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新文化運動”也蓬勃發展，包蘊其中的“新文學運動”更是一往無前。時至1921年，“新紅學”應運而生，距今也已整整一百年了。
“新紅學”指以胡適為代表的新派嘗試以新的視野、史料、方法來重新研究《紅樓夢》的學術理念。“新紅學”的創立，以胡適於1921年撰述《紅樓夢考證》為標誌。可以說，“新紅學”是二十世紀紅學史上影響最大的紅學流派。胡適、顧頡剛、俞平伯等著名學者，皆為“新紅學”奠基者與開拓者；周作人、陳寅恪、吳宓等著名學者，雖未明確躋身“新紅學”陣營，可對於《紅樓夢》研究也不乏新見識，可稱廣義上的“新紅學”代表者。
與此同時，也應當看到，這一代“新紅學”大家名師，並不是隻顧史料文獻、不食人間煙火的“學神”。除卻在學術上對《紅樓夢》作者、版本、時代三個方面的字斟句酌，他們對《紅樓夢》小說本身以及小說人物，也自有一番嬉笑怒罵、性情各異的衷心品評。他們對此有著獨特的人性領悟與人生觀照，甚至於還要以《紅樓夢》人物自況自擬，把“讀後感”生生地做成了“人生觀”，把小說人物的一生真真地過成了自己的一生。
▲中國郵政發行的第三套《紅樓夢》特種郵票
胡適：最愛“尤三姐”，最厭“林黛玉”
1929年1月3日，時任中國公學校長的胡適由上海至杭州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第三次常會。次日上午9點，胡適參會並請辭董事一職；下午5時左右，會議便告結束。赴會之暇，胡適還參加了一次上海《鐵報》“如何評價《紅樓夢》人物”的民意測驗。
這一事蹟，從未見其日記或年譜記載，更無後人提及。但這的確是見諸當年報刊的確鑿記載，並非道聽途說、添油加醋的什麼“掌故八卦”之類。這一新聞短訊篇幅不長，卻將胡適在西子湖畔參加“紅樓夢人物測驗”的事蹟簡明記述了下來。胡適當時選擇的最愛者為“尤三姐”，理由是“因為她有點骨氣”，最厭者為“林黛玉”，理由則是“因為她刻薄小氣”。
▲尤三姐
胡適“最愛尤三姐，最厭林黛玉”的個人評價，也可稱一樁近代學林趣事與“紅學”逸聞。
須知，這一樁趣事與逸聞的可貴在於，一向以“史料考據”為學術旨趣的胡適，對包括《紅樓夢》在內的中國古典小說，大多隻評述小說本身的版本演變史及作者生平之類，始終強調嚴謹的考證方法與縝密的史料證據鏈，鮮有直抒胸臆，直接點評小說人物之舉。這一事蹟恰可證明，即使再講求客觀、理性看待文學史的學者，對待小說人物也總會有十分鮮明的主觀評價；或許可以終生不付諸論文表達，但還是有意無意地有所流露。
遺憾的是，由於記述簡短，無從獲知這一事蹟的更多細節。據查，1929年的《胡適日記》於1月5日這天中斷，至10日重又開記。會議期間，他在杭州逗留了幾天，不可確考，至少兩天，卻可肯定。在這兩天之中，據其日記所載會議議程之多，他本人還兼會議秘書，恐無法抽身閒逛；與《鐵報》記者侃紅樓、填表格，更無從說起。所以，會議之後次日，即1929年1月5日與《鐵報》記者晤面的可能性較大。或者說，1月5日至9日，胡適均有在杭州逗留的可能性，這期間也皆有與《鐵報》記者晤面之可能。
事過二十年後，時至1949年4月1日，仍有此次測驗當事人對此念念不忘，又撰寫了一篇題為《胡適熱戀尤三姐》的文章，來憶述此事。文中寫道：
十五年前滬上某銀行在杭州舉行之民意測驗，列舉一問題曰：“在紅樓夢許多釵裙之中，你最喜歡哪一位？”當時收到答案甚多，統計結果，最多人喜歡林黛玉，但在此堆疊成丘之函件，內有一封胡氏之親筆函，稱其於紅樓夢中人所喜歡者乃尤三姐，其列舉理由，稱尤三姐冷豔如冰，熱情如火，出汙泥而不染。雖難能可貴，主事者得此函後，曾大事宣傳一次，有一女讀者竟投函反問胡夫人是否喜歡柳湘蓮，惜胡夫人並未還答耳。但胡氏之熱戀尤三姐已為一時之佳話。
除了時間記憶略有疏誤之外，將二十年前的測驗誤作“十五年前”，文中提到的胡適親筆所寫“最愛尤三姐”之理由，較之《鐵報》報道者，還更為充分一些。譬如，胡適稱“尤三姐冷豔如冰，熱情如火，出汙泥而不染”雲雲，足可補充之前報道中僅稱的“因為她有點骨氣”這一句話評價。再者，此次測驗全民投票的統計結果，乃是“最多人喜歡林黛玉”，而胡適評出的“最厭林黛玉”，恰恰與“民意”相悖。
