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大架子”“獎掖後進”“有擔當”“理解中國文化”……這是中國學者們回憶起與傅高義的交往時出現的高頻詞。
當地時間12月20日，美國知名學者傅高義去世，享年90歲。傅高義研究中國和日本幾十載，與中國交往頗深，在取得了深厚的學術造詣的同時，也一直在努力促進中美關係的發展。
回憶起傅高義時，復旦大學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黃仁偉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表示，傅高義“既用思想也用行動在塑造中美關係”。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於鐵軍認為，“現在後輩學者中鮮有人具備他這種風範。”
在傅高義這一代學者逝去、國際形勢發生巨大變化之時，他對中美關係的貢獻和他的治學，對今天又有什麼啟發？
傅高義 視覺中國 資料圖
“用思想和行動塑造中美關係”
作為積澱深厚的學者，傅高義也曾在美國政府對華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在1993年至1995年擔任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負責東亞事務的情報官，也曾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和21世紀初期帶領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來到中國與中方人士溝通。黃仁偉回憶說，傅高義當時表示，“我帶領了一個‘夢之隊’，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兩邊的最高水平的專家都來了”，而當時美國對華政策主要就是由這批人制定的，包括奧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蘭普頓（David Lampton）、包道格（Douglas Paal）等人。
這批專家回到美國後寫了一本書，名為《與中國共處》（Living with China），由傅高義主編。黃仁偉指出，直到特朗普上臺前，這本書都為美國對華政策奠定了基調，美國所謂的對華“接觸”政策，就是出自於這本書。此外，該書還講述了中美分歧、中美之間的共同點，以及如何通過擴大合作來克服分歧，強調中美必須要長期、和平地共處，要互相合作。“這本書的基調很好，這個團隊成員直到現在對中美關係仍有重要影響力。”黃仁偉評價道。
黃仁偉回憶道，上世紀90年代初，中美關係出現低潮。而傅高義推動了1997年江澤民訪美和1998年克林頓訪華這兩次重要的中美領導人互訪，在背後策劃所有的細節安排。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細節安排就是請江澤民到哈佛大學演講，具體雙方說什麼、怎麼說，都離不開傅高義的幫助。
傅高義送給黃仁偉的《鄧小平時代》的扉頁上的贈辭。這本書的前言羅列了傅高義就此書採訪過的中外學者，其中包括黃仁偉。 黃仁偉 供圖
傅高義一直致力於推動中美關係的發展，在近期中美關係面臨困難之時也積極發聲。
今年12月1日，傅高義在香山論壇研討會上通過視頻表示，美國當選總統拜登給中美關係帶來新的機會，中美之間應該從高層會晤、專業人士以及工作層三個層次進行推進，美國應該承認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公平地對待中國。
“傅高義先生在中美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與發揮的作用非常重要、非常獨特，可以說是難以替代的。”於鐵軍對澎湃新聞表示，“作為老一代德高望重的學者，我覺得他特別有擔當。在當前中美關係特別困難的時間點上，勇於發出理性的聲音。”
於鐵軍回憶起自己2018年9月對傅高義的訪談，後者針對當時已經舉步維艱的中美關係憂心忡忡地說，美國瞭解中國的學者發聲的並不多，傅高義覺得美國老一輩中那些知道中美關係怎麼從當初困難情況下走過來的人，應該在這個時刻發揮自己的作用。
2019年7月，傅高義等美國百名專家學者及政商界知名人士在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上刊登了一封致總統特朗普及美國國會議員的聯名公開信，題為“中國不是敵人”，表示敵視中國對美國無益，這種做法或將孤立美國。傅高義就是這封信的發起人之一，也是五名執筆人之一。
黃仁偉對此評價稱，“在特朗普政府對華極限施壓的氣氛中，傅高義帶頭執筆寫百人的公開信，實屬難得，需要極大的膽略，以及堅定不移的信念。”
“雖然中美關係面臨重重困難，但傅高義教授基於自己長期的研究和經驗，一直在不遺餘力地推動中美關係往積極的、具有建設性的方向發展。感覺這樣的學者在美國現在是越來越少了。”於鐵軍說道。
