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董子琪
編輯 | 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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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寫完這本書之時，意大利開始實施封城措施。那是2020年3月。”保羅·喬爾達諾坐在他兩平米的書房裡，與中國媒體連線時這樣說。他的新書《新冠時代的我們》近日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引進，藉著新書發佈的機會，保羅·喬爾達諾與中國三明治（China30s）創始人李梓新連線，講述了他的疫情觀察與思考。
在羅馬封城前的一個禮拜，喬爾達諾夜以繼日地寫出這本小書。他發現，自己在過去十幾年間閱讀的非虛構作品中的預言突然間成為現實，過去研究的議題——例如環境問題、信息問題、人類聯結等等——也似乎全部成為了一體。而在整個社會面對的集體迷失之時，最緊要的是告訴人們正在發生什麼。“那時醫院還沒有滿員，人們還沒有大批死去，預測未來會發生什麼以及傳染髮生的機制需要依賴數學方法。”喬爾達諾說。
保羅·喬爾達諾 連線視頻截圖
喬爾達諾是一位意大利作家，同時也是一位粒子物理學博士。他25歲時以處女作《質數的孤獨》榮獲意大利最高文學獎斯特雷加獎，成為該獎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得主。
我們都是“隔離困境”這一遊戲的參與者
在《新冠時代的我們》一書中，喬爾達諾說，人們看到病例數字增加的時候總是期待“線性的發展”，即每天依照同樣的數量增長，實際上病毒的發展是非線性的，而自然本身正是以非線性的方式構成的。他寫道，傳染病的增長方式是指數型增長，而傳染的速度取決於傳染指數R，新冠的傳染指數R為2.5，這意味著每個感染者平均傳染2.5個易感者；只有將這個數字降低到小於1，才會扭轉整體情況。“流行病首先是數學方面的突發事件，因為數學並非數字的科學，而是關係的科學，它描述了不同實體之間的聯繫和交流，並且用字幕、函數、向量、點和麵來將它們抽象化，傳染病是對我們關係網的傳染。”喬爾達諾寫道。
在這場線上對談中，喬爾達諾談到疫病傳播展現了很多悖論，比如說保護他人的方式是遠離他人。而這麼做是有理由的，在書中，他引用科學家菲利普·沃倫·安德森的觀點解釋，我們的個人行為對群體造成累積效應，這與個體影響的總和是不同的。在人數眾多且每個行為都會導致抽象而難以預料的後果的情況下，個人的選擇不應當是個人的事。
《新冠時代的我們》
[意]保羅·喬爾達諾 著 魏怡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1年1月
喬爾達諾用數學的方法分析疫病傳播規律，同時也將傳染病比喻成一個可怕的遊戲，這個遊戲具有它的規則、策略和目標，遊戲主題叫做“隔離的困境”，而我們就是遊戲的參與者。他說，我們有一種絕望的和他人在一起、置身於他人之間的需要，所以對於隔離我們有著由衷的反抗衝動；而在疫情期間，當我們要做出去或不去參與聚會的決定時，同樣需要權衡，也知道所有受邀的人都要權衡。“最好的選擇並非那個僅僅從我個人利益出發做出的選擇。最好的選擇是那個既考慮我的利益，同時也考慮到其他所有人利益的選擇。”經過這樣的考慮，可能只得將聚會擱置。
人們當然不喜歡隔離或者改期，喬爾達諾也在書中寫到，眼見著會議取消或者延期，一年的行程變得四分五裂。危機中人們需要意識到的是，許多事情都與時間有關，這場流行病取代了時間，打斷了我們自以為一成不變的、可結構化的、可控的時間表，給了我們一團亂麻，“我們處於一種微觀力量的控制之下，它傲慢地決定著我們的事情。”在這樣的情形下，正常狀態變成一種神聖而重要的東西，而人們需要學會的就是在異常狀態中生活並且繼續生活下去。
一年之後疫情應對仍缺乏全球視角
喬爾達諾提到，近年來有一個普遍的觀點認為，科學尤其是基因科學的發展可以讓人類免受疾病的侵害， 甚至得以擺脫死亡，最終達到永生，而新冠病毒打破了這個幻想。他在書中寫道，“新冠病毒這種非常微小的、簡單的生命形式感染了我們，傳染到全球，也影響或者搞砸了所有事情，這展現了人類遠遠比我們想象得要脆弱。”但他也認為，真正的科學正是要提醒人類自身的脆弱，“想一下過去30年間人們持續討論著氣候變化，這提示著我們賴以生存的星球是非常脆弱的。”因此，在相信科技可以解決一些一切問題與科學提示人類自身的脆弱性之間，他發現了一種深層次的割裂。另一方面，喬爾達諾想要提醒人們的是，這個人口過多、資源消耗過度、人類緊密聯結的世界才是危險的根源，也是疫病發生的條件。在書中，他也寫道，“七十五億人同時在移動，這就是新冠病毒的運輸網絡。迅速，舒適而又密集，就像我們喜歡的那樣。在疫情期間，我們的效率變成了對我們的懲罰。”