胡適這一事蹟，於後世讀者而言，可視作趣事或逸聞，茶餘飯後聊作談資，亦無不可。另一方面，對於所謂“紅學界”而言，“新紅學”開創者胡適的相關事蹟研究已頗見規模，且早已推出《胡適紅學年譜》，這一事蹟或還有“入譜”之價值。
周作人：最愛“晴雯”，最服“鳳姐”
周作人不是“紅學家”，但作為資深讀者與新文學作家，他對《紅樓夢》自有獨特評判。僅就《紅樓夢》中的小說人物品評而言，他曾明確提出過“最服鳳姐”與“最愛晴雯”的觀點。周氏曾提道：“我讀《紅樓夢》前後大約有兩三次，心裡留下的印象也還相當清楚，我所覺得佩服的只有王鳳姐，喜歡的只有晴雯。”
▲晴雯
這一評語，出自1949年12月6日《亦報》刊發的周氏所撰文章。當時，周氏閉門讀書，心無旁騖，悠然憶述過往的讀書生涯，並將其多年的讀書心得，於筆下娓娓道來，付諸點滴文字之中。
周作人之所以這樣評判紅樓人物，乃是從“人的文學”立場出發，從小說人物創作路徑考察。他解釋稱，鳳姐與晴雯“這兩個人雖然是在榮國府大觀園裡，但是假如換上一個背景，放在城市或鄉村的平民社會裡，還是一樣的可以存在，可以發揮她的特色的”。隨後，他又進一步指出，《紅樓夢》中的人物塑造與刻畫，其原型即使在三百年後，仍然有千千萬萬的存在。換句話說，紅樓人物在後世的中國仍然大量存在，紅樓人物就是中國人人性的模板。這一觀念，周氏如此解析：“《紅樓夢》所著力的地方是描寫那些女人的性格行動，這雖是三百年前的模型，在現代也盡存在，有如那樣隨意的賈母，能幹的鳳姐，深心的寶釵，嬌性的黛玉，刁惡的襲人與率直的晴雯等，隨處可以見到一鱗半爪，這非得有社會上的大變動是不容易改變的。”
周作人始終認為，《紅樓夢》最令其佩服，也是寫得最好的人物是“王熙鳳”。他在《小說的回憶》中寫道：“正冊的二十四釵中，當然秋菊春蘭各有其美，但我細細想過，覺得曹雪芹描寫得最成功也最用力的乃是王熙鳳，她的缺點和長處是不可分的，《紅樓夢》裡的人物好些固然像是實在有過的人一樣，而鳳姐則是最活現的一個，也自然最可喜。”無論是“最活現”與“最可喜”的鳳姐，還是“野性宛然在”的晴雯，在周氏眼中，都“像是實在有過的人一樣”，這正是“人的文學”的旨趣所在，文學中的人物，必得有人情，有人性，有人味兒。
陳寅恪：“林黛玉”不如“杜麗娘”
再來看陳寅恪，早在1919年“新紅學”還沒創立之際，已近而立之年的陳氏在哈佛大學對友人吳宓講述“五等愛情論”的個人經驗。這番高論，就與《紅樓夢》中的人物有著密切聯繫。
這位後來的史學大師、國學導師，以小說人物為例，把愛情分為幾個不同的層次，並把《紅樓夢》中的“林黛玉”列於《牡丹亭》中的“杜麗娘”之後，排在了第二層，“司棋”則排在了第三層。
▲林黛玉
陳寅恪認為，最偉大、最純潔的愛情應當是完全出於理想，所謂“情之最上者，世無其人。懸空設想，而甘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麗娘是也。”這樣的愛情現實中是沒有的，只有在文藝作品中才能發現。《牡丹亭》就是這樣一本千古絕唱的劇本。第二個層次的愛情是若真心愛上某人，即便不能結合，也為其忠貞不渝，矢志不變。如林黛玉以及古代那些未嫁的貞女等。《紅樓夢》也正是這樣一部痴人說夢式的理想主義小說。第三個層次，則是“曾一度枕蓆，而永久紀念不忘，如司棋與潘又安。”這又是《紅樓夢》中的稍具現實主義色彩的例子了。第四個層次，才是人們平常最多見也最為推崇的，普通民眾通常都可接受的愛情與婚姻模式，即終身為夫婦而終身無外遇者。這樣的婚姻生活以平淡為基調，以穩定為最高準則，為愛而生、為愛而死的戲劇性與故事性縮減至最低值。至於第五個層次，則純粹是貪圖慾望。
在陳寅恪的擇偶觀中，重心是在學術上的登峰造極，而絕非為了一己之情愛。他的擇偶觀是落在戲劇、小說與文藝作品之外的現實抉擇，作為一生以追求卓越學術成就的大學問家，他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去追尋愛情的理想國。
