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賢者和愚者、不肖者都不能準確地認識和處理現實問題，不僅是春秋時代的情況，也是後續時代的普遍情況。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此章之前一章是：“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文字與《論語》有異，但大意同。）之後一章是：“道其不行矣夫！”孔子慨嘆的都是中庸之道不行於世，而此章最為清晰，有具體分析。
世人若以智力劃分，有“知者”（知同智）和“愚者”。聰明人認識事物，考慮問題，全面周到，見解深刻，但有可能想過頭，陷入複雜之網而難以解脫。其中，多數人並不清楚真理多跨出一步即為謬誤的道理。笨人頭腦片面簡單，認識膚淺，常常想得不到位，達不到客觀真理的要求。也就是說，世人都不能實事求是，都不能恰如其分。所以，中庸之道不能在社會實踐中展現，不能在世上實行。
世人若以德行劃分，有“賢者”和“不肖者”。肖，相像、類似；不肖，指後人不像先人那樣出色，後泛指人之不賢。賢人有家園情懷，律己嚴格，做事追求完美且多多益善，但有可能用力過頭，做出一些無用功，甚至好心辦壞事。不賢之人自私自利，缺乏責任心，能不幹的就不幹，必須乾的也是耍滑偷懶，敷衍了事。如此這般，所有人做事都有不同程度的偏離，如射箭都不能正中靶心。因而，世間看不到中正智慧和能力的展現，即中庸之道不顯明。
智者、賢者過之，愚者、不肖者不及，而人們常常肯定和稱讚前者，否定和批判後者。單從做事的主觀願望來看，這種褒貶尚可理解；但從做事的客觀效果來看，褒貶卻不能成立，因二者均未能把事情做好。子貢曾請老師評價子張、子夏兩位師弟，孔子說“師也過，商也不及”（《論語·先進》）。子張（顓孫師）志向遠大，較為激進；子夏（卜商）性格內斂，略顯懦弱。子貢又問是不是子張優秀一些，孔子回答“過猶不及”；過等同於不及，二者彼此彼此。
說任何話，辦任何事，都不能過，也不能不及，而要把握好適當的尺度、分寸。所以，在一定意義上說，中庸之道就是認識和掌握關於事物“度”的學向與方法。李澤厚等學者對此有專門的研究和闡述。從古至今，對中庸之道的概括有幾種，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無過無不及”。
中庸之道不行、不明，原因在人。孔子最後作了一個通俗的比喻，每個人都要吃飯，但很少有人“知味”。顯然，孔子不是說人們吃不出酸甜苦辣鹹五味，而是說人們吃不出單純五味之上的妙味。以“味”喻“道”，悟道似知味。孔子在說領悟中庸之道很難，少有人做到。但是，話說回來，難又不難，就像每天吃飯那樣簡單，只要用心，假以時日，終可知味。古今學者均認為“庸”的一義為“常”，中庸之道是常理，普遍存在於生活的種種現象之中。後來的禪宗論道，留下數不勝數的絕妙公案。有一例說如何用功，答案就是“飢來吃飯，困來即眠”。禪宗公案遠比儒家警語玄奧，但兩者還是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直指人心。
文中兩處“我知之矣”，足以說明作為思想家（亦是哲學家）的孔子睿智、清醒。智者、賢者和愚者、不肖者都不能準確地認識和處理現實問題，不僅是春秋時代的情況，也是後續時代的普遍情況。所以說，“智者過之，愚者不及”的概括永遠適用。因而，中庸之道永恆。（白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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