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後半葉現實主義中國人物畫創作的代表人物之一， “新浙派人物畫”的奠基人與推動者、原上海美術館館長方增先先生（1931-2019)辭世一週年之際，12月25日，“方增先先生逝世一週年追思會”在上海中華藝術宮舉行，方增先先生的家人與學生、曾經在杭州和上海共事的同事聚首在上海，追憶方增先生的藝術之路與對當下的影響力。
方增先之子方子虹在追思會中表示：“父親晚年曾說，他的作品不是個人的，應該捐給國家。對於寫實人物畫，我們要給未來留下方法，從書法著手方法論的研究，通過筆墨的變化感受書法的空間感。”
方增先
方增先先生的夫人、雕塑家盧琪輝坐著輪椅來到追思會現場，雖並未發言，卻幾度哽咽，身邊的兒子方子虹，以及方先生的學生馮遠不時安慰勸導。
方子虹現為上海大學美術學院教師，他早年一直在外求學，近10年與父母同住。追思會上，方子虹講述了其父親的病情，自己和家人也努力照顧、研讀醫學報告希望能儘量延長父親的壽命，但最終父親的生命定格在88歲。在他和其父親同處的最後十年，除了身體外，方增先的研究也需要幫助，他希望研究出一套方法論。“他說‘你的視野和我不一樣，我早期看不到的東西，你能夠看到，我只是看到了一個曙光，那個區域’，他說，‘對於寫實人物畫，我們要給未來留下方法，我們從書法著手方法論的研究，通過筆墨的變化感受書法的空間感。’可惜我們只收集了1000多個字，他的身體就不行了，他說後面的字你補上去吧，不在於誰有名，誰寫得好，只要把方法摸索出來就可以。”
方增先夫人盧琪輝（中）與子方子虹和學生馮遠（右）交流
《家鄉板凳龍》（局部），2002
如今，方子虹依舊在摸索，他表示，父親的作品要捐獻給國家。
中國文聯副主席、中華藝術宮（上海美術館）顧問馮遠從學生的角度，講述了自己對方先生的情感，並表示“沒有方先生的極力舉薦。大概就沒有後來的馮遠。”他尤其提到了方先生在評畫中講到“咪道”，自己如何從不理解到慢慢感受到繪畫中“咪道”的妙處。
同時馮遠也提到，在藝術上，方先生從《粒粒皆辛苦》到《母親》的變化，並認為《母親》超越了他所創立的浙派人物畫。
《母親》，1988
“我們停留在《豔陽天》《說紅書》上認識方增先先生，實際上並沒有真切地理解到他把控中國畫語言本身和所要表現的時代，當然後來他研究傳統，達到了一種超過了技藝、風格的表達。”馮遠說，“同時在方老師幾十年的治學過程中看到他的襟懷，他的謙遜、包容，他從事中國藝術，卻積極推動上海雙年展的籌劃，並在設計藝術等領域緊貼上海的發展。作為上海美協主席、上海美術館館長，不光思想有一定的高度、寬度，對能夠推動上海的美術事業發展功不可沒，另外他保持著中國文化特有的既是知識分子又是藝術家的風骨，讓人欽佩。”
年輕時的方增先（右）和妻子盧琪輝拜訪王個簃先生
代表了當時中國人物畫走向現代的一個路徑
中國美院副院長沈浩從浙派人物畫的角度解讀了方增先的藝術成就，他認為，“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粒粒皆辛苦》《說紅書》到70年代的《豔陽天》《孔乙己》，方增先先生的人物畫成為浙派寫實人物畫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這些高峰作品是國美人教學的富礦，值得我們持續挖掘和研究，方增先先生是筆墨聚焦人民的藝術家，浙派人物畫就是一朵獻給時代勞動人民的精神之花，方先生深入祖國廣袤大地，紮根生活現場教學、創作，勞動者的形象在方先生的筆下獲得了豐富多樣的藝術答案，這也給人留下了許多思想的啟迪，為時代留下的鮮活記憶。”
1983年，方增先赴青海玉樹藏族自治州寫生途中。
方增先同中央美術學院、浙江美術學院敦煌考察隊赴千佛洞
方增先在中國美術學院任教近30年，他潛心教學，言傳身教，瑞澤桃李，一大批在當代人物畫界有廣泛影響力的著名畫家都是方增先先生的學生。除此之外，他高度重視美術館的學術建設和社會服務，締造了中國第一個國際藝術平臺——上海雙年展，是當代中國藝術多元發展、繁榮創新的倡導者和推動者。
方增先在示範教學
《說紅書》
