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以賽亞·伯林（覃學嵐 譯）
摘編｜羅東
《個人印象》，[英國]以賽亞·伯林 著，覃學嵐 譯，譯林出版社，2020年8月。
回到學生時代回憶赫胥黎：“他吸引了我們那代年輕人”
1920年代中後期，聖保羅學校八年級經典閱讀和歷史的中高級學習非常高端，但與學校的老師們沒有直接的關係，這些老師可敬、多愁善感、缺乏想象力（只有一個例外—這位老師名氣不大、性格怪僻，是利頓·斯特雷奇的同齡人和忠誠追隨者）。雖然素養最好的老師推薦的是蕭伯納、威爾斯、切斯特頓、吉爾伯特·默雷、弗萊克、愛德華·託馬斯、薩鬆和《倫敦信使報》，我們讀的卻是喬伊斯、弗班克、愛德華·卡彭特、溫德姆·劉易斯、席勒的《邏輯》、靄理士、艾略特及其《標準》；還在阿瑟·考爾德—馬歇爾的推動下，讀了H. L. 門肯、卡爾·桑德堡、舍伍德·安德森的作品，他哥哥當時在美國，很喜歡這些人的作品；我們對谷克多、《過渡》、早期的超現實主義作家和藝術家也感興趣。我們瞧不上德斯蒙德·麥卡錫主編的《人生與文學》，認為它沒勁而保守。解放了我們思想的主要是J. B. S. 霍爾丹、埃茲拉·龐德和奧爾德斯·赫胥黎。
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年7月26日－1963年11月22日），也譯作奧爾德斯·赫胥黎。本文使用的是後者。除了《美麗新世界》，赫胥黎也著有《鉻黃》《男女滑稽圓舞》《光禿禿的樹葉》《點對點》等。
我本人不能說被誰給解放了；如果說我當時身處各種束縛之中，那麼我必定還是沒有擺脫這些束縛。不過，正像以伏爾泰為首的文人拯救了18世紀眾多受壓迫的人一樣，也正像此後拜倫、喬治·桑、易卜生和波德萊爾、尼採、王爾德和紀德，或許還有威爾斯或羅素所做過的那樣，我們這代人也在那些關心自身時代各種核心問題的小說家、詩人和批評家的幫助之下找到了自我。比起敏感或獨創天賦來，社會和道德勇氣有時能產生更具決定性的影響作用。
我的一個同齡人，為人特別正直，智力超群，做事極富道德責任感，但由於社會地位不穩定，加上父親又是個嚴守清教戒律的人，他在道德上曾一度受到束縛和扭曲，讀了奧爾德斯·赫胥黎的作品，尤其是《各安其位》及一兩個短篇小說後就解放了（就像其他人藉助精神分析治療，或者讀阿納託爾·法朗士的作品，又或者跟阿拉伯人在一起生活而獲得瞭解放一樣）。這些作品有如明燈，為他照亮了黑暗的地方，說出了說不得的話，細膩而又充分地描繪了私密的生理體驗，過去哪怕是以最隱晦的方式提到這方面的事情，就會令他深感不安，有一種做了虧心事後的強烈愧疚感。從那一刻起，我的這位朋友思想上就進了一大步，並且成為我們那個時代最受人敬重也最富有成果的學人之一。
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英國哲學家、觀念史學家。他的《個人印象》記錄了他熟悉的二十多位人物，包括溫斯頓·丘吉爾、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弗吉尼亞·伍爾夫、埃德蒙·威爾遜等。
