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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健全金融機構治理,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提高上市公司質量,打擊各種逃廢債行為。要規範發展第三支柱養老保險。
此前,時任證監會機構部主任,現任深圳證券交易所黨委副書記、總經理的沙雁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雙週內部研討會上系統論述了補充養老金、資本市場和實體經濟之間的良性互動機制。她指出,重視長期投資權益類資產、賦予個人投資選擇權,發揮專業機構投資者的作用,是市場化導向的補充養老金制度的三大核心設計。
補充養老金、資本市場、實體經濟:
良性互動與協同發展
文 | 沙雁
二十多年來, 我國資本市場取得了長足發展,為實體經濟提供了有力支持, 但也長期面臨投資者結構失衡、缺乏中長期資金、短期波動較大等問題。而隨著老齡化不斷加劇,我國養老金保障體系發展不均衡問題突出,基本養老“一支獨大”,補充養老金髮展嚴重不足,養老金保障體系可持續性亟須加強。
從國際經驗來看,具有長期性、規模性、規範性特徵的養老金是資本市場最為重要的長期資金來源。推動養老金制度改革,大力發展補充養老金,並通過市場化手段進行投資運營,可為資本市場提供源源不斷的穩定資金,實現長期資金與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有效匹配。同時,藉助於資本市場發展紅利,可實現養老金保值增值與實體經濟發展之間的良性互動,是國際社會應對老齡化的核心舉措。
補充養老金、資本市場、實體經濟
良性互動的國際經驗
(一) 補充養老金是近年來各國應對老齡化的核心舉措
近年來,人口老齡化已成為世界性問題。
聯合國定義,發達國家或地區65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比重超過7%,或者發展中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比重超過10%,即進入老齡化社會。按此標準, 2017年全球60歲以上人口數約為9.2億,佔總人口的比重為13%,已全面進入老齡化社會。
傳統現收現付制養老的核心是代際轉移,在職職工繳費, 為退休一代支付養老金。隨著老年人口比重逐年提升、在職人口比重不斷下降,現收現付制養老面臨日益嚴峻的可持續發展壓力。為應對這一挑戰, 在世界銀行的倡導下,發展由公共養老金、職業養老金和個人養老金共同構成的三支柱養老金,建立政府、單位、個人責任共擔的養老保障體系,逐步成為各國養老金改革的普遍趨勢。據OECD統計,近十年來全球補充養老金規模增長約21萬億美元,是養老金規模增長的主要來源。
(二) 補充養老金、資本市場和實體經濟的良性互動
以美國為例,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通過稅收激勵、鼓勵參與資本市場投資等政策,推動補充養老金持續壯大。截至2017年底,美國補充養老金規模達到26萬億美元,佔全球補充養老金規模的60%以上,佔美國GDP的134%,為美國基本養老金規模的9倍,成為美國國民的主要養老金來源,極大減輕了第一支柱公共養老金的壓力。與此同時,40年間,補充養老金持有資本市場市值增加近9萬億美元,佔同期增量市值的30%,促使美國的直接融資體系更加規範而有韌性,抗風險能力不斷增強。
得益於以補充養老金為主的長期資金持續注入資本市場,美國實體經濟也得到了長足發展。美國資本市場在1978—1999年、2002—2007年、2009年至今三個持續上升期,催生了互聯網、高端製造、生物科技三個重大經濟動力源,,成就了微軟、谷歌、亞馬遜、蘋果、輝瑞製藥等一大批全球領先的上市公司。
分析來看,補充養老金、資本市場和實體經濟可形成三方共贏的良性互動機制:補充養老金通過資本市場投資運營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實現自身保值增值;補充養老金為資本市場提供長期穩定資金來源,提升了資本市場穩定性和吸引力;實體經濟藉助於資本市場獲得了養老金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成就了一大批高質量企業。
補充養老體系建設的三大核心安排
綜觀成熟市場補充養老金制度,三項安排尤為關鍵。
(一) 重視長期權益類資產投資
早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就提出養老金計劃要“根植於美國的生產能力”, “建立在生產性資源的所有權而不是債權之上”,並將相關原則寫入美國1974年補充養老金髮展法案。
1974年以來, 美國補充養老金持續加大權益類資產投資,目前,美國最大的兩類補充養老金計劃(包括僱主發起的401 (K) 計劃以及個人自願參加的IRAs計劃)權益類資產配置比例平均超過50%。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後,2009年、2010年美國補充養老金仍以超過15%的增幅繼續增持美股,成為市場穩定的壓艙石和經濟復甦的啟動器。
積極投資權益市場為美國補充養老金帶來了較好的中長期回報,據統計,美國補充養老金長期收益率在年化6%以上。與之相比,如果補充養老金過於注重固定收益類資產的投資,較低的長期收益將難以抵禦通脹風險,也難以形成規模的增長。以德國為例,其補充養老金中投資固定收益類資產比例高達52%,權益類資產投資比例僅為6%,2017年末實際收益率為2.1%。由於長期積累和收益不足,德國補充養老金資產佔本國GDP的比重僅為6.9%。
(二) 賦予個人投資選擇權
在補充養老金中引入個人投資選擇權,本質上是建立個人養老金賬戶,實現個人賬戶資產以個人為主導,允許不同生命週期和風險偏好的參與者選擇不同的養老金融產品,激發個人養老意識,鼓勵個人承擔養老責任。
