業感到隱隱擔憂。但他仍然有那個理想,就是希望和其他小說家一起,用手中的筆建造屬於華人世界的中文“小說帝國”。

胯下開一個蟲洞

從2008年到2018年這十年間,駱以軍在臺灣出版了《西夏旅館》《女兒》《匡超人》三部長篇小說。或許是年輕時像“打NBA一樣”過度消耗,這十年間,疾病成了常客,他得了糖尿病、腰椎間盤突出,甚至還因為心肌梗塞當街暈倒。有一天,一個更奇怪且難以啟齒的病找上門來:他的陰囊上破了一個洞,很長一段時間痛苦不堪,輾轉多地求醫才痊癒。

許多與駱以軍同輩的華文世界的小說家都在四五十歲的時候生了奇怪的病,比如他的好朋友黃錦樹、董啟章都有此類經歷。再加上作家邱妙津等人的自殺,身邊同行的危機和自己身體的不斷“垮塌”,讓駱以軍在寫新作《匡超人》時,不斷在心理上面臨死亡的威脅,擔心這本書“成為最後一本書”。

也是這段時間,駱以軍偶遇了大學時啟蒙自己閱讀現代主義文學的老師、臺灣詩人楊澤。他想不到當年如此先鋒的老師,晚年竟然開始沉迷於另一個複雜神秘的、屬於中國古典文化的世界。楊澤帶領他走街串巷,去探那些名頭怪異的如同“鬼市”一般的老店,有茶館、有中醫理療店,有時是去開開眼界,有時是去為治療他身上那些“疑難雜症”。

楊澤提議駱以軍多多接觸屬於東方系統的文學作品,因為據他觀察,那些早早結束生命的青年作家,可能是因為從一開始就吸收太多後現代的尖銳扭曲氣息,“像一個運動員以違反原本生理構造的方式使用身體,或是一個英雄在被崇拜的同時,也必須獻祭自己”。相反的是,那些沉浸在舊式系統中的文人都挺長壽。

後來,駱以軍就乾脆想象著,他身上那個難以啟齒的“洞”,會不會像動畫片《Keroro軍曹》中的外星人,想攻打地球而設置了蟲洞,但因為座標計算錯誤,開在了地球人的“那個部位”?如果這個“洞”可以看到百年來中國人在“五四之後”心靈的混亂,可不可以用《西遊記》、孫悟空的“七十二變”來呈現這個故事的動感?這個腦洞一開就停不下來,居然成為了《匡超人》最主要的靈感來源。

《匡超人》以《儒林外史》中原本才氣德行兼具最終卻淪為汲汲於名利的市儈小人匡超人為書名,集合肆意想象、戲仿,構築了一個奇異的虛構世界。

駱以軍身邊還有一群稱為“衰咖俱樂部”的中年老大哥們,他以小說家的好奇觀察著他們,這些人也化身各種奇怪的面目出現在《匡超人》中——比如“老派”這個出鏡率極高的角色。他寫“老派們”的衰敗,寫這些老文人如《儒林外史》裡的那個角色匡超人那樣,在不斷髮展的大世界裡學習和傳播“混世界”“坑蒙拐騙”的技巧。

這一切又像索爾·貝婁的小說《洪堡的禮物》中描寫的20世紀30年代的芝加哥一樣,是一種對經濟突然爆發後人類生存狀況的觀察,只是地點換成了整個華人社會,時間變成了21世紀初。駱以軍一直羨慕大陸作家如阿城、劉震雲等人作品中對中國社會入木三分的描寫。而他作為經驗較為匱乏的作家,這一切在作品中都以變了形的奇幻面貌呈現。這部小說依然是信息量巨大,龐雜而跳躍的“駱以軍風”,許多章節都可以單獨拿出來當做短篇小說閱讀。

讀者對駱以軍小說的內在相似性有過討論,說他“一直在寫同一本書”,而這句話,在駱以軍看來反而是一種褒獎,“這句話蠻美的,我倒希望我的墓誌銘上可以寫上。”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臺灣《聯合報》在授予《匡超人》文學大獎時這樣評論:“以其強大的敘事引擎與綿密如病毒的語言,自《西夏旅館》《女兒》《匡超人》,其所繁衍的‘駱以軍崩壞體’至此修煉完備。”

駱以軍:我是“外星人後代”

駱以軍和家人。圖/受訪者提供

觀測複雜世界的“外星人後代”

祖籍安徽無為的駱以軍是“外省二代”,現在在南京還有親戚。他從小長大的臺灣永和,只能算是個“暫時性老家”。

永和原來是個小鎮,現在屬於新北市的一個區,距離臺北僅20分鐘車程。它的巷弄像迷宮一樣,有些甚至狹窄到只能一人通過。日據時期的老建築層層疊疊,像小津安二郎的電影畫面,又彷彿周星馳電影《功夫》中那種盤根錯節的老居民區。現在他回老家看母親,還能看到走過的慵懶貓咪,聽到有人用黑膠唱機放著鄧麗君的歌曲。

在與臺北一線之隔的“中正橋”周圍,最容易看到的是操著各種口音的、被駱以軍形容成“外星人”的“外省老頭”。到了大學他才明白,他是“外星人後代”。因此,這樣靜美又兼具煙火氣的地方,由於歷史感的缺失,註定也成不了馬爾克斯筆下的馬孔多小鎮。

