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中心的雲南中路是一條南北走向的小馬路，四周是繁華的商圈。在雲南中路171-173號有一處曾經叱吒風雲的地下黨中央機關——中共六大以後黨中央政治局機關。在大革命低潮時期，該處是共產黨在上海存在時間最長、層次最高、中央領導人到過次數最多的一處機關。
“福興商號”的老闆和老闆娘
1927年4月初，中共中央從上海遷往武漢，但武漢旋即發生“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同年10月中共中央被迫遷回上海。
在白色恐怖的險惡年代，要在十裡洋場的上海找到一處秘密的黨中央辦公機關著實不易。經審慎考慮，黨中央將這一任務交給熊瑾玎去完成。他富有理財經驗，又善於交友，對革命忠誠。1928年4月，熊瑾玎由漢口轉移至上海後經李維漢接上了組織關係，幾經奔波找房，終於在公共租界滬中區四馬路（今福州路）雲南路口447號租下一處坐西面東的二層臨街房子。這一排普通民居的底樓為生黎醫院，隔壁是至今存留的天蟾舞臺，劇院西側一條小弄堂的後門，有一個水泥樓梯可以直接進入二樓房間，不必經過底層的生黎醫院，對面有一座妓院，可謂是公共租界燈紅酒綠的混雜之地。
中共六大後（1928年-1931年）中共政治局機關所在地，地點在上海福州路近雲南路口，天蟾舞臺旁邊。此照攝於1946年8月 祝華拍攝（周公館工作人員）
根據周恩來提出的白區工作要堅持社會化和職業化的原則，熊瑾玎在房子外面掛起“福興商號”的招牌，以商人身份經營湖南紗布，平時在機關內坐莊忙於接洽各種經營業務，與各界人士打交道。中共六大後熊瑾玎擔任中共中央的第一任總會計，為籌集經費和建立聯絡點，他開了三家酒店、一個錢莊，還同毛澤民經營了“集成印刷廠”，同錢之光經營了一個織綢廠，與曹子建經營了一個小洋貨店，還入股一家大型布店。這些經營收入，他都拿來用作共產黨的活動經費，自己則過著極為簡樸的生活。
為了便於工作和掩護革命活動，熊瑾玎報請中央審查批準之後，該年夏天將在漢口互濟會工作的朱端綬調來協助他工作。朱端綬1924年曾在長沙女子師範學校就讀，而此時熊瑾玎擔任該校校委，因而對朱端綬的勤學聰慧留有深刻的印象。在上海相處的幾個月中，兩人朝夕相處，建立了真摯的感情。熊瑾玎見這位年輕俏麗的姑娘竟有較深厚的文學修養和高純的品格，內心愛意漸濃。周恩來了解這些情況後，有意促成他們的婚事。這年中秋之夜，周恩來與李維漢、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在“福興商號”開過會後，熊瑾玎與朱端綬在四馬路川菜館籌辦了一席酒菜，大家一起飲酒賞月。席間周恩來提議說：“瑾玎同志是我們革命的‘老闆’，現在還要有一位機靈的‘老闆娘’。我看端綬同志擔任這個角色很合適。”李維漢、鄧小平等均附議贊成。朱端綬靦腆地說：“如果黨需要我這樣做， 我就一定當好‘老闆娘’。”從此，“老闆”和“老闆娘”在黨內叫開了。熊、朱兩人成為眷屬後，熊瑾玎特賦詩贈予妻子以表心跡。詩曰：“少小朱家子，超然思不群。操勞孟慎德，俊麗卓文君。一見情如故，相親意更殷。同心今締結，共度百年春。”新中國成立後，朱端綬在《自傳》中也回憶：“瑾玎對我一往情深。中央組織部長周恩來曾來做我的工作。同瑾玎一起‘生活’了3個月，我看出他是一個品德高尚的人、真心實意的人……從此我和瑾玎攜手前進，並肩戰鬥了45年。”
1946 年下半年，熊瑾玎、朱端綬重返機關舊址時在房間內合影。 祝華拍攝
為了確保機關的絕對安全，夫婦倆防範十分周密，平時不忘記以在窗口或門口掛籃子等方式作為聯絡警示信號。熊瑾玎白天做生意，幹革命，晚上忙著秘密工作，常常徹夜不眠。“老闆娘”朱端綬則跑交通、洗印抄送文件，在開會時燒開水、做飯等。朱端綬曾回憶說，自己外出送文件時特別小心，有時將文件藏在小孩尿布裡。
叱吒風雲的中樞機關
中共六大後，黨中央在上海的一項重要任務，是要進行艱難的組織恢復、整頓和重建工作。中共中央各部門相繼秘密建立起來。當時，中共中央組織部秘密機關設於成都北路愛文義路小菜場旁兩層樓內，部長先後是周恩來、羅登賢。中共中央軍事部秘密機關設於上海法租界新閘路經遠裡。而雲南中路“福興商號”的中央政治局機關，是中樞機關。