然而，更吸引我們那代年輕人的並不是這種療效，而是這樣一個事實，雖然老有人評論赫胥黎在塑造人物上的無能，但他屬於屈指可數的那種作家，能把思想表演得那樣酣暢淋漓，那樣興高採烈，技巧又是那樣的精湛，結果把反應敏捷、已經看透了蕭伯納和切斯特頓的讀者看得眼花繚亂，興奮不已。這樣的本事是在相對來說很少的質樸道德信條背景下演出的；這些道德信條雖然讓技巧成就的輝煌給掩蓋了，卻實實在在地在那兒，明白易懂，就像一個單調、持久、連續的固定低音，徐徐地、咚咚不停地貫穿精巧的才華展示的全過程，在十七八歲的孩子們的心裡產生了深刻影響—不管這些孩子可能天真地認為自己是多麼複雜或者多麼頹廢，就絕大多數而言，他們都還是滿腔熱切，道德上也容易受到影響的。
我懷疑這種影響後來減弱了，因為這種固定低音—赫胥黎道德和精神哲學的簡單重複的模式—在他後期小說裡越來越揮之不去，毀掉了那振奮人心、歡快大膽、“現代”的新古典主義音樂的高音，而唯有糅進了這樣的高音，他的小說才呈此等傑作。20世紀四五十年代那位嚴肅、高尚、慈悲、寬容的人贏得了普遍的尊敬與欽佩。但是，這種潛移默化的力量—影響—屬於早期那個“憤世嫉俗”、否認上帝的赫胥黎，是家長和老師們害怕和不認可的東西，是可惡的虛無主義貨色，而其中的一些情真意切、甜蜜傷感的段落，尤其是談音樂的段落，卻被那些自認為沉迷於離經叛道的戰後時代最危險、最奇異惡習之一的年輕讀者全盤接受，而且是欣然接受了。他曾經是我們年輕人心目中偉大的文化英雄之一。
比他的才華更吸引人的，是他極大的道德魅力
不是1935年，就是1936年，我在劍橋羅特希爾德勳爵—我和他共同的一個朋友—家裡見到他時，原以為會讓他給嚇倒，而且可能還會遭到他毫不客氣的冷落。沒想到他非常客氣，對在場的每個人都很寬厚。大家一起玩智力遊戲，在我看來好像是這樣，幾乎每頓飯後都會玩；大家都喜歡展示自己的才智與知識。赫胥黎顯然很喜歡這些活動，但他始終不與人爭，與人為善，又清高不群。等到遊戲終於結束時，他便會用他那始終不變的低沉、單調的語調談論形形色色的人和五花八門的思想，感覺就像是站在一個極遠的角度，把他們當作奇怪但有趣的物種加以描述，說他們古怪吧，但又絲毫不比世界上的很多其他物種更古怪，他似乎是把這個世界當作某種博物館或百科全書來看待的。
青年時期的赫胥黎。
他說話平心靜氣、言懇意切讓人可親，而且非常直率。他的言談中沒有絲毫惡意，也極少有刻意的嘲弄，只有一些最溫和、最無傷大雅、最無冒犯之意的調侃。他喜歡描繪預言家和秘法家，但哪怕是對他不大喜歡的凱澤林伯爵（德國社會哲學家。曾於辛亥革命結束後不久到訪中國）、鄔斯賓斯基（俄國數學家、哲學家）這樣的人，他也給予了應得乃至高於應得的對待；就連對米德爾頓·默裡，他也比在《各安其位》中的刻畫要留情一些，鄭重一些。赫胥黎侃侃而談：他需要聽眾聚精會神和安靜，但他並不孤芳自賞，也不盛氣凌人，在座的每個人都會為他平靜的魅力所折服，耀眼的光亮從空氣中消失，每個人都變得冷靜、肅穆、專注而又滿足。
我所試圖描繪的畫面也許傳遞了這樣一個意思：儘管赫胥黎有著種種高尚的品質，可他同一些非常優秀的人和才華橫溢的作家一樣，沒準兒是一個乏味或愛說教的人。但從我僅有的幾次跟他邂逅的情況來看，完全不是這樣。他具有極大的道德魅力，為人也極其正直，正是這些罕見的品質（就如在其他方面迥然有別的G. E. 摩爾一樣），而不是卓越的才華和獨特的創造力，彌補且不止彌補了任何缺乏光彩的特質，以及他那四平八穩、毫無抑揚頓挫的話語中的某種平淡之感，我們都非常樂意且畢恭畢敬地洗耳恭聽。
“20世紀人類的狀況”是他晚年的首要思考主題
