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後商
在2017年雅布提獎長篇小說類一等獎作品傳記小說《馬查多》（Machado）中，巴西作家西維亞諾·桑提亞戈（Silviano Santiago）回顧了巴西文學大師馬查多·德·阿西斯最後四年的生活，他的藝術、孤獨和癲癇病。行將終老的阿西斯，在兩名女傭的幫助下，努力和癲癇症共處，與此同時，巴西第一共和國對中央大街開始了現代化的改造——就在不久前，阿西斯還被調到了工業部。私人生活和歷史變遷彙集於《馬查多》，阿西斯渴望成為現代人，但又是以保守的、不公正的方式。例如，阿西斯從社會意義上否認自由勞動的存在，但又從本然意義上不聲張地反對奴隸制，阿西斯的矛盾恰恰是一個典型。
馬查多·德·阿西斯，1839年生於裡約熱內盧，小說家、詩人、劇作家、巴西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頭像被印在面值一千的紙幣上。1897年創辦巴西文學院，並擔任首任院長。生前身後發表了眾多作品，涵蓋了全部文學體裁，共計十部長篇小說，二百零五篇短篇小說，以及大量詩歌、戲劇作品，代表作有《沉默先生》《布拉斯·庫巴斯死後的回憶》《金卡斯·博爾巴》等。
1.文學上的世界主義者
阿西斯生於1839年，是混血人油漆匠和白人洗衣婦的兒子，其血統中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統，但他一生都在努力隱藏自己的黑人身份。他的教育生涯很短，只讀過小學，他的啟蒙來源於一位拉丁神父和刻苦的自學。有資料可查，阿西斯發表的第一部作品是《窮人刊》上的一首十四行詩。阿西斯的職業生涯從國家印刷局起步，此後又先後做過校對員、編輯、撰稿、主編助理等——為報刊等媒體撰稿是阿西斯堅持一生的事業。三十多歲的阿西斯進入政府部門工作，彼時的巴西還是佩德羅二世治下的巴西帝國，尚未廢除奴隸制。阿西斯先後在農業、商業、公共工程部履職，官至公共工程部局長——考慮到拉美文人的政治色彩，這種行為並非迂腐的表現。
在文學方面，阿西斯無疑是一個世界主義者。在文學譜系上，他有屬於自己的位置，但沒有那麼明晰——他分頭吸納了巴洛克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歸根結底，他使自己面對了諸多經典“問題”，面對那些永遠都不過時的“問題”。阿西斯不拘泥於類型，他寫詩歌、短篇、長篇、戲劇、評論等等，且以一種現代又古典的方式雜糅了諸多弱類型。在宗教、政治、文學、生活等方面，阿西斯的思想是自由的，近乎無政府主義的。阿西斯的作品所顯示出來的懷疑色彩，並不是存在主義式的，而是後巴洛克式的——於他而言，絕望和希望是一個詞。阿西斯是隱藏式的他者，又是神秘化的自我。作為一個隱藏式的他者，他有著洞察事物和走入讀者的可能；作為一個神秘化的自我，他召集著他所書寫的事物和思想。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阿西斯的每個段落簇——看得出來，阿西斯的作品是累進式的，是夾雜著空白的——都會讓作為讀者的我們平靜下來，讓我們追隨他的敘述成為更真實的自我。
2.文學的本質是人的普遍意義
“我過著半隱居的生活，偶爾參加一次舞會，去去劇院，或聽演講，但大部分時間是我獨自度過的。我活著，任其事業和光陰流逝；在奢想和失望中時而心緒不寧，時而心灰意懶。我撰寫時政文章，從事文學創作，向報刊寫文章或詩篇，竟然還得了個善辯和詩人的美名。當我想到已當了議員的羅伯·奈維斯和侯爵夫人維吉麗亞，我自問為什麼不能成為比羅伯·奈維斯更好的議員和侯爵。‘我更有價值，比他的價值大得多’，我望著鼻子尖說了這番話。”阿西斯在其經典《布拉斯·庫巴斯死後的回憶》（Memórias Póstumas de Brás Cubas）中如是自我剖析。
