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科舉，不論老少，無關男女都不陌生，它在中國存在1300餘年之久，影響無可估量。
即使是對科舉深惡痛絕的魯迅先生，也在1898年參加過會稽的縣考。
魯迅先生不喜歡科舉是有道理的，清末時科舉制度已經衰退，不適應社會的發展。況且，他祖父周福清還因科舉吃過官司。
話說回來，科舉制在隋唐剛出現的時候，可是一大進步。在那之前，門閥政治居壟斷地位，幹啥都講究個出身，從漢末到唐初，從袁紹曹操司馬懿到楊堅李世民，哪個沒有家族背景。科舉制？不存在的，不需要考試就能錄取！
因此科舉制的出現就很有意義了，豪門政治遊戲規則下，塔尖的總是那一小部分人，還能世襲！出身社會中下層的人是極少有機會逆襲的，這就很不公平了。
不換貧而患不均，不公平的制度不得民心，應運而生的科舉制度就是封建時代所能採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選拔形式了，這就是知識改變命運的不二法門。
科舉制度出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今天聽來落後的科舉制還曾是個先進制度呢！
科舉制不論出身，給大量社會中下層讀書人帶來了機會，當然機會不是送的，你得考試。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同理，有考試的地方就有作弊，科舉考試也無法避免。說到科場上的作弊，那也是歷史悠久，手段五花八門，代代讀書人除了皓首窮經學而不倦外，也費盡心思琢磨著走捷徑的作弊方法，花樣層出不窮，令人歎服。
周星馳的《武狀元蘇乞兒》裡有這樣一段情節：蘇乞兒在考場大睡，監考官直接就把他的白卷替換成了早已準備好的滿分卷。
星爺是無釐頭鼻祖，真實作弊當然不能如此明目張膽，但論效果卻異曲同工。
唐朝
在唐朝，科舉制度創立未久，各種規則都在摸索制定中，加上貴族政治餘波未息，要想作弊還是有點方便的。
有種模式叫“行卷”。
行卷本身而言，不能算是作弊。它是指在省試之前，舉子們把自己平時的作品寫成卷軸，送給政壇權要或是學界名流，這些人與主考官多有來往，一旦文章得到他們的賞識，就能向主考官推薦。
這種方式相當於考生為自己造勢，名頭在主考官那裡打響了，萬一考試時發揮不佳考砸了，主考官也能酌情打分，有些挽回的餘地。畢竟一考定終身嘛，有點殘酷，行卷更像展示平時學習的綜合分數，避免有才華的舉子因偶然性落榜。
著名的行卷故事是白居易，他以詩集行卷於顧況，第一篇便是著名的《賦得古原草送別》，前輩詩人顧況欣賞於白居易的文採，立馬給他來了個點贊評論轉發三連，白居易因此名聲大振，27歲便一舉登第。
白居易是真材實料，但行卷這種形式，白居易能用，其他人也能用。對高幹子弟來說，行卷就更方便了，他們行卷的目的就多了一個——作弊。
行卷作弊結合於“通榜”，“通榜 ”是指主考官出於公心，會請一些有聲望，有地位的人與他一起決定錄取名單，這本來也是一種民主，但結合了行卷，就變得不民主起來。
為啥呢，因為請來通榜的人是不看試卷的，他只是靠行卷的結果來提出名單。
於是乎，這裡面的操作，大家都懂了。
顯然，除非人人都是白居易，通榜者個個都是顧況，否則行卷無論如何都是不利於寒門子弟的。
行卷只是一種，還有“請託”。
“請託”就很直白了，顧名思義，又請又託，這種辦事方式極具中國特色又極有效。
它甚至不需要作品，只要擁有出身和財富，就能打通關節，求得錄取。
比如唐文宗開成三年 ( 838年)的一次請託，舉子裴思謙走的是當紅宦官仇士良的關係，開口就要知貢舉的禮部侍郎高鍇錄取他為狀元，高鍇也心領神會“不得已 ,乃遂從之”。
作弊方式當然不止這兩種，在考場上又有代考、互相抄襲、內外勾結等方式。與李商隱齊名的花間派鼻祖溫庭筠另一個身份就是位著名的“考場槍手”。
有唐一朝，科舉舞弊現象較為盛行，因為它還處於薦舉制和科舉制的過渡時期，與制度不完善，規則有漏洞，貴族政治餘波的影響都有關係。
宋朝
到了宋朝，就好了許多。
宋朝與士大夫共天下，決定人才選拔的科舉考試地位就異常重要。宋真宗親自寫下《勸學詩》，畫下“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樣的大餅來激勵士子讀書取士，對天下士子來說，金榜題名時要比洞房花燭夜來得更加榮耀。
不過天下讀書人這麼多，擠破頭的鯉魚跳龍門概率還是太小，為了走捷徑，自然也會有人作弊。
從制度上說，經過了唐朝的磨合，科舉制已經成熟了許多，行卷通榜之類統統失效了。