1926年，35歲的陳寅恪結束了國外求學生涯，歸國出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與王國維、樑啟超、趙元任一起並稱“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由於長期以來潛心學業、心無旁騖，加之陳寅恪認為自己體弱多病，恐累及他人，故一直未婚。這時，其母親俞氏已逝世，父親陳三立一再催促其速速成婚，但陳寅恪始終未承允。在親友及學院同仁的多番催促與大力撮合之下，到了1928年，歷經三年“催婚”的國學導師，方才與唐篔在上海結婚。這一年陳寅恪38歲，唐篔30歲。
從此，他們攜手白頭，至死不渝。其間歷盡劫波、同舟共濟，自不必贅言，其情感與婚姻，足可稱學界典範，亦毋庸置疑。那麼，使後世讀者頗感興趣的，無非是這樣的結合，如果按照陳氏的擇偶觀來看，又屬於第幾個層次呢？
誠然，可以為一代名妓柳如是作別傳的陳寅恪，從學術理想上看，似乎嚮往的是前兩個層次的“佳偶”。但這兩個層次都不屬於正常的世俗婚姻，也不可能為一介書生提供一個穩定安逸的家庭生活。退而求其次，第三個、第四個層次的擇偶觀，才符合常態下的世俗婚姻。陳寅恪的身份是現實中的學者，而非戲劇、小說中的俠客與痴情公子，他的婚姻只能定格於安穩的世俗婚姻而已。與同是“海歸”精英的胡適相比，陳並無包辦婚姻之催迫，並沒有一歸國即完婚的約束，原本是有自由戀愛的空間與時間的。奈何親友“催婚”之下，歸國三年即成婚；與唐篔的結合也是經同仁介紹，認識之後不久即完婚，並無什麼戀戀風塵的浪漫歷程。曾經做過許廣平老師的唐篔，就此成為陳的賢內助，甘於為夫君的學術生涯默默奉獻。
吳宓：初擬“妙玉”頗自喜，終了最愛是“紫鵑”
提到陳寅恪，免不了就會想到吳宓。二人本即摯友，早在哈佛大學就讀期間，陳、吳二人與湯用彤便被譽為“哈佛三傑”。歸國後，吳宓乃清華大學國學院創辦人之一，而陳氏則被聘入國學院任導師。二人可謂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
▲吳宓
據說，陳、吳二人的交誼，還是因一首關於《紅樓夢》的詩而致“友情益摯”的。早在1919年，也就是陳與吳談起“五等愛情論”之際，吳恰又在哈佛演講《紅樓夢新談》，陳為之作詩題詞，足見陳、吳二人確因《紅樓夢》互引知音、締為摯友。事實上，吳宓不但個人極愛讀《紅樓夢》，學術上也曾著力研究《紅樓夢》，還將研究心得作為授課內容，在大學課堂上多次講述。稍稍翻檢上個世紀的一些舊報刊，不難發現，這位曾經以西洋文學研究及國學傳承為己任的吳教授，一度以“紅學家”身份，頻頻亮相於課堂與報道之中。
譬如1949年11月24日的重慶《大公晚報》之上，就刊發有一條題為《紅學專家講紅樓夢》的簡訊，報道稱，“吳宓教授將應南泉新專學生請，赴該校講‘紅樓夢研究’”。那麼，當時吳宓怎麼會滯留在西南後方，怎麼還在重慶任教授課呢？抗戰期間，吳宓先是代理西南聯大外文系主任，後來又到成都燕京大學任教，抗戰勝利後，他為何沒有隨校遷返北平，為何還要在西南一隅講授他的“紅樓夢研究”呢？
原來，抗戰勝利之際，吳宓即有意擇居後方，決意遠離中心城市，以期靜心專注於學術研究，不再受世事紛擾。1945年9月，吳宓到四川大學外文系任教授，1946年2月，又推辭了浙江大學、河南大學要他出任文學院院長之聘約，到湖北武漢大學任外文系主任，1947年1月起主編《武漢日報·文學副刊》一年。其間，清華大學梅貽琦一再邀其返歸北平任教，1949年廣州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以其摯友陳寅恪為號召，力邀其出任該校文學院院長……面對這些紛馳南北的盛邀，吳宓一律未允，竟於1949年4月底飛赴重慶相輝學院任外語教授，還兼任樑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學院文學教授，算是正式入蜀定居了。
