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筆者第一次見遲子建。
酒店大堂登記入住的人群中，出現一個靈動的身影。口罩遮住了大半張面容，但眼睛彷彿會說話。
在接下來一個小時的專訪中，她談了新作《煙火漫卷》，談了她一貫珍視的天上生靈與人間煙火，談了旅途中所見的渾然一體的風與雲月與“我”，談了“遲子建”筆下的女性形象，談了文學對“美”的永恆追求。不似作品的沉鬱悲愴，現實中的她輕盈而美好。筆者對她的採訪，便在北京白露時節，臨近傍晚高聳入雲的秋色中進行。
遲子建近照
仍是寫北方大地上悲愴的命運
問：您此前寫過特殊歷史時期的芸芸眾生，寫過邊疆山民的愛與性靈，寫過小鎮人物命運的交織，寫過城市百年前的瘟疫，為何在《煙火漫卷》中，會將“尋子”作為主題？
答：“尋子”作為主題，這一表述不太正確。“尋子”不是主題，而是長篇小說的線索，是作家的有意為之。它將發生在主角身上的上山下鄉、高考恢復、知青返城、改革開放等歷史事件節點與當下現實聯結起來，將哈爾濱百年內曾經發生過的日俄戰爭、抗日戰爭、猶太人遷居史等滄桑變化與今天的城市發展聯結起來，將山川自然、大地生靈與城市風貌、人間煙火等聯結起來，是一個貫穿全文的結構。與我過去諸多作品一樣，《煙火漫卷》其實寫的還是北方各類人物的命運交響，寫大歷史環境下城裡的人、小鎮上的人，中國人、猶太人、俄羅斯人後裔和日本戰爭遺孤等種種的人。
問：主角劉建國，弄丟的不是自己的孩子，而是好朋友於大衛的孩子；行文至結束時，劉建國發現自己也是一個被領養的孩子，為何會作這樣的安排？它對人物的命運與性格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答：我們在尋找別人的時候，其實往往不知道自己也可能是被尋找的對象。你能確切知道自己的來歷嗎？從生命的自然屬性上，我們知道自己來自父母，從精神層面來講，我們有另外的來處。文中的尋找是指血緣關係上的尋找，也指精神的尋找。在寫劉建國尋找孩子前，我在開篇埋下了一條線，將他的身份設定為被中國夫婦收養的日本戰爭遺孤，在最後揭曉這個謎底，讓大家知道這是一個身世也很悽慘的人。他的一生已如交響樂裡悲愴的一章，因為丟了朋友的孩子黯淡無光，而他的命運則更為悲愴。這種悲愴是歷史造成的，是戰爭造成的。我其實對他是滿懷同情的，正如文裡所寫，生命本身是無罪的。
問：在寫這場跨越全省的尋親過程時，您筆下自然而然地關照了城市改造與發展、下崗職工生活、出獄人員再就業、傳統文化在城市面臨的困境（在需要舞臺進行表演的二人轉演員看來，西餐廳裡黑色的鋼琴儼然一個巨大的骨灰盒）等，也自然而然地從猶太裔、日裔華人當下的處境探尋哈爾濱曾經的歷史。您認為，作為一名作家，該如何描寫現實？觀照現實？
答：我的確寫到了這些。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在寫黃娥這個女性時，交代她為什麼來城市，是因為陸路交通替代了水路交通，影響了她的命運。這是現代化進程中必不可少的環節，代表著工業文明對自然的侵蝕，代表著一種詩意生活的終結。在寫作時，我力求做到每一處筆墨都是有用意的。你讀出的這些方面，對我而言，挑戰最大的就是將它們進行融合。每一個人物必須要承載於他/她而言適當的內容，符合角色身份和年代特徵，這是有難度的。以《煙火漫卷》裡的俄羅斯人伊格納維奇為例，我看過歷史資料，知道那個特定年代曾在哈爾濱生活過後來回到蘇聯遭受厄運的人，所留下的遺物中，唱片還會發聲，更讓人覺得生命是多麼的蒼涼啊。構造一個長篇小說，是需要這些細節來進行支撐的。這樣的作品，才會是一個血肉豐滿的作品。
描寫現實的前提是熟悉現實、掌握現實。對作家而言，需要穿一雙舒服的鞋，用腳去丈量能夠企及的大地。我特別喜歡看雨後的雲，那種絢爛、那種熱烈，那種融合碰撞、千姿百態，簡直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生命世界在眼前鋪展開來。看過之後，下筆的時候，心裡會有無限風雲。在這個基礎之上，還要有心靈世界的深度，要有洞察力。否則再五光十色的生活，也不可能展現出來。這種深度，是需要通過讀書、通過審美的提升、通過對藝術優雅詩意的表達、甚至通過悲憫情懷來造就的，以此實現對現實生活美好的照映和昇華，使世界得變得有情、有色。
《煙火漫卷》
遲子建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人需要救贖
問：您最終給尋親安排了一個完滿的結局，既寫尋親者的痛苦惶惑，也寫偷嬰孩的人多年的不安。您塑造劉健國以殘存的餘生去償還年輕時犯下的罪惡。在《群山之巔》中，您也塑造了一名角色用餘生去補償自己年輕時的投毒對象。