百姓的力量是無窮的，何況是這些飽讀詩書的舉子，一計不成，再生一計。
宋朝有種作弊方式叫“冒貫”。它抓住了宋朝科舉制度的一個漏洞：錄取名額。
錄取名額的地區差異，從古到今都是有的，這也能理解。學霸多的地方，就只能少錄取一些，從國家層面來講，得照顧到學霸少的地區。
比如，歐陽修曾說，東南和西北相比，東南州郡二三千人只取二三十人，西北州郡百人取十人，考生錄取率要相差十倍之多。
本來這也是現實需要，但宋朝有個戶籍漏洞被考生注意到了，就產生了冒貫。
冒貫的具體操作，是考生在多地設立戶籍，到錄取率最高的州郡應試，這樣成功率自然就提高許多。
舉子奸計，多佔鄰近戶籍 ，至有三數處冒試者。籍於多試之中必有一得。
當然冒貫的手段是灰色乃至非法的，如認兄為父，賄賂地方官，走私循情等等，但在中舉的誘惑下，這點風險還是大有人冒。
冒貫沒有消失，它流傳了下來，也就是明清時候的冒籍，士子們在避難就易這條路上，始終是在孜孜探索的。
明清
到了明清，科舉制度愈發成熟，但也無法杜絕作弊，並因此爆出了不少大案，如弘治十二年（1499年）的徐經科場案，才子唐寅受牽連下獄，從此告別仕途；萬曆五年（1577年）的張居正三子中第案，影響惡劣。
清朝也不遑多讓，更有十大科場案，其中晚清第一大案——戊午科場案，更是讓大學士柏葰掉了腦袋，成為開天闢地以來科舉案中被問斬的最高級官員。
至於作弊方式，也不外乎一些幾千年以來通用的作弊辦法，比如夾帶、代考、行賄之類。
現在全國各地有了不少科舉博物館，其中也陳列了不少古人的作弊方法，如手可盈握的微縮版四書五經，寫滿字的內衣絹帕，為方便攜帶紙條的厚底鞋和空心筆桿，真是讓人嘖嘖稱奇——有這麼挖空心思研究作弊的經歷，該背的文章早背熟了。
反作弊制度
說了這麼多可別誤會，我並不是鼓勵大家在考試裡作弊。正相反，所謂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自科舉制誕生以來，在反作弊制度上，歷朝歷代都在努力。
唐朝雖然制度尚不完善，也採取了諸多防範措施，它主要是在考場裡，如把考場設在貢院、進入前搜檢衣物、派兵士看守、規定考試時間、設立鎖院制、複試制度等。略顯奇葩的是，唐朝科舉考試可以帶入《切韻》之類工具書。
在處罰上，舞弊的考官會被貶，考生則是剝奪一次或若幹次的錄取資格，並株連保人。
宋朝比唐朝嚴格許多，有句話形容宋朝的科舉，“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它並不是吹的，被稱為“千年科舉第一榜”的嘉佑二年龍虎榜，一榜出了數十位名動千古的人物，唐宋八大家有三位，出任宰相的有三位，還有三位理學大師，一位名將，這是宋朝科舉的成就。
在防範上，宋朝加強了對主考官的監督、創立了殿試、廢除行卷制度、對考官也實行鎖院制和迴避制度、又在考場裡安排御史巡視、創立糊名法和謄錄制、實行互保連坐制，從唐到宋，科舉風氣為之一變。
在宋朝科舉中作弊，也要付出比唐朝大得多的代價，因為它把處罰寫進了法律。
監考官、主考官如果出現問題，將以枉法論處；考生如果在考場出現作弊行為，朝廷將永不錄用；另外鼓勵檢舉、重賞告發者，這些都比唐朝更加升級。
到了明清，那就更厲害了。
除了防範措施更嚴，最厲害的是懲罰。
那麼查出作弊怎麼辦呢？革去功名、剝奪以後考試的資格，這是最輕的，稍重點的要戴枷示眾，戴著枷鎖街上走兩步，一輩子就抬不起頭了。
唐寅捲入科場案受處罰後一蹶不振，成了風流才子，他應該慶幸沒生在清朝，假使在清朝查實捲入了科場案，很大概率要掉腦袋。
順治十四年的順天科場案、康熙五十年的江南鄉試案、鹹豐八年的戊午科場案，從官員到舉子，朝廷屢次大開殺戒，大學士柏葰都被處斬，可想而知懲處之嚴厲。
到了1893年，魯迅的祖父周福清受人所託，想利用自己跟鄉試主考官殷如璋的同年之誼打通關節，鋌而走險行賄，結果事情敗露，落了個“斬監候”的死緩，周家也因此家道中落。
作弊的歷史，大概和考試的歷史一樣長，古代科舉中形形色色的舞弊案，對今天同樣有警示作用。
考試時優勝劣汰的典型方式，而作弊是想用想用旁門左道來與之對抗的手段，它妨害了考試的公平，阻礙了靠真本事的人施展才能的途徑。同時，即使作弊僥倖得手，沒有真才實學對自身也存在隱患，可說是損人不利己，我們要做的，就是儘量不要成為這樣的人。
轉載請超鏈接註明：頭條資訊 » 有科舉的地方就有作弊，古人作弊腦洞大開，不過被抓住就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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