中華藝術宮（上海美術館）原執行館長李磊則認為，方增先先生不只是浙派人物畫的領軍人物，也是中國現實主義中國畫的高峰。李磊和方增先曾在一個辦公室共事，期間經常向方老請教如何畫畫，以及當時他怎麼會想到這樣畫？“他說其實很簡單，一個是時代的要求，解放後要反映人民群眾，但是怎麼反映？開始也不知道，學了蘇聯的辦法，我的辦法是向蘇聯的現實主義學構圖和講故事的方式，再是用水墨來畫素描，最終要把它畫成中國的畫，而不是外國的畫。”晚年，方增先對自己水墨的要求越來越高，他不斷寫字，將書法的意趣用於人物畫，並常說，多畫一點，以後給國家。
方增先在作品前
藝術評論家毛時安也認為，方先生不只是浙派人物代表性畫家，也代表了當時中國人物畫和中國社會走向現代的一個路徑。“中國美術在1980年代以後發生了變化，在各種外來的文藝思潮、美術樣式的衝擊下，實際上方先生也在思考，中國畫怎麼殺出重圍，再現中國畫的當代面貌？這個熱鬧的時代，也是探索者、先驅者非常寂寞的時代。”毛時安說，“浙派人物畫是方先生漫長藝術生涯當中的一個片段，從80年代開始，在受西方現代藝術的衝擊後，他從新角度探索中國畫，同時他大膽迴歸中國畫的本體，從書法和傳統入手，再看中國畫。”
引學術入美術館，將國際雙年展落地上海
作為現代型美術館的開拓者和奠基人，參加追思會的大部分人或在上海美術館、或在上海美協與方老共事過。中華藝術宮（上海美術館）研究館員茅宏坤就提到了1987年的上海美術館的轉型，當時方增先作為館長對於文化藝術搶救性的發掘和收藏，如今中華藝術宮大部分林風眠的館藏是當時方老留下的，對於美術館如何收藏，如何做學術，方老有榜樣的作用。
李磊也回憶到，他改變了美術館僅僅作為服務社會的展覽館的功能，而是像博物館一樣抓學術，並建立上海美術館的收藏體系。他也像上海美術館的家長，雖然年紀大了以後不是每天來，但是他一直掛念著上海美術館的工作，也如父親一般關心美術館的年輕人。
特別是方增先先生在擔任上海美術館館長期間，敢為天下先，大膽的開拓創新，1996年創辦了第一屆上海的雙年展，這個品牌展覽已經延續了20多年，至今一共舉辦了13屆，同時逐步的發展、壯大，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悠久、最具有影響力的國際當代藝術的雙年展。
方增先在上海美術館前
李磊和上海油畫雕塑院副院長江梅都曾參與首屆上海雙年展的工作，在李磊看來，上海雙年展是中國文化在改革開放中如何面向世界、如何回答世界對於中國的看法的方式，對於中國的視覺藝術如何走向現代化、走到當代最前沿起了個巨大的作用。
李磊回憶到在做雙年展時，自己是方老師的“跟班”，“在布好展轉一圈後，方老師說，‘這畫的什麼玩意？一點都看不懂’；我們說，方老師雙年展還是您弄起來的。他說，‘我不喜歡不等於它沒有道理。雖然我不太瞭解，但是大家看看了解了解，說不定對將來有啟發。’”
追思會現場，圖：趙東陽
江梅曾在上海美術館學術部工作了19年，她第一次見方老就是在首屆上海雙年展學術研討會上。在她看來，在這個首次由中國人自己舉辦的國際雙年展上，也從自己的文化發展需要出發來確定主題邀請藝術家，上海雙年展的意義在於改變了長期以來中國的藝術家在國際藝術舞臺上處於一種被選擇的尷尬境地，提升了中國當代藝術在國際當代藝術舞臺上的地位和文化形象。“上海雙年展始終堅持關注本土、強調民族性的基本線索，這和方增先老師始終堅持走民族特色的藝術道路，建立中國自己的本土化當代藝術的思想是不可分割的。哪怕對於自己不理解甚至不認同的藝術觀念和形式，他願意去理解、瞭解，他認為可能未來的中國的藝術，可能在裡面可以找到積極或者是有效的發展的途徑。在這點上，我們跟著他一直在工作的年輕人受益匪淺。”江梅說。
方增先在擔任上海美協主席時，朱國榮擔任秘書長。在朱國榮的回憶中，除了上海雙年展方老還策劃幾個藝術設計展，為上海藝術設計發展也做了貢獻。在具體工作中，方老思想解放、抓大放小。並希望通過辦展覽、寫文章、做學術讓中國公眾也能讀懂當代藝術。
鄭辛遙回憶與方增先的交往
上海市美協主席鄭辛遙也對方增先的為人處世記憶深刻，鄭辛遙在新民晚報上開設“智慧快餐”專欄，鄭辛遙聽說方增先對自己的專欄非常肯定，並鼓勵他從哲理漫畫的角度深入。2012年10月，“智慧快餐”20年畫展時，方老雖然身體有恙，但還是寫了“修身養性”四字以表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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