在文學作品中對“善”有所向往，對“惡”有所撻伐，對不公有所矯正，似乎是您表達自身義理觀念的一種方式。您認為，文學於現實而言，有何“用”？
答：“救贖”是我的作品一貫關注的主題。與大自然雨雪交加一樣，人生複雜、人性複雜，善惡交織。我筆下的人物，沒有絕對的善，也沒有絕對的惡。人需要有贖罪感，或對歷史，或對人生，或對自然，我們總會在不經意間犯下這樣那樣的錯誤。我希望筆下的人物，在他們的晚年能夠實現靈魂的救贖。比如《煙火漫卷》中偷嬰孩的煤老闆希望以物質補償劉建國，把自己公司百分之三十的股份給劉建國，而劉建國想要補償的卻是武磊，實現精神的救贖，用自己的餘生去陪伴武磊。在結尾處，我沒有寫武磊接受與不接受，原諒不原諒劉建國，只是寫月夜之下兩個男人的哭聲，寫更加熱烈的劈柴燃燒的聲音，寫出命運的蒼涼感，人生的孤寂與隱隱的暖意，我覺得這是對這個長篇而言最好的結局。
問：女主角黃娥看似不忠，丈夫亡故後，卻發現自己對丈夫懷有愧意，發現往日平淡的日子埋藏有溫情，甚至願意為他赴死。您如何看待黃娥？她與您往日故事裡的女主角，有哪些相似，有哪些不同？
“遲子建”筆下的女性，呈現著一些怎樣的特徵？
答：黃娥是一個“自然性”的人物。我在中篇《逆行精靈》裡寫過類似的一個人物。這種人只有在遠離城市、貼近大自然的地方才會出現，她是精靈的一種。只有在船上，在霧濛濛的時刻，在單獨送人的時候，她的情慾才會被喚醒，會渴望別的男人的懷抱。她會向丈夫坦誠自己的越矩，在他死後又有為他赴死的決心；她想給雜拌兒尋覓一個負責任的養父，一條一條列出她身後雜拌兒需要注意的事項，這是身為母親的天性；在來到哈爾濱，遇見翁子安之後，她又沒有了赴死的勇氣，她是一個很複雜的人。本質上，她是一個自然純樸，更接近人的本能和本性的人。這種自然性的人是怎麼終結的呢？是高速路興起後，水路交通被陸路交通取代了，不通航了，她人生的航船就此停泊。我寫過很多的女人，每個女人都不一樣。若說從整體上來看有什麼特徵，大概她們都是有尊嚴的人。
世界皆是煙火
問：您在《悲傷和苦難之上，從不缺乏人性的陽光》一文中，曾描寫在列車上見到的漫天煙火。書名《煙火漫卷》裡的“煙火”，是否就是人間煙火的意味？
答：這個解讀是對的。除了人間的煙火之外，還有天上的煙火和地下的煙火。天上的煙火是小鷂子的煙火，比如晚霞，這是生靈的煙火。地下的煙火是盧木頭的煙火，是另一世的煙火。他雖然葬身鷹谷，但他的帽子可以被鷹銜著，從山谷落至河流，匯入鬆花江，悄無聲息來到哈爾濱，在妻子的眼前重現，一個死去的人以這樣的方式重回人間。文中我還寫了一個腫眼泡的男人，在醫院門口給死去的妻子拉手風琴，他說人的耳朵，能聽下輩子的故事。而現實的人間煙火呢，這部小說寫了哈爾濱的夜市、早晚高峰的車流人流、燉鍋裡熱氣騰騰的燉菜，甚至是那輛愛心護送車上垂危的病人……這些都從不同側面，告訴我們生命浩瀚，宇宙洪荒，萬物有靈，世界皆是煙火。
問：作家蘇童曾評價：“大約沒有一個作家會像遲子建一樣，歷經二十多年的創作而容顏不改，始終保持著一種均勻的創作節奏，一種穩定的美學追求，一種晶瑩明亮的文字品格。”這一次，《煙火漫卷》如何達成它對“美”的追求？
答：蘇童在北師大我的駐校作家研討會上做主持時，又聽到別人提到這句話，他調侃說，現在已經是三十多年過去了，遲子建依然如故。如何實現對美的追求？在《煙火漫卷》裡，我沒有把死去的人僅僅裝進骨灰盒，而是“葬”在了另外的天地。如盧木頭葬在了鷹谷，劉光復骨灰的一片，被撒進了鬆花江。這都是他們靈魂該去的地方。一個好的作家，從文學層面來說，不能貿然把死去的人僅僅裝進骨灰盒，而要讓骨灰有所歸屬。我們可以把骨灰寫得像雪花一樣漫天飛舞，同樣我們也可以將生靈寫得像塵埃一樣在人間飛卷，變成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能看得見、感受得到的事物，這便實現了文學對美的追求。除此之外，在犯了罪的人的身上，能看見一個剎那的美好，哪怕如煙火般短暫，這也能夠實現對美的追求。
在後記裡，我寫在夜裡的列車上，遇見一個蕭瑟小城裡，一場殊為燦爛的煙火。我真的覺得，這是穿行在人間所遇見的一個特別美好的瞬間。在無邊無際的黑暗中，看到了彷彿地層深處噴涌而出的如花絢麗。這種從綻放就宣告結束的美好，攝人心魄。所以回到哈爾濱後，我給小說中的劉建國，放了一場煙火，結束了他在小說中的旅程。
旅途中所見的煙火之美，雖然短暫，但有的時候，卻是永恆的。希望我的《煙火漫卷》，能夠給讀者在人生的旅途中，送去微光。
（光明日報全媒體記者韓寒採訪整理）
來源：光明日報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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