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上圖講座，著名作家馬伯庸對話《澎湃新聞·上海書評》執行主編鄭詩亮
“文學鬼才”馬伯庸來上圖了，聖誕夜駕到，引來一眾親王粉。
《長安十二時辰》《三國機密》《古董局中局》等IP影視化的成功讓馬伯庸火出了圈。上圖報告廳內座無虛席，異常熱鬧。而本尊一襲黑衣，標準站姿，作講課狀，話匣一開，卻是一個包袱接一個。
他堅稱，今日不賣書帶貨，只聊實在乾貨。於是乎，從曾鞏的“水澤春漲”聊起，到千年前抗災實用手冊，“一將功成萬骨枯”，一事功成萬頭禿，於詼諧間體味普通人做事的不易；與上海書評鄭詩亮的對談，馬伯庸一會兒開啟瘋狂吐槽自家兒子馬小煩的模式，一會兒一本正經說起自己的淘書經和寫書時的“考古”趣事，從《金瓶梅》的文學探討到武裝了現代人思想的《長安十二時辰》張小敬，天南海北，古今縱橫，口若懸河1.5個時辰，讓我們重新認識了一個博學風趣、語出犀利的馬親王。
做事：“一事功成萬頭禿”的打工人群
本次的主題是“做事”。對此，親王連連謙虛表示這方面他“不太行”。
*從施耐德的秉筆太監到幫娃採訪做視頻
憶起自己的打工人生涯，在德資公司施耐德電氣幹了十年，做銷售不會喝酒，做市場不會說話，只有寫PPT還湊合。後來寫了書送領導，逐漸讓領導發現了自己的寫作才華，於是寫講話稿成了他在公司真正的主業，“從部門領導到大部門總監，到中國區總裁，我都幫他們寫，”馬伯庸戲稱，“所以，當時我在公司的官職大概相當於明代司禮監秉筆太監。”
司禮監秉筆太監除了握有批紅的權力外，排名第二或者第三的秉筆太監一般還兼任提督東廠，可謂位高權重
真正讓馬伯庸體會到做事難的，還是來自年初幫娃寫作業的小遭遇。
當時馬小煩學校佈置了一項寒假作業——組隊採訪一位時代先鋒。開始馬伯庸光榮接下了這項作業。“後來我才知道到底有多難寫，”馬伯庸連連叫苦，“我得自己寫採訪問題，每個小孩問一個，還得自己準備答案；然後自己去租場地、僱傭攝製團隊；還要聯絡五個孩子，在保證他們檔期不衝突的情況下完成拍攝；最後還要‘忍辱負重’做剪輯，添上字幕、片頭，配上BGM。”而且因為馬小煩還不能理解拍攝的意義，最後還鬧出採訪時脫口而出“馬伯庸爸爸”這樣的笑話來。讓在場觀眾哭笑不得。
*今知“妃子笑”，無人問荔枝如何來
這次採訪經歷讓馬伯庸深感新聞工作者的不易，“短短的採訪背後實際上工作量非常大。推而廣之，其實很多事情看著容易，背後都有很多人的努力”。
《過華清宮絕句三首》是唐代杜牧的組詩作品。這三首詩借古諷今，表達了詩人對最高統治者的窮奢極欲、荒淫誤國的憤慨
所謂“老闆一句話，打工人跑斷腿”。擅長勾連歷史的馬親王立刻拿出歷史上老闆與打工人的生動案例。楊貴妃想吃荔枝，唐玄宗立即找人去辦。“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我們現在記住的是“妃子笑”，但是其中的“一騎”不可能只有一匹馬，從嶺南到長安路很長，要在極短的時間內把新鮮荔枝運送過來，物流運輸上需要考慮諸多因素，包括馬匹準備多少、防腐技術的使用、該派多少人手、各點如何接應。
“歷史書上短短一句話，背後都包含著大量無聊、重複的工作，這些不是決策者自己做的，苦的都是底下這幫做事的人。”
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其實還有另外一句話“一事功成萬頭禿”。決心好下，落地難做。要想做成一個項目，底下人真的是忙得頭都要掉了。