他在《新冠時代的我們》中強調，傳染存在於生態當中，人類需要為自己的行動負責，假如人類可以放棄自我中心主義，會發現並非病毒來找我們，而是我們在驅趕它們。“我們人數眾多，而且越來越多，我們都是易感者，我們之間存在那麼多聯繫，而且我們無處不去。……病毒是為數眾多的環境難民之一。此外還有細菌，真菌和原生動物。……人類是脆弱而美妙的環境中最具侵略性的物種。”
因此，我們需要注意到“兩種速度”：一種是非常緊急的速度，指的是我們需要快速解決問題並且保護人們；另一個則是更為緩慢的速度，人們應當科學地認識到一個事實，那就是所有的問題都彼此相關，環境汙染、信息傳播、人口過多等等問題交織在一起。他最初寫這本書就是基於這樣的信念，然而，在一年之後，他仍然為缺乏全球視角的應對方式感到失望。“我們一直尋求解決方法，現在可以看到疫苗是可行的，然後就可以完全不管這些彼此交織的問題，像什麼也沒有發生一樣繼續前進了，這令我感到失望且害怕。”他在對談中說。
當地時間2020年11月6日，意大利羅馬，當地街頭巷尾人跡罕至。（圖片來源：視覺中國）戰爭隱喻是缺乏想象力的表現
針對李梓新關於疫病是否相當於戰爭的提問，喬爾達諾說，他也發現，在開始的幾個月，戰爭的隱喻充斥在各個角落：“我們的政治家依賴戰爭隱喻，我們會說醫護人員是在前線，對病毒的抗爭是和看不見的敵人作戰，總是與戰爭相關。”他反對戰爭的隱喻，在過去寫小說時，他持續地陷入戰爭的隱喻中，所以可以分辨戰爭與疫病的區別。喬爾達諾曾寫過一篇文章批評這類比喻，因為依賴戰爭隱喻僅僅展現了人們在這種情況下的失語，“病毒並不是敵人，病毒並不是仇恨和想要消滅我們的敵人，我們生存於生態系統中，將病毒視為攻擊我們的外來者是很容易的，但這似乎意味著我們對這個情況毫無責任。”他認為，但我們需要意識到，是人類的行為讓疾病在短時間傳播全球變得可能。戰爭隱喻的便利之處在於，戰爭意味著人們應當動員所有力量並且立刻行動，這是應對病毒時所必要的。
“總體上我不用戰爭隱喻，因為這是缺乏想象力的表現。”喬爾達諾說，缺乏想象力體現在疫情的各個階段，比如疫情剛開始時，人們只看到數字增長，對問題的嚴重程度缺乏直接感受，“人們在沒有看到醫院滿員時，是不知道要採取行動的，而當醫院已經滿員時，行動已經晚了，這就是我們一錯再錯的原因。”同樣地，將問題只歸結為中國的而並非全世界的，也是一種基於偏見的、缺乏想象力的表現。他也提到，疫情展現了很多悖論，除了上文提到的關心他人的方式是遠離他人，還有“全球疫病讓人類更團結，但過去的幾個月每個國家都與世隔絕地解決自己的問題”。
全球疫病可能不會留下新的思考
這場疫情會給人類帶來思想遺產嗎？喬爾達諾說，他希望會有某種遺產留下來，“這場災難從開始之時就有人問，我們到底會從中學到些什麼，但我懷疑我們真的會學到些什麼嗎？”他說，比如人們感冒發燒、在家休息的時候，可能會有一些深層的思考，覺得生命的重點需要調整和轉移，看待事物的角度會有改變，也會更關心身邊的人。但當人們痊癒之後，那些思考都消失了，就像它們從來沒有出現過。
“我傾向認為全球疫病結束之後也是一樣，雖然它會留下種種痕跡，但不會留下新的思考。”他補充道，疫情理應給我們留下一些思考，不然這就是一場純粹的災難。人們總要找到出路。“作為一個寫作者，你要接受人們會快速遺忘某些事，但你不可以，你需要有更長久的記性，去深層地分析與思考。”在接下來幾個月或者數年間，在這場疫病結束之後，喬爾達諾計劃以寫作為方法重回這個情境。
在此書結尾一篇名為《羅馬封城記》的文章中，喬爾達諾描述了他在家烘焙的過程，和許多隔離期間的意大利人一樣，他也開始自制披薩和蛋糕，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花那麼多時間揉麵與烘焙，但他沒有吃掉親手烤出來的作品，而是更享受揉麵的過程——將亂糟糟的麵餅攤平、捲起、讓它充分融合、再次捲起、攤平，讓他獲得一種掌控感，在對外界已經失控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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