相比而言,引入個人投資選擇權會提升補充養老金的權益資產投資比重,進而提升長期收益水平。如果排斥個人選擇權,由企業或者第三方集中委託投資運營,則容易導致投資風格短期保守,影響長期收益水平,也影響養老金計劃的吸引力。
以美國為例,第二支柱職業養老金有兩類, 一類是企業主導的確定給付型 (DB) 計劃,一類是賦予個人投資選擇權的確定繳費型 (DC) 計劃,此外第三支柱的IRA計劃也賦予個人投資選擇權。1998年到2017年的20年間,DC計劃和IRA計劃資產佔補充養老金總資產的比重從51%上升到65%,而DB計劃的資產規模比重則從49%下降到35%。
(三) 注重發揮專業機構投資者的作用
美國補充養老金DC計劃和IRA計劃均注重發揮專業機構投資者的作用,藉助公募基金等集合資管計劃實現投資行為的長期化、組合化,解決個人投資者自行投資風險過高的問題。
2006年, 美國通過《養老金保護法》, 建立了合格默認投資選擇制度, 進一步支持將養老目標公募基金 (如目標日期基金、目標風險基金) 列為默認投資產品,降低廣大個人投資者選擇基金產品的難度,進一步激發了個人參與補充養老金計劃的熱情。
據統計,目前美國超過60%的家庭持有補充養老金計劃,以401 (K) 為主的DC計劃以及IRA計劃規模合計達到17萬億美元,其中約一半投向了公募基金。
深化我國補充養老體系改革的建議
結合前述分析,以下針對深化我國養老金制度改革,推動養老金與資本市場、實體經濟良性互動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 進一步提升各類養老金投資權益類資產比例
從我國養老金投資實踐看,權益投資對提升中長期收益水平效果明顯。2007年以來,全國社保基金年均投資收益率 (9.29%) 較企業年金 (7.34%) 高出近2個百分點,主要原因就在於全國社保基金堅持長期投資和價值投資理念,權益投資比例更高。
據統計,2017年全國社保基金權益投資比例為20%~30%, 企業年金權益投資比例僅為10%左右,均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建議總結全國社保基金十多年來市場化投資運營的成功經驗,進一步提升各類養老金的權益投資比例。
(二) 加快推動個稅遞延商業養老試點轉常規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居民財富快速增長,個人具備自主積累養老金、提高退休生活水平的基礎。建議以養老第三支柱個人養老金為突破口,加快壯大補充養老金,及早激發個人養老意識及養老責任。
2018年5月,作為我國個人養老金制度探索的個稅遞延商業養老制度試點啟動。建議推進相關制度儘快試點轉常規,同時進一步加大稅收激勵力度、提高涉稅操作便利性,有效激發居民參與熱情。
(三) 在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中實施個人投資選擇權試點
現在我國第二支柱的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均採用集中委託投資運營管理的模式,投資風格偏保守偏短期,不利於發揮養老金的長期優勢,無法實現良好的投資回報。
建議借鑑國際成熟經驗,選擇一些地區或者行業作為試點,支持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引入個人投資選擇權,通過投資公募基金等養老金融產品,激發個人藉助第二支柱積累養老資產的積極性。
(四) 發揮公募權益基金作為養老金投資主力軍的作用,探索引入個人養老賬戶的默認投資機制
一方面,公募基金產品已經積累了較好的中長期收益,據統計,截至2018年底,偏股型基金近10年平均年化收益率達7.9%。但受基金投資中投資者盲目“追漲殺跌”因素影響,面臨“產品盈利、投資者不賺錢”的困境。如充分發揮個人養老金的長期性特徵,促使個人長期持有基金產品,不僅可通過分享國民經濟發展成果提升中長期收益, 也有助於將短期交易性資金轉化為中長期配置性力量,進一步優化專業機構的投資行為。
另一方面, 從投資者的投資習慣看,無論是個人的第三支柱投資賬戶,還是個人擁有投資選擇權的第二支柱補充養老金賬戶,讓其完全自行選擇投資標的進行投資並定期操作,對個人的投資經驗和專業能力要求較高。建議借鑑國際經驗,在個人投資選擇權的基礎上,探索在相關賬戶中引入默認投資機制,將養老目標基金等產品作為默認投資標的,在進一步提高資金流入穩定性的同時,將促進個人養老金有效保值增值,提高個人養老保障能力。
總的來說,發展補充養老金體系,建立補充養老金和資本市場的良性互動機制,對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建設更有韌性的資本市場,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等戰略目標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建議儘快推進我國的補充養老金體系建設,構建其與資本市場和實體經濟良性互動與協同發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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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OECD Pension at a Glance:OECD and G20 Indicators 2017.
*本文首發於2019年第2期《新金融評論》,轉載自“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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