正是在入蜀定居之初，吳宓開始重拾其多年研讀《紅樓夢》的心得，開始樂於講授並研討《紅樓夢》相關專題了。時間回溯到1949年5月24日，《大公晚報》上就刊有一組總題為《遠鄉同學紛作歸計，吳宓教授講紅樓夢》的簡訊，專門報道重慶相輝學院內的師生動向。
試想，在國民黨政權行將崩潰的情形之下，“陪都”重慶各大院校人心浮動，相輝學校已然有二百餘學生離校，剛入校任教不久的吳宓，卻一改平時“很少活動”的生活狀況，應邀去做主題為“紅樓夢”的講演了。這樣的做派，如果不是極愛《紅樓夢》者，恐怕是很難做到的。
事實上，還在武漢大學任教期間，吳宓便已顯露出濃厚的“紅學”興趣，圈子內外都漸以“紅學家”視之。1947年3月6日，吳宓更將其《紅樓夢》讀書心得全盤託出，撰成一篇長稿，公開發表在了武漢《力行日報》之上。此舉倒不是為了給學生們授業解惑，也不是為了與別的“紅學家”切磋研討，最初的起因，只是為了澄清朋友圈裡一度稱其為“妙玉”化身的戲談。此文開篇首段，明確表達了為文初衷，吳宓這樣寫道：
昔年在清華園中聚餐，同座諸友以《石頭記》中人物互擬。劉文典教授以宓擬妙玉，謂宓“氣質美如蘭，才華馨比仙”，我實愧不敢當。然心中亦頗自喜。南渡後，居昆明，乃改《世難容》曲，以自悼自況。於是世傳宓嘗妙玉雲雲，其實非也……然宓於《石頭記》中人物，所最愛敬而“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者，厥為紫鵑。
▲紫娟
原來，吳宓在清華任教時，曾與諸多友朋以《紅樓夢》中的小說人物相互比擬。這就類似於近現代文化圈裡曾流行一時的什麼“文壇點將錄”、“畫壇點將錄”之類，是將文學文藝領域內的一些傑出或活躍人物，用《水滸傳》一百零八將的名目來加以比擬。而吳宓一幫人，則是用《紅樓夢》人物來加以比擬的，自然又別有風趣。
清華友朋之中，著名學者劉文典將吳宓比擬為“妙玉”。吳宓雖“愧不敢當”，“然心中亦頗自喜”。這相當於說，吳宓當時是表面上謙稱不可，而內心卻對這樣的比擬感到“自喜”的。“七七事變”爆發之後，吳宓隨清華師生南遷至雲南昆明，一度仍以妙玉的精神氣質“自悼自況”。不過，情隨世變，時過境遷，在流徙西南後方的後半生歷程中，吳宓終於發現，原來自己最愛是“紫鵑”。
於是，吳宓寫成了這一篇《論紫鵑》，在武漢的報紙《力行日報》上全文發表了出來。此舉一方面要說明自己從精神氣質與情懷寄託上而言，已不是先前友人們評說的那樣接近於“妙玉”了；另一方面，則是要表達自己確實非常推崇“紫鵑”的情懷與操守，如果可能的話，自己的後半生更願意盡力做一位像“紫鵑”那樣的人物。
之所以那麼推崇“紫鵑”，吳宓的理由非常充分：簡言之，這是一位忠於理想的人。認定“紫鵑”是一位忠於理想的人，乃是出於其傾心愛護、全力守護“林黛玉”之故。吳宓為之解釋稱：
《石頭記》一書所寫之理想精神，為“美”與“愛情”，而此理想與此精神完全表現寄託於林黛玉之一身。林黛玉者，美與愛情之結晶也。黛玉既為此理想與精神之代表，不得不終生憂傷憔悴痛苦呻吟，而彼時大觀園中能同情而贊助林黛玉者誰乎？曰：紫鵑一人而已。
▲《焚稿斷情圖》，清末彩繪，描寫林黛玉焚燬詩稿，紫娟陪伴在旁。
一番解釋之後，吳宓遂列舉《紅樓夢》回目中關涉紫鵑的多處情節，逐一點評其“忠於理想，甘為理想犧牲”的種種事蹟，可謂讚佩之至。文末，吳宓向親友世人宣稱：
詩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實敬愛其人。吾願效絜紫鵑，且願引紫鵑以自勉，終吾之餘年也。吾親吾友，欲知宓者，請睹紫鵑！
這一文末宣言，足見這年過半百的吳大教授，的確已將“紫鵑”視作了自己的靈魂楷模，確實是愛“紫鵑”愛得深沉啊！
聯繫到吳宓晚年的景況，那“忠於理想”的甘苦自知，那近於“紫鵑”的生涯行跡，既可謂一語成讖，亦可謂求仁得仁。當然，這樣的比擬與說辭，幾乎又回到“索隱派”的做派，那是“舊紅學”的老套，可不是“新紅學”的旨趣。在此，權作題外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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