馬伯庸認為，這些普通人才是真正值得去關注的，因為大部分人不是聖人，而且在有生之年也不太可能成為一個改變歷史的著名人物，所能做的多數是些瑣碎之事。
曾鞏：存在感最低的唐宋八大家
馬伯庸要說的這個“做事”的榜樣不是別人，恰恰是唐宋八大家中存在感最低的曾鞏。韓愈《師說》、柳宗元《捕蛇者說》、歐陽修《醉翁亭記》、捆綁出現的三蘇、王安石《泊船瓜洲》，如果住唐宋八大家，大概率被遺忘的名字就是曾鞏。
唐宋八大家，又稱為"唐宋散文八大家"，是唐代和宋代八位散文家的合稱
為什麼呢？馬伯庸一語道破其中原因，“這是因為中學課本中沒有收錄曾鞏的作品”。
“但其實曾鞏才是真正值得我們學習的。”
*秦觀彭幾海棠無香恨曾鞏，詩不工整詞普通
且看古代文人對曾鞏的評價。
秦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之也。”文章寫得好，但詩不行。
彭幾，馬伯庸稱他是北宋段子手：“一恨鰣魚多骨，二恨金橘大酸，三恨蓴菜性冷，四恨海棠無香，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由此可見，曾鞏的詩是多拿不出手，才能被彭幾列為平生五大恨之一。
曾鞏（1019—1083），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今江西省南豐縣）人，後居臨川，北宋散文家、史學家、政治家
曾鞏的詞在北宋這個詞的時代也十分普通，沒有什麼代表性的詞作留下。
“他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不是因為詩詞，而是因為文章。”
曾鞏文集讀3頁想睡，波澤春漲是寫文太水？
行家論唐宋八大家，韓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如“幽巖怪壑”、歐陽修如“秋山平遠”、蘇軾如“長江大河”、王安石如“斷岸千尺”、蘇洵 “煩而不亂，肆而不流”。
到曾鞏這裡，畫風突變，“波澤春漲”，意思是春天的小池塘在雨的滋潤下，水波慢漲。
這種漲起來的感覺是細微難察的。馬伯庸打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崇山、長江、斷岸，採用的都是廣角鏡頭，看到的都是大風景，而曾文必須用微觀鏡頭，仔細觀察很久，其特點才能顯現出來。
有人總結了曾文五大特點：“質樸、淡雅、中平、沖和、少文。”乍看之下，感覺有點淡，就好像誇一個長得不太好看的孩子，只能說他長得很健康。
剛工作不久的馬伯庸曾買過一本曾鞏的文集，但回家看了三頁就睡著了。“那個時候算是見識了為什麼是‘波澤春漲’，太水了。”
但當他三年後重新翻起，感覺就大不一樣了。“你會發現曾鞏的文章確實質樸，但是這個質樸背後有他的過人之處。”
《越州趙公救災記》：古代教科書級抗災手冊
親王重點解析了一篇與今年疫情相應景的《越州趙公救災記》。這篇文章歌頌了北宋名臣趙抃在越州（今紹興）的一次救災過程。
趙抃(1008—1084)，衢州西安(今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區)人，北宋名臣，諡號“清獻”。彈劾不避權勢，史稱“鐵面御史”
*調研：7大問題開啟手把手救災指南
歌頌地方建設的文章有很多，最有名的《嶽陽樓記》，但曾鞏的這篇算是異類。馬伯庸稱：“它是一篇手把手教官員如何應對災情的執行手冊。”