“福興商號”二樓樓面有三間，約100平方米，可作中央政治局開會的場所。當時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議幾乎都在這個機關內召開。開常委會人少，用一間；政治局擴大會人多，兩間房子都用上。會議的內容是事先定好的，都是些帶有全局性、重大的事項，如工人運動、國內形勢、經濟問題、應對局勢的策略、方針及工作方法等。一些黨內問題，如順直省委、江蘇省委問題的解決，中央對各地紅軍發出的重要指示，中共六屆二中全會、三中全會準備工作，均在此討論、醞釀。
“福興商號”布莊室內復原圖
中共六大後的政治局常委由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徵、項英、蔡和森五人組成，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的向忠發，其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有限，在實際工作中難以起主要決策作用。在這一階段的大部分時間內，周恩來實際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負責人。周恩來在1928年11月初由莫斯科回國，政治局會議立即決定：“新中央的工作計劃由豪 (周恩來)起草提出。”當時前來雲南路出席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會議的人員，據李維漢、黃玠然的回憶，有向忠發、周恩來、李立三、項英、瞿秋白、彭湃、鄧小平、黃文容、李維漢、徐鈞根、顧順章、李富春、關嚮應、羅登賢等。周恩來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先後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和中央軍委書記，幾乎每天來這裡辦公。
時任中共江蘇省委領導的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一書中提及當年開會的情景：“開會的同志從天蟾舞臺西側雲南路的一個樓梯上去，就可以直到開會的房間。房間窗前有隻小桌子，供開會記錄用。”曾出席過幾次“福興布莊”內舉行的政治局會議的黃玠然也談到，每次討論的問題都由主管這一工作的負責同志作中心發言，其他同志圍繞發言談看法、意見。發言最多的是周恩來，他了解情況多，分管的工作多，準備又充分，事先寫好發言提綱，發言中涉及最多的是蘇區工作和軍事鬥爭。
那時，鄧小平擔任中共六大後的中共中央秘書長，也常來這裡佈置黨中央的日常工作。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共中央秘書處，下設文書科、內交科、外交科、會計科和翻譯科共五個科。工作範圍包括中央文件的刻印、密寫、收發和分送，中央和順直、滿洲、湖南、湖北、廣東、廣西等地黨組織的聯繫，建立全國秘密交通網，黨的經費收集、匯兌和管理，以及與共產國際的聯繫。可謂環境險惡，事情繁雜，任務艱鉅，鄧小平充分發揮了他“一號大秘”的才幹。
鄧小平辦事機敏幹練。他以雜貨店老闆、古董店老闆等職業為掩護展開工作，這些店鋪實際都是中共中央機關所在地。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中央領導人經常需要變換居住點和改名換姓。領導人之間彼此不知道住處，秘書長鄧小平則要掌握所有中央領導人和各處中央秘密機關地址。並且，也只能由他一個人掌握。
因此，鄧小平對上海的大街小巷、縱橫交錯的弄堂非常熟悉。新中國成立後視察上海時，他還能叫出很多街道的舊名。在上海的工作相當危險。鄧小平回憶說：“我們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的艱苦，那是吊起腦袋幹革命，我們沒照過相，連電影院也沒去過。”
中共“六大”以後黨中央政治局機關舊址銘牌