貴族布拉斯·庫巴斯在其死後懷舊憶往，也邀請我們體味他雍容又枯燥的人生。他偽裝成斯特恩的巨人，但更偏狹，更執著於高貴又可憐的感情、優越又懊悔的腔調。本書的喜劇效果幾乎是一種古典文學變形後所產生的，不過，阿西斯在處理喋喋不休和快速切換的時候，顯得更為剋制和有所保留，這主要是因為他的對象是世情的可笑和人的多變，而不再是巴洛克式的半虛構世界。布拉斯·庫巴斯，或者阿西斯總是在節外生枝，總是變了面具，變了情感，變了指向，透過那些自命不凡、脆弱的表演、各一半的快樂和憂鬱——“我是人，我的大腦是個舞臺，上面演出各種劇目，神聖、嚴肅、活潑的話劇，高雅的喜剛，形形色色的鬧劇、悲劇、滑稽劇。”在這之下，是在愛情和事業上遭遇重重挫折和失敗的布拉斯·庫巴斯。這個故事既不輕鬆愉快，也不狡猾骯髒，而是帶著笨拙的平衡，有如新生。這位死去的作家在死亡之後開始了他最本真的書寫，這個遊戲講的是作家的自由。
在某種程度上，阿西斯是失敗的，因為他從未真正實現預想的在地性嘗試，或者某種現實主義的效果，在這一點上，他比不上巴爾扎克之類的典型現實主義作家。他的作品擁有現實主義的所有元素，甚至更歐洲、更古典，但它幾乎沒有焦點，無法被一個確定的類型所統攝，缺乏一種整體的美感——阿西斯過於隱藏其意圖的、過於書面的、獨特的反諷加劇了這個結果。從中，我們還能發現他的自戀、他的注意力缺失症、他的對經典的依賴、他的藝術上的強迫症。蘇珊·桑塔格所認為的阿西斯的成功正是基於上述的失敗，潛在的失敗，於是阿西斯把自己安置在一個古怪的位置，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巴西現實角度、現代主義文學角度等等——阿西斯總是輕易超越了這個想象所能承載的一切。在這個意義上，現代主義人士的過度成功幾乎總是一種更大的偏執、更存在主義的言說，這也是為什麼桑塔格認為貝克特部分失敗的原因。
典型的說法是，阿西斯沒有提供給我們一種真實的巴西，無論是巴西的自然風光，還是巴西的歷史狀況，後者最重要的例子是他對巴西的蓄奴問題避而不談，而巴西是全世界最大的蓄奴國，而它直到1888年才廢除奴隸制，是最後一個廢奴的國家。就此而言，阿西斯對於現實問題是採取退讓態度的。1873年，阿西斯發表《巴西當代文學的創新：民族性本能》一文，提倡民族主義只是文學的一隅，文學的本質是人的普遍意義，這才是真正的“巴西性”。
《馬查多·德·阿西斯小說集》，作者：（巴西）馬查多·德·阿西斯，譯者：閔雪飛，版本：中信出版集團 2020年7月
3.阿西斯代表著巴西真正獨立的一代
阿西斯帶我們回到了不確定年代的巴西，回到了已然的巴西。在他的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中，故事被拉前，他的角色幾乎都存在於早於他的歷史時期，並且這些人物的感受方式也幾乎總是古老的，原始的，乃至於過於精緻的。然而，阿西斯仍然帶著他的角色狼奔豕突，將他們帶到歷史的舞臺之上，或者讓他們徵服整個歷史。對於最後的獲勝，阿西斯是深信不疑的，因為他是佈局謀篇的人，更因為他是世界文學的學徒。
《馬查多·德·阿西斯小說集》的第一篇《精神病醫生》發生在“搖鈴宣告”的時期，負責搖鈴的人走家串戶，收羅所在地的信息，最後他會將所有人召集在一起，將信息公佈給所有人。伊塔瓜依當地的醫生西芒·巴卡馬特相信科學的精神，他的信條是“科學也毫不例外，它是項天天不斷探索的事”。他發現了醫學裡一個未被開發的領域，精神病學，它曾經是一座孤島，現在被醫生證明是一座大陸。精神的健康才是醫生最值得尊重的事業，西芒·巴卡馬特醫生如是說：“人的精神是一個巨大的蚌殼，我的目的是從中取出珍珠。”醫生將病人大致分為兩類，暴躁病人和溫順病人，然後再細分……在後來的治療中，病人會按照自己所患病的類型接受診治，諸如誠實病、忠誠病等。西芒·巴卡馬特為了收治病人，建造了綠屋，顧名思義，綠色的屋子，是當地最為豪華的宅子，後來還得到了擴建。