開篇，曾鞏不用華麗排比讚頌，上來就拋出7個犀利的問題：“屬縣災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這7個問題實質上是趙下發的“調查問卷”，涉及救災的方方面面。
大數據很快有了反饋，“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庫存和受災情況一併摸清楚，前期準備完畢。
“調研”是趙救災所做的第一件事。
*規則：保護女性、追求公正高效和精準
接下來，這些糧食怎樣才能高效而且足夠公正發送到需要的人手裡？這是一個很難的管理學問題。由此，趙制訂發放糧食的規則。
馬伯庸特別提到“男女異日”領糧這條規則的妙處。第一，“憂其眾相蹂也”，錯峰領糧防止人過多發生踩踏事件；第二，這是一個簡單甄別身份的方法，古代不像現在有身份證，如何保證不重複領糧食，古代唯一可以甄別的只有性別，男女分開之後，雖然不能百分百保證無人冒領，但至少可以使冒領的人數減少一半；第三，保護女性，這點可謂用心之深，古代災情中女性是最大受害者，輕則口糧被搶，重則被賣甚至被吃掉。而這條規則無形中賦予女性換糧的價值，避免其被家庭犧牲的命運。
《曾鞏集(套裝上下冊)》（中華書局，1984年）以《元豐類稿》為主，收錄了現存曾鞏的全部詩文，是目前最為完備的本子
*發放：物流、調配、福利等硬件配套齊全
糧食不會自動到災民的手裡，需要有大量的人去分配糧食。曾鞏再次用簡潔的筆調條理明晰地講述了發放糧食的5項配套措施。
物流方面，設置57個發糧的地方，確保每個村民都能就近領到糧食；並且設置一個規則“告以去其家者勿給”，如果有逃往鄰縣的，不發放糧食，從而把糧食作為槓桿，保證了社會安定。
人力方面，找一些已退休或者曾經有過工作經驗的老官吏來做事，保證了人力的實現。
調配方面，讓富人不要囤貨居奇，以正常市場價賣糧（“平其價予民”），做好市場調控，同時調撥官糧確保市場上的糧食總量保持一個平穩度，使之不會有哄抬糧價的現象出現。
工賑方面，僱用民工修補城牆，又給錢，又給糧，還提供就業機會，確保災民有事幹。
福利方面，北宋高利貸可怕，為應對災情，趙以官府作保，暫緩收貸，讓老百姓能活下去。
醫療方面，饑荒一定會伴隨重大疫情，“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外隨收瘞之”，設診所，請醫生，保安葬，相當於建立了一個三級醫療體系。
一切安排得合理明白。
馬伯庸主講《越州趙公救災記》中趙抃設置的發放糧食的5項配套措施
馬伯庸:重讀曾鞏文，學習做事的藝術
馬伯庸最後講到了趙作為領導的管理藝術。“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災情緊急，不是每件事都合規，不是每件事都需要請示，趙囑咐下屬只管放手去做事，責任自己一力承擔。“正是有趙這樣的人在前頭主動承擔責任，底下的人才會積極地救治災民。這樣的領導是最能夠調動團隊積極性的。”
其次，要設置預案機制。曾鞏結尾總結，“蓋災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天災無法避免”，在和平時期做好救災演練及準備，一旦發生災情按照預案立即執行。
*學習曾鞏做事的嚴密和踏實
《越州趙公救災記》一文完全體現了曾鞏的行文特點，沒有文採，連生字都很少，更別提用典、押韻和排比，連一句名言都摘不出來，但是句句乾貨。
馬伯庸認為，曾鞏的優勢不在文採，而在於他邏輯的縝密和做事的踏實。
《全民抗疫》插畫，創作者萌力覺醒