他曾有兩次與死神擦肩而過。一次是1928 年4月15日上午，鄧小平與羅亦農接頭。兩人談完工作，鄧小平剛走出房屋的後門，租界巡捕就從前門闖入。他看見門外一名扮成鞋匠的中央特科成員悄悄用手一指，就知道出事了，馬上快步跑開。還有一次，中央特科得知租界巡捕發現了周恩來寓所，就讓相關人員緊急撤離，但同住的鄧小平因外出辦事無法通知。當鄧小平返回時，剛敲門想進去，屋裡搜查者中的一名中央特科內線故意答應一聲，他一聽門內的聲音不對，立即轉身就走。事隔多年之後，鄧小平還回憶此情形：“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兩次危險。那個時候很危險啊！半分鐘都差不得！”
在滬工作期間，鄧小平和張錫瑗結成夫妻。張錫瑗與鄧小平既是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又是在中共中央秘書處的同事，兩人志同道合，情趣相投。1928年春節後的一天，他們的簡樸婚禮在上海廣西路（今廣西中路）四川館子“聚豐園”舉行，周恩來、鄧穎超、李維漢、王若飛等30多位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的同志參加。此後半年多，鄧小平夫婦與周恩來夫婦一起住在一幢石庫門房屋裡，周恩來、鄧穎超住在樓上，鄧小平、張錫瑗住在樓下。逢周恩來、鄧小平一起去外地辦事，張錫瑗就會在夜裡到樓上陪伴鄧穎超。
1929年夏，鄧小平按照黨的指示，告別妻子張錫瑗，作為黨中央代表秘密前往廣西，與張雲逸、韋拔群等領導百色起義，開闢右江革命根據地。1930年，鄧小平奉命回上海向中央彙報工作，這時張錫瑗正住在上海寶隆醫院，準備分娩。後來，孩子難產，好不容易生下孩子，可張錫瑗卻得了產褥熱，因當時醫療條件所限，張錫瑗不幸早逝，孩子不久也夭折。鄧小平強忍悲痛毅然重返廣西前線。同年2月初至4月，他秘密回到上海向黨中央彙報工作，在上海又工作了兩個月。
鄧小平回憶這段經歷，很低調地說：“我二十三歲就當中央秘書長。要講馬列主義水平，說實在的，馬列主義的書看得不多，經驗也不多。剛從國外回來，擔任中央秘書長，這是個不低的崗位，但還是承擔起來了。”
繁華深處的革命印跡
這一高度機密的中央樞紐機構在極為險惡的環境中存在達3年之久。直至1931年 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經錢壯飛火速密報，周恩來立即採取果斷措施，指示黨中央秘書黃文容及時通知熊瑾玎夫婦轉移出去，使黨中央機關免遭破壞。夫妻倆迅速將中央文件等轉移至法租界一幢樓房裡，“福興商號”結束了秘密使命。當他們搬走3天後，即有巡捕到生黎醫院打聽樓上住戶熊老闆的去處。
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舊址（1928-1931）今貌
1946年下半年，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駐滬辦事處（對外稱“周公館”）工作生活期間，有一次見到熊瑾玎夫婦。周恩來非常高興對他們說：“你們應去看看當年的舊址（即中共六大後中央政治局機關），這次不去，不知何時能再來上海。”周恩來還囑咐周公館的工作人員祝華駕車陪同他們前往舊址。夫婦兩人來到舊址，遇見了當年幾戶老居民，還特地在舊址屋內和門口攝影留念。朱端綬將這幾張照片一直珍藏在身邊。後中共黨組織安排他倆撤離上海回延安，為防止路途上被敵人搜去，朱端綬將這些照片縫在棉衣的夾縫裡安全地帶到延安，一直珍藏了近半個世紀才捐贈給紀念館。
周恩來沒有忘記他們的功勞。20世紀60年代,周恩來總理為他們出具了一份親筆證明：“在內戰時期,熊瑾玎、朱端綬同志擔任中央最機密的機關工作,出生入死,貢獻甚大,最可信賴。”
1966年，周恩來的親筆手書。
歲月疾馳，直至1979年10月，相關工作人員訪問了生黎醫院的周生賚醫生，並在1939年8月出版的《上海市行號路圖錄》中，查得雲南中路 173號為生黎醫院，而173號以前就是雲南路447號。並與朱端綬珍藏的照片核對，由此鎖定六大後中央政治局機關的確切位置。
中共六大以後黨中央政治局機關舊址是上海市具有重要價值的革命史蹟，如今，按“修舊如故，恢復原貌”原則，六大後中央政治局機關舊址已完成修繕並對外開放。
革命風雲不曾遠去，繁華城市深處的紅色基因雋永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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