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假前，主講教師楊佳叮囑學生，“這回可別吃胖了，回校後開始排大戲。”寒假過後，上海戲劇學院2017級表演藏族班將推出畢業大戲《哈姆雷特》，這是學校與中國劇協主席、上戲兼職教授濮存昕早早的約定。濮存昕說，“希望孩子們能在舞臺上展現他們的成果，享受觀眾的掌聲。這種成就感來自於演出，它無比真實，無可替代。”
不停爭論中完成的舞臺劇
2017年，楊佳和同事們到四川、西藏等地招生，14個男孩、8個女孩組成上戲第六屆表演藏族班。10年一招生，2017級也是上戲第一個本科學制表演藏族班。1959年至今，上戲表演系招收西藏、新疆、內蒙、青海4地近20個表演班共計300多名少數民族定向培養學生。1962年初，第一屆藏族表演班帶著田漢話劇《文成公主》在北京演出，受到周恩來總理親切接見，這個班學生回到拉薩後創建西藏第一個話劇團——西藏話劇團。
作為上海戲劇學院兼職教授，濮存昕第一年接洽教學時，就對藏族班產生濃厚興趣，“不少學生來自牧區，普通話水平並不是很高，但他們與生俱來的質樸與真誠卻是如此打動人，作為表演者具備極為獨特的優勢。”
由於疫情，無法同藏族班學生面對面，濮存昕非常著急，一直想著“孩子們的教學不能耽誤”。疫情防控常態化後，濮存昕立刻從北京趕到上海，《哈姆雷特》建組間隙，他給學生們示範怎樣才能更好體現《格桑羅布與卓瑪次仁》的角色。
《格桑羅布與卓瑪次仁》，將莎士比亞另一部名著《羅密歐與朱麗葉》移植到西藏，加入藏族文化、禮儀，某種意義上是《哈姆雷特》預演。
《格桑羅布與卓瑪次仁》開排日，是相隔9個多月漫長“假期”後，學生們首次回到上戲。楊佳有些哭笑不得，“12月底放假到9月才開學，不少孩子在家變胖了。牧區網絡信號接近傍晚才清晰，停電、大風、下雪都會影響通訊，網課上得斷斷續續，大家普通話也不那麼流利了。”
10場《格桑羅布與卓瑪次仁》只有3周排練時間。晚上演出，下午走臺，同學們還在不停爭論怎麼演：有人想在卓瑪次仁死後點燃一排蠟燭，“這是從我爺爺那兒聽到的習俗”；有人反對，“拖慢全劇節奏。”遇到爭論，楊佳總回答，“試一試。”在她看來，排戲就是上課，“不要先入為主把孩子們想法斃掉，掐滅創作慾望。”下一場戲，又有人喊，“舞臺監督在嗎？”舞臺監督像變戲法似的，把一張大床推上臺，演員們開始試驗躺在床上對戲，這也是突如其來的創意。
“比起直接教孩子們怎麼做，我們更傾向於把他們身上特點挖掘出來，讓孩子們主動去衝。即興創作。他們即將要走向社會，一定要有這個能力。”楊佳不喜歡學生依樣畫葫蘆。
每學期必須認識30個同學
4年上戲學習，藏族班每學期換一次班幹部，老師們鼓勵學生有想法都可以貢獻出來。10場《格桑羅布與卓瑪次仁》，學生分為不同的角色組合，競爭上臺。“真誠需要保護，不需要老師灌輸。從他們心裡自然生髮的創作想法，我幫他們規整，把表演教學滲透其中。”
4年前，楊佳第一次見到22個藏族學生，“許多人沒有學過表演，不知道上戲是幹什麼的。”
從幾千裡外雪域高原來到上海，藏族學生遇到的第一挑戰是醉氧，其次是學習，“上戲節奏很快，一堂課接一堂課，有的課從中午11：50開始、下午1：20結束，藏族孩子們跟不上節奏。漢族學生入校前，被藝考培訓錘鍊千百遍，遇到問題，會很快反應。藏族孩子有很多想不明白的事。”
低年級學生過生日，楊佳買蛋糕，請大家到家裡一起吃飯，“一開始稍微溫柔，不要太兇。但是另一方面，規矩就是規矩。”直到排《格桑羅布與卓瑪次仁》，學生們才可以不用早起，平時他們早上6：30就要起床跑步、練習臺詞，一個人遲到，全班挨罰。“本來就比別人起步晚，更需要抓緊時間練習繞口令、獨白，念散文，完成臺詞老師佈置的作業。”
藏族班大學二年級彙報演出穿插在話劇《共同家園》中完成。由西藏話劇團製作的《共同家園》來滬參加第12屆中國藝術節，包括男主角在內的仁青頓珠、小普布次仁等主要演員分別是上海戲劇學院第三（1977級）、四（1995級）、五（2004級）屆藏族表演班畢業生。學生們跟著師兄、師姐學演戲。
楊佳要求學生們每學期認識30個外班同學。《格桑羅布與卓瑪次仁》舞美、音響、舞臺監督都來自上戲其他系。“到四年級就不用了，小朋友真的是一步步長大了。”《格桑羅布與卓瑪次仁》排練中，男生穿著夾克衫和長褲，女生們更時髦，黑色緊身褲，彩色襪子裹住褲腿，身上是廓形羽絨服或者大衣，。
畢業後，藏族班部分學生會選擇回到西藏話劇團，有一個穩定的工作，還有幾個學生想留在上海闖蕩演藝圈，新的舞臺將在他們面前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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