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年初賞書記】
作者：王子今（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2020年1月，承北京鳴鶴書苑考古與藝術俱樂部王龍等朋友的美意，安排參與“埃及考古之旅”。回京後即疫情大起，學術活動一時冷寂，講學、考察諸事也都不得不中止。
新的見地
進入庚子年後即閉門安心讀書，首先有埃及所得考古報告、展覽圖錄及博物館介紹等。其中有中文版《埃及開羅博物館》《胡夫太陽船》《盧克索博物館：古代底比斯的榮耀》等。幾種篇幅不大的博物館陳列介紹，雖然信息有限，圖版卻明顯比我們自己拍攝的質量優異。大型英文版圖錄及報告《埃及開羅博物館》《帝王谷的珍寶》《圖坦卡蒙》等，文字閱讀困難，反覆披覽圖版，常常會沉浸在如同現場參觀時曾經體驗的震驚與感動之中。面對精美文物的悅目賞心而外，與中國文化相比照的思考，亦每有新益。
讀書時對以下關注點有比較用心的思索：“古埃及貴族墓壁畫的酒業史料”“古埃及兒童生活史圖像資料”“古埃及艦船史的文物信息”“古埃及圖像資料所見生產勞作的負重形式”。可以說最重要的閱讀收穫，是結合實地考察形成的點滴心得在這一主題下的彙集：古埃及考察與中國秦漢史知識的更新。
春季開學，為嶽麓書院承擔“《史記》研讀”課程。備課時修改充實原有課件，自然還會重新品讀《史記》的有關篇章。答應為中華書局《月讀》雜誌提供“《史記》講座”系列文章。每月一篇，往往倉促交稿，比較慌亂，也比較勞累。但讀書每有新見，是非常愉快的事。2020年刊發的幾篇小文，《〈史記〉說“汗”》《太史公筆下的“蠶”》《〈史記〉中關於“鼠”的故事》《“好會”：〈史記〉記述的和平外交》《〈史記〉說“蜂”與秦漢社會的甜蜜追求》等，分別記錄了片段思考。得到出版社及作者惠賜的《史記研究集成·十二本紀》（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0月）和郭聲波編著《史記地名族名詞典》（中華書局2020年5月），都為《史記》閱讀提供了便利。
新的解說
年初埃及之行有考古學家徐天進、高大倫、韋正三位教授同行。一路得益頗多。回京不久就得韋正賜寄新著《將毋同：魏晉南北朝圖像與歷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9月）。其中圖像研究表現出作者的深厚學術功力。有關酒泉丁家閘5號墓壁畫考察的《社樹圖雜議》一文頗有新意。早先王迅注意到“在北方草原地區比較流行”的鄂爾多斯式青銅器中“猴子騎馬青銅飾”的存在。他認為：“這種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出現在中國北方草原地區的青銅飾，體現了歐亞草原地區古代印歐語族的傳統和觀念。其中某些傳統不僅被春秋戰國時期的北方地區民族所接受，而且在後來的歲月裡擴展到中原地區、東方地區和南方地區，《西遊記》中的弼馬溫由此而產生。”王迅引錄日本學者石田英一、井本英一、增田精一的意見，認為猴子能防止馬的疫病的觀念“可能是由印度到伊朗，通過塞種和丁零人的接觸，丁零人接受了這種觀念。匈奴人又通過與丁零人的交往，受到這種觀念的影響”。（王迅：《鄂爾多斯猴子騎馬青銅飾與《西遊記》中弼馬溫的由來》，《遠望集：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華誕40週年紀念文集》，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
邢義田自1992年即開始關注漢代藝術“‘猴與馬’造型母題”。他的論文完成於2007年至2009年，題《“猴與馬”造型母題——一個草原與中原藝術交流的古代見證》。作者研究了與“鄂爾多斯草原小型騎馬銅飾”相互對應的中原地區表現“猴與馬”主題的漢代文物。對於居延肩水金關遺址出土木板畫以及旬邑百子村東漢墓壁畫所見馬廄有猴子形象的畫面的重視，顯示出作者的學術卓識。類同資料還有成都曾家包漢畫像石和密縣打虎亭一號漢墓石刻畫像。這些信息，均反映當時社會有“畜猴避馬病之說”。（邢義田：《“猴與馬”造型母題——一個草原與中原藝術交流的古代見證》，《畫為心聲：畫象石、畫像磚與壁畫》，中華書局）韋正關於“社樹”的討論結合丁家閘5號墓壁畫猴的形象與《晉書·郭璞傳》“良馬死”而“猴”使其復活的神異故事，使得古代畫像的文化內涵得到新的解說。