駱以軍的父親是中文系教師,母親是職業婦女,他沒有張愛玲式的大家族親戚關係,不懂複雜的人情世故,生活和情感經歷都簡單。他那奇詭複雜甚至充滿禁忌的小說內容和他本人的真實面目似乎迥異。其背後的靈感蒐集過程,是如同捷克作家赫拉巴爾一樣的“人類採集者”,對一切興趣盎然卻又保持恰好的觀測距離。

從作品的變化就能看出,網絡在2010年以後成為駱以軍的靈感來源之一。那年,從沒碰過網絡的駱以軍,因為想知道大兒子每天“偷菜”是在幹什麼跑去觸網,結果兩個月的時間裡,他和大兒子一樣沉迷於“開心農場”,斥“巨資”在網上打造了一個豪華無比的農場。雖然這一事件以妻子對兒子發飆而告終,不過好處是他學會了打字和玩Facebook。

有段時間,網絡甚至有點擠佔駱以軍的閱讀時間,他對《鑑寶》《我是歌手》《最強大腦》《非誠勿擾》甚至《羅輯思維》等節目都瞭如指掌。但他也清醒地意識到信息爆炸背後的副作用。他說,網絡把小說所代表的人類複雜、多層次的感情都拆解掉了,那所有的悲傷、同情“如同一場煙花秀,炸一炸就沒了”。

還有一種辦法是去“偷”別人的人生。十幾年前有一段時間,一個禮拜總有兩到三天,駱以軍會應邀和“老派”那樣的老大哥們喝酒,與人聊天,有時回到家已經半夜兩三點,第二天白天按部就班接送孩子、寫作。但生病後那幾年他不再過酒肉穿腸的日子,而是彷彿被遷移到宇宙的另一個維度:他會定期和老師楊澤去喝茶,聽老店裡那些上了歲數的店主神侃。

在一間牙醫診所裡,駱以軍第一次讀到《上帝擲骰子嗎?》這本科普讀物,就迷上了薛定諤的貓、波粒二象性等物理問題。劉慈欣、韓松的科幻小說也讓駱以軍大呼過癮,後來,他把對時間和空間的理解,放進《女兒》《匡超人》這兩部長篇之中。

駱以軍總結出,小說家是最有角色意識的一群人,他們具有切換角色的自覺。他引用米蘭·昆德拉的話說,小說是“基於對於觀測人類存在形態的一種狂熱”。所以,駱以軍無論是看那些口水節目,還是讀量子力學又或者看人喝酒吹牛,他感興趣的無非都是那令人驚歎的複雜世界中的人。

小說沒死,帝國仍在

高中時駱以軍的角色是“小流氓”“壞人”,沒人認為他會成為小說家,讀大學後,“壞人”變成了醉心於文學的世界的“怪人”。20世紀90年代碩士畢業後,駱以軍居然成為了少數那種沒怎麼上過班,就直接當上職業作家的人。

“壞人”一旦下定決心,就有著好學生一般的用功,他用手抄的辦法將經典作品和詞句硬生生刻入自己的大腦之中——他說抄書是為了克服自己的閱讀障礙。他也一直堅持手寫稿件。時至今日,他還能脫口引用經典作品中的內容。他把20歲下定決心進入這一行,苦練10年才進入的那種精神,形容為“殉道”。

如今在臺灣,職業作家的生存比較艱難,出版市場幾乎養不起一個純文學作家。在駱以軍身邊的同輩或年輕一輩作家朋友中間,有人出過一兩本書就銷聲匿跡;有人花許多年升到正教授之後才有時間寫作;很多人沒成家,或者結婚了迫於壓力不要孩子。而他的上一輩作家對自己的職業似乎更有確定性,也更沒有生存的壓力。他借用了大江健三郎的說法表示,說到底,如今作家已不再是整個社會精神性的代言人——諸如動畫片導演或者Lady GaGa之類的人物才是。

駱以軍在大學兼職時接觸到的一些年輕人,要花大力氣去哄,他們才願意去看看書。但他對這種狀況十分理解,在他看來,小說是帝國的產物,而整個華文世界,無論大陸、臺灣、香港、馬來西亞,甚至不說中文的印度,早就在幾百年前就被西方掠奪了。“人們必須要努力超時工作,已經沒有足夠的文明(基礎),去擴張他們心裡的空間。”

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王德威曾定義過“華語文學”的含義,即以中國文學為座標,在不同的地區、國家甚至不同文化的場域裡面,以華語作為溝通的方式,以華語作為創作的媒介的文學。而在著作《當代小說二十家》中,王德威既論述了王安憶、莫言、葉兆言等大陸作家,朱天文、駱以軍等臺灣作家,也論述了來自馬來西亞的黃錦樹、李永平等人。

駱以軍就在這個華語文學的大框架之下展開寫作,早年苦練內功,如今卻面臨文學乏人問津的窘境。但這些“小說傳人”依舊想要透過文字建造屬於華人的文字帝國。“希望能夠進入到卡夫卡的場景中,進入到塞萬提斯的故事中,也希望能跟陀思妥耶夫斯基、馬爾克斯平起平坐。”駱以軍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曾經,臺灣大學附近的那些精美、文藝氣息濃厚的小咖啡館是駱以軍每天的工作室,如今,他的體力已經無法支撐在咖啡館久坐,只能在每天的固定時間,在旅館開個鐘點房寫作。但他和他為數不多的同儕,仍然日復一日,在被網絡和技術打碎的世界裡一點一點拼湊著小說的意義。正如同《匡超人》封底上寫的那段話:“我希望自己能贖償回年輕人對文學的希望,我希望人們在這相濡以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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