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逸凡將軍，原名鄧福坤，學名鄧國雄，曾用名鄧惠民、鄧彥，廣東興寧縣水口鎮峭峰堡村（今小豐村）人。其祖父鄧仁古，中年曾開糟坊酒店和豆腐店，置田產若幹，後破產。其父親鄧官叔，不喜勞作而贊成革命。其母曾氏，出身貧寒，性格溫柔，早逝。他8歲入私塾念《三字經》，後入興民中學就讀，因在該校加入青年改造社（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公開稱呼），被通緝流亡，其時16歲。
某日，鄧逸凡至國民革命軍第五軍獨立團報名。一排長見其個子矮小，以掌推其走。鄧逸凡不服，高聲爭辯。連長邱少郊為客家人，於屋內聞客家話，急出，問：“小老哥，什麼地方人？”答：“興寧人。”邱少郊即命令排長：“把他留下。”鄧逸凡由此步入軍旅生涯，相繼服役於國民革命軍第五軍獨立團、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部獨立團、國民革命軍第六十三師教導團等部隊。
1930年3月，六十三師奉命由廣州至南雄，阻擊紅軍。鄧逸凡時任代理排長，率20餘人於粵贛邊界的中站街佈防。次日，被紅軍包圍，不戰而降。其時，一位紅軍軍官——連政委問：“你當紅軍想幹什麼工作？”答：“想當宣傳員。”繼問：“你會寫字嗎？”答：“會。”軍官取紙筆，曰：“你寫幾個字看看。”鄧逸凡乘興揮毫。連政委大喜，曰：“你不用當宣傳員了，就當文書吧。”後支隊政委李賜凡聞之，亦大喜，曰：“你不用在連隊當文書了，到支隊當書記吧！”
1932年冬，紅軍第四次反“圍剿”期間，鄧逸凡受命任擔架隊政治指導員，黨支部書記，率擔架隊80餘人，隨部隊轉戰十個月，圓滿完成搶救傷員任務。後因其未能動員擔架隊員全部參加紅軍，於師政治部大會上挨批鬥，會後鄧逸凡行軍、打仗，鬥志仍昂昂。
紅軍長徵時，鄧逸凡因從舊軍隊來，被列為“審查對象”，取消了勤務員、運輸員，由師宣傳科調任軍事統計工作。他盡職盡責，規範統計表格，建立報告制度，受軍團長林彪讚揚。
長徵途中，統計工作尤為辛苦。掉隊的，逃跑的，打傷的，丟失的東西，補充的東西，都要報。晚上八點到宿營地，大家安寢，但鄧逸凡不得安寢。統計實力，計算、核實，第二天天一亮就交給首長。
長徵時，開始一天報一次，後來五天報一次，再後來十天報一次。某日，舒同同志畫了一幅宣傳漫畫，囑鄧逸凡刻蠟板油印。他在畫上加了幾筆，印出後模糊不清。舒同見之，不悅，嚴厲批評曰：“鄧逸凡同志，你這是對革命不負責任。”鄧逸凡曰：“這個批評一輩子都記得。”
長徵途經雲南時，鄧逸凡因任統計員，需背全師的統計資料，特向某領導申請免背步槍。領導斥之為“動搖分子”，並令特派員暗中監視。過金沙江後某日，某領導清點人數，大驚：監視鄧之特派員早已逃之夭夭，而被監視者鄧逸凡負重而行，精氣神十足。史載，中央紅軍長徵前部隊和機關人員約八萬六千人，長徵到達陝北只萬餘人左右，損失近八萬人。鄧逸凡將軍言，其實不止這個數。以二師為例，出發時有七千人，途中合併其他部隊的，俘虜的，招兵的，約補充三萬多人，那時途中招兵，一招就幾千人。二師總數應是三萬七千餘人，到了陝北只剩七百多人，損失了三萬六千多人。其他紅軍部隊也有這種情況。
鄧逸凡將軍性格古板執拗，不善通融，不善迎合，故人生坎坷，仕途維艱。1943年夏，陳毅召機關各部長開會。會上，政治部幹部反映政治工作削弱問題，矛頭直指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饒漱石。陳毅囑時任政治部秘書長的鄧逸凡將意見整理彙總，上報中央。鄧逸凡由此受饒漱石排擠。“文革”中，林彪批評“政治學院不講政治”。時任解放軍政治學院政委的莫文驊和副政委鄧逸凡遂挨批鬥，將軍屢屢檢討而難通過。鄧逸凡將軍1984年離職休養。將軍隱居家中，唯以養雞種菜為樂。八十高齡後，仍戴笠荷鋤，拎水澆菜，精氣神十足。
本文原載於2015年3月2日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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