赫胥黎筆下的社會讓第二次世界大戰毀之殆盡了，於是他似乎把自己興趣的焦點從外部世界轉向了人的內心生活。他研究這一切依然沿用了嚴謹的經驗主義方法，直接涉及以口頭和筆頭形式記錄下來的個人經歷的事實。其研究方法中推測性和想象的成分只是在於：在他看來，人們往往把寶貴的人類經驗的範圍想象得過於狹隘；他所讚賞的那些關於人與人、人與自然關係的假說和思想，比起很多傳統的生理學或心理學來，把通常稱為奇異或超自然的現象闡釋得更有道理，儘管他覺得它們似乎與不恰當的模式聯繫在了一起。他有一個目標，併為之傾注了心血。這個目標就是讓他的讀者（科學家和外行們）都認識到人為分開的領域之間迄今尚未充分研究和描述過的關係，如身體與心理、感官與精神、內在與外在等領域。
他後期的大多數作品——小說、散文、講稿、論文——都是圍繞這一主題展開的。從“人道主義者”這個被嚴重濫用的詞最嚴格和最高尚的意義上講，他是一個人道主義者；18世紀的許多哲學家都把人類看作自然界的物體，他對這個意義上的作為自然之物的人類很感興趣，而且和他們一樣關心人類。
晚年時期的赫胥黎。
他對人類的希望寄託在自我認識的提高上：他擔心人類會因為人口過多或暴力而毀掉自己；就此而言，只有更多的自我認識才能夠拯救人類—而最重要的是，要對精神力量與物質力量緊密的相互作用，對人類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和作用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在他看來，在這個問題上科學和宗教都輪番給過人們啟迪，也讓人們陷入過蒙昧。
對於凡是瞅見了一鱗半爪的真相，就想將其系統化的人，他都會持懷疑態度。只有神秘主義者和有預見力的人，也就是他認為特別敏感、有異稟或極幸運，靠專心致志的苦練可以培養和增強視力的人，才能得窺真相。他不承認有什麼超自然的恩賜；他不是一個有神論者，更不是一個正統的基督教信徒。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不管他的靈感是來自馬爾薩斯主義的恐慌症，還是源自對強制和暴力的仇恨；不管是來自反對其所謂的盲目崇拜（盲目崇拜某單一價值或制度，而把其他的統統排斥在外，且超出理性的批評和討論之外），還是源自印度教與佛教經典；不管是來自西方神秘主義者和像梅恩·德·比朗（法國哲學家）、卡夫卡、布洛赫那樣有精神或心理洞察力的作家（赫胥黎還真是一個發現奇才的伯樂），還是源自作曲家、雕塑家、畫家，又或是他熟讀過其作品的各種語言的詩人——無論他是出於什麼樣的目的或處於什麼樣的心情，始終都會回到在他晚年階段佔首要地位的唯一主題上來：20世紀人類的狀況。
他就兩個方面進行了反覆的對比：一方面是人類創造出前所未聞的強大而美好的事物，過上美妙生活—開創一個比人類之前所見廣闊得多、光明得多的未來—的新能力；另一方面是人類相互摧毀和全體滅絕的前景，導致這一前景的原因在於無知，而無知的結果便是淪為非理性偶像和毀滅性熾情的奴隸，原則上說，非理性偶像和毀滅性熾情是所有人都可以控制和引導的力量，有些個人實際上已經做到了。也許，從斯賓諾莎之後就沒有人如此強烈、如此一貫，或如此完全地相信單是知識就能使人獲得解放這一原則了，不僅僅是物理、歷史、心理或精神方面的知識，這位博聞強記的讀者如此持之以恆地在恐懼與希望的交替中探索的，是一幅更為寬廣的、把各種公開和隱秘力量都囊括進來的知識全景圖。
“如果說他是一個預言家的話，那他可是真正的預言家”