文末，曾鞏揭示了寫作這篇文章的目的，“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災，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他希望自己的文字具有實用價值，讓趙的救災良策可以沿襲下去，為後人所用。
2020年的新冠疫情，大家都感同身受。馬伯庸說，“如果趙的這些措施放到現在，同樣有著重大的參考意義。疫情期間，政府抗疫的種種努力也是印證，而我們在民間看到的許多救災事蹟也能在這篇文章中找到印合”。
“可見，一篇好的文章不僅是適用於當時，它一定是超越時間。”
*提高說明文教育，把事情講明白
經歷此次疫情，再讀此文，馬伯庸更能體會曾鞏文字的價值，也瞭解了“波澤春漲”的真正意義。
南宋朱熹感慨“何世之知公淺也”，的確，曾鞏如此行文當然得不到流量，博不了眼球，得不到唐宋八大家其他幾位被萬人傳頌的待遇。
朱熹(1130—1200)，字元晦，號晦庵，諡文，世稱朱文公。宋朝著名的理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詩人，閩學派的代表人物，儒學集大成者
“但讀懂曾鞏，一定會使你的工作生活獲益匪淺，他可以教會你許多做事的方法，尤其是如何把一件事說清楚。”馬伯庸認為，這正是現代人最缺乏的。“現在中學大多教學生寫記敘文和議論文，其實我一直希望多增加一些說明文練習。”補一補邏輯課。
題外話：閱讀/偶像/寫作與歷史小說
雖然在微博上總瘋狂吐槽自己兒子，但作父親，馬伯庸對兒子的教育問題還是很重視的。關於讀書，他的觀點是“讀書一定要野生”，不要設限。
*讀書一定要野生，數字閱讀提高精度概率
馬伯庸提到，回顧自己家族的閱讀史，讀書的限制一代代在後退。父輩連《戰爭與和平》這樣的世界名著都算黃色小說；到了自己讀書，父親則教導他不要看武俠，多看看世界名著；現在兒子看漫畫，他又著急，勸他能不能看點武俠。“也許到我孫子那輩，他只要睜開眼睛看世界就行了，腦外接VR就能把閱讀體驗全實現了，”馬伯庸笑著說。
對於現在閱讀碎片化問題，馬伯庸是抱有樂觀態度的。他說，人們總有種錯覺，80年代是全民閱讀的時代，而今天讀書的人越來越少。其實每個時代讀書的人就那麼一小撮，今天玩手機的也許跟80年代打麻將的是同一批人。反而是現在的移動端閱讀以及數字閱讀中的一系列激勵手段讓許多不看書的人開始去閱讀了。
馬伯庸認為，閱讀的碎片化並不一定會造成反智，一個話題感興趣的人可能很多，去深度挖掘的永遠只是少數。“這不是存量問題，而是增量。”固然因為閱讀群體的擴大導致魚龍混雜，泥沙俱下，但這恰恰提高了精讀的概率。
*寫作講究內求，才能從枯燥檔案中找出故事
對談中，鄭詩亮代表粉絲問及親王為什麼這麼博學？馬伯庸只謙虛表示，自己的能力不在於對一個專業多瞭解，而在於把一件平常的事說得神乎其神，讓一些外行人覺得很有意思。
馬伯庸說，他覺得絲的意義在於帶你去領略更廣闊的世界，如果你讀完我的小說，進而對這個故事背後的歷史產生興趣，去做深入的挖掘和了解，我覺得自己的使命就完成了。
馬伯庸寫作最多的是歷史小說，他一貫擅長穿梭於五色朝代，於歷史縫隙中串聯起生動的故事。
如今，他已經是大神級別的作家了。面對觀眾提出的歷史小說要有爽點、海棠要香這一問題，他言，“寫作最關鍵的是內求”。從混跡論壇到逐步積累人氣，一路堅持走來，馬伯庸認為，“寫作最大的幫助是能讓自己開心，而不是說要揹負一個重大的歷史使命，勵志得諾獎是不可能的，每一個諾獎得主在寫作的時候一定不會想到自己會得獎，迷茫時期的過程就是內求的過程，所謂尋求爽點不是尋求編輯或讀者的爽點，而是找尋自己的爽點，一定要自己得到滿足後，再去滿足別人”。
