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號的《良友》雜誌刊載了小方關於盧溝橋事變的報道。盧溝橋事變現場報道第一人，是小方最為人所知的身份。
方大曾，人稱“小方”，最為人所知的身份是“盧溝橋事變現場報道第一人”。1937年7月10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的第三天，他騎著自行車隻身穿越炮火，進入盧溝橋一帶，拍到了揹著大刀巡邏的二十九軍戰士等場景。鮮為人知的是，這位“消失”在1937年戰火中的年輕戰地記者，還曾在“一二·九”運動的現場記錄歷史。
“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面對侵略者的步步緊逼，國民政府仍推行“不抵抗”的對外政策，還籌備“冀察政務委員會”來消極迴應日本的“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在民族危亡的關頭，1935年12月9日上午10時30分，北平各大中學校的愛國學生6000餘人涌上街頭，奔向當時國民黨華北最高當局的辦公地新華門前，向國民政府代表何應欽請願，呼籲停止內戰，共赴國難，團結全國各界民眾共同抗日。
小方自戰地寄給母親的照片。
遊行隊伍的前後，出現了小方跑來跑去的身影。此時，他剛從中法大學畢業半年，在北平基督教青年會工作的同時，還擔任中外新聞學社的攝影記者。中法大學校友高雲暉回憶這段往事：“‘一二·九’運動中，示威學生隊伍和鎮壓的軍警在街頭搏鬥，他（小方）跑去照了很多相，由於他身材魁梧，長得很像一個外國人，穿著一身西裝短大衣，警察以為他是一個外國新聞記者，不敢幹涉他，於是很多珍貴的照片得以保存下來。”另一位校友吳志如（又名吳子牧）的女兒吳小珊也有類似的回憶，父親跟她提到過方大曾，他們一起參加過讀書會，組織過學校的“抗日救國會”，“一二·九”運動的時候，已經畢業的小方返校參加，還拍攝了不少照片。
翻閱小方留下的底片，可以看到幾張關於“一二·九”運動的珍貴記錄，有街頭遊行的俯拍場面，有學生演講的鏡頭，還有受傷者毛德貞、翁燕娟的病榻留影。
高角度拍攝的學生遊行場景
“一二·九”學生遊行現場
“一二·九”運動中的受傷者翁燕娟（躺）和毛德貞。
“一二·九”運動中受傷的翁燕娟和毛德貞躺在病床上。
小方留下的底片中，有街頭演講的場景。
值得注意的是，底片中有一張學生被捕的畫面，曾出現在一部介紹埃德加·斯諾的紀錄片中。提起斯諾，人們最先想起的往往是《西行漫記》，其實，斯諾夫婦與“一二·九”運動同樣關係密切，不僅留下了許多珍貴的現場影像及報道，他們在東城盔甲廠13號的住處還是學生們的“秘密據點”。
“一二·九”運動中特務逮捕學生，紀錄片《斯諾》中有此圖。
“我們在斯諾家裡商量過這件絕對機密的事（指遊行），十二月九日和十二月十六日兩次大遊行之前，我們把遊行路線、集合地點，都告訴斯諾夫婦了。我們甚至把《告民眾書》的基本內容也翻譯給他們聽了。幾個大學的同學在斯諾家裡進行籌備活動……”燕京大學新聞系學生陳翰伯這樣寫道。清華大學女生代表陸璀則回憶，運動後，她在斯諾家住了一個多星期，為了掩護她安全離開北平，斯諾親自開小汽車送她去火車站，直到火車徐徐開動，才放心地和她隔窗揮手告別。
小方家住協和衚衕10號，與斯諾居住的盔甲廠13號距離不遠。圖為小方在協和衚衕10號的自拍照。
小方和斯諾，兩位看似無關的名記者，在“一二·九”現場發生了交集。那麼，小方與斯諾是否有過交流？目前尚無從知曉，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小方很喜歡斯諾的作品。高雲暉回憶：“斯諾從延安回來，曾在美國兵營和協和禮堂放映所攝製的電影，小方告訴我，他曾去看過。”小方的妹妹方澄敏也曾說，哥哥還邀請北平基督教青年會的朋友，一同觀看斯諾訪問延安時所制的幻燈影片。
事實上，小方遺留的照片中，還有數張來自斯諾的延安之行所攝照片，包括陳賡、徐特立的單人相以及延安軍政大學照等。
方大曾遺物中斯諾延安之行的攝影作品之陳賡。
方大曾遺物中斯諾延安之行的攝影作品之徐特立。
方大曾遺物中斯諾延安之行的攝影作品之學文化。
這些照片很可能是翻拍的，因為斯諾使用的是幻燈片，翻拍時需要墊一張薄紙，而小方留下的照片上恰好有薄薄一層紙製纖維的痕跡。小方為何能夠翻拍斯諾的作品？是否來自斯諾的饋贈？歷史無言，未知待解，但這無疑又為這段新聞史的佳話留下了一個令人遐想的註腳。
圖文 | 馮雪鬆（紀錄片《尋找方大曾》導演、著有《方大曾：消失與重現》《方大曾：遺落與重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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