新的思路
另一部書名使用了與“將毋同”語同義之“將無同”的書，是胡寶國新著《將無同：中古史研究論文集》（中華書局2020年1月）。對於寶國的學問，深心敬佩多年。他的文字有特別的魅力，年輕人中仰慕者甚多。這部論文集收入寶國《〈史記〉〈漢書〉籍貫書法與區域觀念變動》《兩漢家學的變化》《漢晉之際的汝潁名士》《漢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轉移》等關於秦漢歷史文化的名作，再次捧讀，仍然有新的體會。作者指出，《史記》中《項羽本紀》《高祖本紀》《灌嬰傳》“秦”“秦人”“秦民”諸例中的“秦”，“其含義都是指戰國故秦，而非我們今天所說‘秦漢時代’意義上的秦”，認為“在秦漢之際的人們心目中，所謂承秦，恐怕主要並不是指繼承前一個時代，而是指繼承關中故秦而言”。這樣的認識應當是有一定道理的。作者認為：“在秦末，‘承秦’應是指承戰國之秦。這樣，‘漢承秦制’就由一個時代接續的問題轉換為一個地域問題。”因時代背景不同，“秦”作為歷史文化的意義和內涵自有區別。相關分析給以“秦漢時代”作為關注對象的研究者有益的啟發。
受到這樣的提示，我們應當在秦漢史研究中重視不同時段的歷史文化區別。但是還應當注意到，不見於“秦末”，似乎也未見於“秦漢之際”，“承秦”及“漢承秦制”的說法，大概在東漢時，方才見於史籍。《漢書·敘傳上》所說“漢家承秦之制”，應當就是後來人們平素常用的“漢承秦制”之說的完整版。《後漢書·班彪傳》記載班彪對隗囂分析比較戰國與當時形勢，同樣內容的表述，作“漢承秦制”。“漢承秦制”語屢見於記述東漢史的文獻。如《續漢書·禮儀志中》劉昭注補引《魏書》以及《續漢書·輿服志上》《續漢書·輿服志下》。所謂“漢承秦制”，後世為史家習用。但是一般都理解“秦”為秦始皇創立的秦王朝。寶國提示“‘承秦’應是指承戰國之秦”，以為“漢承秦制”應當從“地域問題”的角度理解，當然是與成見不同的新識。這樣的意見我們雖然並不完全同意，但是論者的新思路，令人深為感佩。
《將無同：中古史研究論文集》收入《釋“少孤貧”》。寶國寫道：“為什麼會有這樣多的士族子弟都是‘少孤貧’呢？這首先是與當時人的壽命有關。從史料上看，當時不少人的壽命只有四、五十歲。”“三十多歲就‘已老’，四十多歲就去世了，後代自然就會‘少孤’。”寶國指出：這一情形，又“與家庭的經濟狀況有關”。“渡江南來的‘朝士’大多居住在建康，除俸祿以外，他們並沒有什麼別的收入。”“就南朝實際情況看，在維持家族政治地位、社會地位方面，最重要的並不在經濟上是否富有，而在於文化。”“‘少孤貧’的南朝士族人物，最後得以進入到社會上層基本都是靠文化。”其實，“少孤貧”在漢代史籍中已頻繁出現。如《史記·田叔列傳》“少孤貧困”。而《後漢書·胡廣傳》《後漢書·循吏傳·第五訪》《後漢書·楊震傳》李賢注引《續漢書》以及《後漢書·文苑傳下》“劉樑”與“侯瑾”的事蹟，都可見“少孤貧”文字。“少孤貧”現象，拙著《秦漢兒童的世界》有所注意。但是卻沒有進行寶國《釋“少孤貧”》這樣從生命史、資產史和知識史等視角所做的綜合分析。兩相比較，不免愧怍。借取宋人楊萬裡的話，可謂“惟雲泥之益懸，故影響之遂隔”。
對庚子閱讀收穫作年度盤點，學術損益，得失在心。新年已至，讀書心路的規劃，應當更為合理。當然，通過讀書求得心境健康的基本條件，是身體健康。近日熊長雲副研究館員書贈紹興博物館藏新莽鏡銘文字，謹借用以與朋友們共勉：“延年益壽去憂事，長樂萬世益酒食。”
《光明日報》（ 2021年01月07日 11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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