*尊重學者研究，建立寫作利益分享機制
《顯微鏡下的大明》一開始是發在網絡上的，羅振宇覺得有趣，花十萬買下了它在“得到”的版權。但是馬伯庸覺得這本書是自己參考了很多論文拼湊出來的故事，所以他找了四篇參考最多的論文作者，讓他們平分這些錢。
《顯微鏡下的大明》（湖南文藝出版社，2019年）講述了六個深藏於故紙堆中的明代基層政治事件
馬伯庸說，當時準備轉錢給這些作者的時候，還收到“騙子，滾”這樣的回覆，甚至被報了好幾次警，讓他深感這些苦守寒窗多年的老師的質樸，“他們花了這麼多心血寫了篇可能沒多少人會看的東西，甚至沒有想到會因此得到錢。但是其實價值很大”。
知識其實是有價的，鄭詩亮提到，在日本、歐美一些發達國家，已經有了比較完整的學者研究和麵向大眾創作的利益分享機制，親王的這一舉動無疑是一個很好的實踐。
*歷史是枚釘子，掛我小說大衣
馬伯庸歷史小說的寫作方向是隨著自我興趣而變化的。“我這個人沒有常性，屬於兼愛，每個朝代都有它好玩的一面，我對一個朝代的興趣並不在於我覺得這個朝代完美無缺，而是我發現了這個朝代有極大的可能和複雜性，比如我喜歡明代，是因為明代其實是古典中國最後一點餘煦和近代中國最早的一絲微光。兩者結合在一起，能夠看到關鍵時間節點上一個時代的興起。”
他能憑藉史料中一筆帶過的人物，找尋創作靈感。曾經有讀者問他，你覺得我們為什麼愛看你寫得小說？這引發了他的深思。是的，這些歷史事件已經發生了，為什麼現在的讀者還愛看歷史小說？
套用一句話，“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所有的歷史小說之所以有人愛看，一定是因為其某一方面與現在的讀者有微妙共鳴。
《長安十二時辰》中，馬伯庸特意安排張小敬說一段話：“我在長安當了九年不良帥，每天打交道的，都是這樣的百姓，每天聽到看到的，都是這樣的生活。對達官貴人們來說，這些人根本微不足道，這些事更是習以為常，但對我來說，這才是鮮活的、沒有被怪物所吞噬的長安城。在他們身邊，我才會感覺自己活著。”他不是為了達官顯貴保護長安城，他是為了這些老百姓，是為了這些普通人能過上安靜的生活才守護長安城的。
《長安十二時辰》圖書及由曹盾導演的《長安十二時辰》同名影視作品海報
馬伯庸說，唐代是門閥制，貴族和普通人差異很大，當時的人不可能有這樣的覺悟，張小敬的此番言論是典型的現代人思維。現代尊重每個人的價值，保護每個人的生命。“哪有什麼歲月靜好,不過是有人為我們負重前行”，這是疫情階段網絡上流行的一句話，“我之所以讓一個古人違背歷史邏輯說出這番話，實際上是和現代讀者做一個鏈接。”
歷史小說的意義不在與復古，而在於言今。抗戰時期，徐興業寫下《金甌缺》，講的是靖康之變，表達卻是他對國民政府無能的不滿。
好的歷史小說永遠是和時代脈搏聯繫在一起的，正如大仲馬所說，歷史是一枚釘子，掛我小說的大衣。
編輯：錢亦琛
責任編輯：李念
*文匯獨家稿件，轉載請註明出處。
轉載請超鏈接註明：頭條資訊 » 馬伯庸聊乾貨：從曾鞏抗災手冊到守護長安的張小敬
免責聲明
：非本網註明原創的信息，皆為程序自動獲取互聯網，目的在於傳遞更多信息，並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如此頁面有侵犯到您的權益，請給站長發送郵件，並提供相關證明(版權證明、身份證正反面、侵權鏈接)，站長將在收到郵件24小時內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