綠屋建成之後，西芒·巴卡馬特就收治了很多病人，諸如愛修辭學的年輕人、施捨錢財的科斯塔，甚至於他的夫人艾娃麗絲塔。由於醫生的“荒謬”的收治行徑，人們團結在理髮師波菲裡奧的周圍，進行了一場針對綠屋的叛亂，“玉米粥叛亂”。叛亂影射了巴西歷史上一次未成行的叛亂，蒂拉登特斯（Tiradentes）率領下的“米納斯密謀”（Inconfidência Mineira），只不過前者成功了。但旋即，發生了復闢。西芒·巴卡馬特的聲望在政權更迭時期達到了高峰，綠屋也藉機收治了鎮長和議員，但旋即，綠屋裡的病人都被釋放了。新的治療方案和立法方案得到了實施。故事的最後，取得了智識和精神雙重平衡的西芒·巴卡馬特離開了人世，葬禮很有排場。
《精神病醫生》的故事是多維度的，你可以說它講的是精神病的發現，也可以說它講的是科學至上只會帶來巴士底獄般的荒唐，也可以說它講的是政治的黑暗和翻覆，諸如此類。最重要的是，故事從不止一種發生的方式，它是關於故事的故事學，關於類型的類型學。在資料和素材方面，阿西斯從未逾越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但在寓意方面，阿西斯是完全普世的。阿西斯的一個信念是，在社會和人的戰役中，勝利的總是社會，正如《精神病醫生》所昭示的。社會的勝利沒有看上去那麼令人不堪。在阿西斯的另一本小說中如是寫道：“這或許不是一個完美的社會，但我們別無選擇。如果你沒有下決心要改變它，那就只能承受這一切，在這個社會裡照常生活。”最順從的人，像西芒·巴卡馬特醫生那樣，或許才是最瘋狂的，他們竟然將日常當作病態。
阿西斯帶給我們的是一種保守的懷疑主義，它既有道德的維度，又有美學的維度。在道德維度上，阿西斯是超然的、成熟的。比如，他反寫的《亞當和夏娃》一樣，《聖經》中的美與純潔不過是更大的邪惡而已，而我們所需的是更大的美好，是真正的上帝。再比如他借人物之口對“人性主義”的呼喚，帶著雙重的意味，“請求助於人性主義，它是容納精神的偉大胸懷，是永恆的大海，我潛入海底去撈取真理。”在美學的維度上，阿西斯代表著巴西真正獨立的一代，他徹徹底底地將那些原本屬於西方、屬於宗主國的文本改造成了新的文本。擺在我們眼前的是一種新的古典主義，新的現代主義。阿西斯是反歌德的，又是和歌德相對應的。他的懷疑主義還沒有抵達虛無主義，出乎啟蒙世界也沒有多遠。
早在奧斯瓦爾德·德·安德拉德（Oswald de Andrade）發表《食人宣言》（Manifesto antropófago）之前，阿西斯就做出了驚人的食人主義的實踐——在西方世界之外尋找更好的天堂。“只有純粹的精英成功地實現了肉慾的食人，它在自身內部承載著生命的至高意義，避開了弗洛伊德指定的一切疾病——教義問答的疾病。”奧斯瓦爾德·德·安德拉德如是說。吉爾貝託·德·梅洛·弗雷雷（Gilberto de Mello Freyre）後來在《主與奴》（Casa-Grande & Senzala）為混血人所做的證明正是一個起點。而現在，阿西斯那張有鬍鬚、顯赫的、混血的畫像出現在紙幣、郵票、巴西文學院。
作者｜後商
編輯｜張進
校對｜李世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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