此外，傅高義作為中國和日本問題專家，還在21世紀初推動中美日三邊對話，促進中美日進行三方合作。黃仁偉認為，傅高義目睹了日本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上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很快也發現上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迅速崛起，並頗具前瞻性地預見到中國和美日的關係可能會發生變化，因此傅高義認為在日本崛起的過程中，美國要容忍日本，中國崛起過程中，美日也要容忍中國，崛起國家和守成國家能夠形成和平、合作的關係。“他這個思想是很寶貴的，做法也很寶貴。”黃仁偉說道。
傅高義 視覺中國 資料圖
“將傳統學術研究方式做到極致”
傅高義於1958年獲得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當時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美國社會。隨後，他在日本度過了兩年，學習日語並進行實地研究。直到上世紀60年代，他才轉向對中國的研究。傅高義精通漢語和日語，著有《鄧小平時代》《領先一步：改革開放的廣東》《日本新中產階級》《日本第一》等多部有關中日兩國的書籍，並與中日兩國各界人士結下了友好關係，在兩國備受尊敬。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吳心伯對澎湃新聞表示，“在美國，傅高義代表的中國問題研究的一個時代結束了。”他認為，傅高義以“尊重、理解、交流”的方式研究中國，而美國的中生代和青年一代的中國問題專家不可能再回歸這種風格了。
“現在美國和日本等國的政治學術界，在傅高義教授這樣的老一代學者之後，我感到有些青黃不接。”於鐵軍有著類似的看法。
於鐵軍指出，從學術背景上來說，傅高義是社會學出身的，他做學問的方式跟當下美國政治學和社會學研究的主流方式還不是太一樣，傅高義“把傳統的學術研究方式做到一種極致”，這包括田野調查、語言技能，對研究對象國的歷史、文化、習俗、民情都有深厚的瞭解，而且在其主要研究對象國——中國和日本——擁有廣闊的人脈。傅高義曾說通過“拉關係”來做研究，於鐵軍對此表示，其實這是一種“腳踏實地交朋友”的方式，只有這樣，才能建立信任，並瞭解對方的思維方式和真實想法。
除去傅高義的研究方式，他對研究對象國以及對國家關係的態度也與現今的許多學者不同。“在我認識的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中，像他這般對華友善的非常罕見。”黃仁偉對澎湃新聞表示，在涉及到中美關係走向這樣重大的問題上，傅高義沒有退讓。黃仁偉認為，傅高義把東方文化的精髓學成“學透了”，處理中美關係、中日關係和美日關係都秉持著“外柔內剛”的原則。
傅高義為什麼會這麼做？黃仁偉認為，原因之一是傅高義有非常深厚的日本學和中國學的功底，對日本文化和中國文化鑽研得很透徹，所以能用對象國的文化來思考，而絕大多數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人不懂中國文化，或者一知半解，抓住中國文化裡的隻言片語來為自己服務。“我們認識很多中國通，沒有像他這麼全面理解中國的。”黃仁偉感慨道。
而另一個原因，黃仁偉認為是傅高義非常關注深入的調查研究。傅高義曾在先後在日本東京以及中國香港和廣東實地進行深入研究，與中日兩國各界深入交流，並由此寫作了《日本新中產階級》《領先一步：改革開放的廣東》等作品。黃仁偉認為，“那個時代廣東走在全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他也正因為研究了廣東，才加深了對鄧小平思想的理解。”
“傅高義理解中國文化，同時又對中國社會開展深入調研，再加上他與人為善的性格，所以他對中國的態度在任何風浪前都不會輕易改變。”黃仁偉說道。
而在傅高義式學者後繼乏人的情況下，在新的國際形勢和學術環境下，當今的學者如何能秉承他的價值和精神？
於鐵軍認為，這需要做到以下幾點：首先是要有良知和擔當，擇善而固從。其次是堅守專業精神，傅高義的專業精神是建立在他長期對中國和日本問題進行研究的基礎之上的，並因淵博的學識而在這兩個國家中贏得了廣泛的尊重；學者需要憑自己的專業的知識來發言和引導公眾，不能人雲亦雲，更不能曲學阿世。第三是知行合一，將自己的專業知識服務於社會，學以致用。最後是對學術研究一直抱有激情，活到老學到老。於鐵軍表示，“我們絕大多數人雖然年紀上很輕，但是缺乏他（傅高義）那種幹勁，這些都是我們應該向他學習的。”
許多接受澎湃新聞採訪的中外學者都談到了傅高義的為人，包括他的隨和，他對後輩的關照，和他樂於溝通的態度。傅高義曾說中美需要有更多有“人情味”的學者，這令於鐵軍感觸很深：“現在後輩學者中鮮有人具備他這種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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