他後期的作品、小說和短文（有時界限不太明確）在哪裡都能受到“禮遇”；禮遇，卻缺乏明顯的熱情。那些把他看作當代路西安或皮考克的人抱怨說，他早期作品中那機智、圓熟的技巧，對事實和思想的戲謔、諷刺的眼光全都不見了；住在加利福尼亞的那個憂鬱、睿智的善人已不過是那位在英國文學史上贏得了確定地位的作者的高貴幻影。簡言之，有人說他已經變成了一個在俗的佈道者，如同其他詩人和預言家一樣，已經被靈感所拋棄了，因而也和牛頓、羅伯特·歐文、華茲華斯和史文朋一樣，到了最後已沒有什麼東西可說，可還是對越來越少的聽眾認真地、可敬地、喋喋不休地說那點兒了無新意的東西。但這些批評起碼在一個最基本的方面都錯了：如果說他是一個預言家的話，那他可是真正的預言家。
正如狄德羅的《達朗貝爾之夢》和《布幹維爾遊記補遺》（特別是前者）預見到了19世紀和20世紀生物學與心理學領域的許多發現，並對自然科學領域的一些重大進展進行了大膽推測，奧爾德斯·赫胥黎也以冷靜的藝術家有時所特有的那種對未來輪廓的敏感度，站在我們自我認識的最前沿，並窺見了更遠處。他作為一位先驅所預示的，無疑會成為20世紀及隨後幾個世紀最偉大的進步之一——全新的心理物理學的創立，在目前尚無一個更好的術語，我們姑且稱之為身心關係的這一領域的各種發現；在這一領域，當下對於神話和宗教儀式、對社會和個人行為的心理根源、對語言學的生理和邏輯基礎的關係，以及對超自然心理現象和通靈治療之類的研究，不過是其剛剛起步，非常基礎的階段。
赫胥黎很清楚這一點。人們覺得，他知道自己站在日漸消逝的古老佔星術和正在人類科學中萌芽的新天文學的交界線上；他也因此而頻頻受到指責，說他背叛了自己原來信奉的理性主義，偏向了一種混亂的神秘主義；說他為了逃避自身的種種個人痛苦，還有自己所處的那片蒼涼的天地，可悲地陷入了非理性主義；還說他為了那讓人聽了很舒服的朦朧、膚淺、偽宗教思想的含糊其詞，軟弱地放棄了自己從前信奉的清楚、準確、實在有形。他懷著極其恬淡的心情，以極大的耐心承受了這些指責。他非常明白人們說的是什麼，對於這些態度，他要是願意的話，可以畫出一幅惟妙惟肖的諷刺畫，沒人能比他畫得更好。而他之所以我行我素，並不是因為他那曾經如寶石般的才華已經有些減弱了，而是因為他確信自己所選擇的是一個將會取得最偉大的進步，也最能帶來天翻地覆變化的領域。
書架旁的赫胥黎。
“恢復人類與非人的自然界接觸”
我最後一次見他的時候，他什麼別的也沒說—至少是沒公開地說，只談了一點，就是對科學和生活所嚴格區分開的事物，有重新整合的必要性；也就是恢復人類與非人的自然界接觸，找到良方矯正人類不平衡的發展傾向：過分偏重觀察、批評、理論方面，遠離了各種感官的和諧發展——“植物靈魂”——人與動植物所共有的東西。別人也談過這個問題。現代反對異化的大聲疾呼不僅源自缺乏社會和諧與共同目標，同樣也源自人們意識到自己脫離了自然進程。但很顯然，赫胥黎並不認為通過制度變革，不管是漸進的還是革命性的，就能修復這種結構；也不認為僅靠心理治療就可以矯正，雖然他很重視心理治療。他相信世界上有些區域，在土著人和非歐洲文化之中，那裡存留了多種形式的生命，或者至少是還沒有消失殆盡—對這樣的生命的重新發現，因為是基於傳統和經驗的，會提供一條比議會法案、社會革命、機械發明，乃至他深信不疑的教育革新都要更近便，且更有把握的捷徑。
在人類未來經驗的光照下，也許有一天他說的很多話都會顯得模糊或不真實。有很多也有可能被證明是虛妄或荒唐的，就像先驅們和那些有先知先覺的人中屢見不鮮的情況一樣。但我必須承認，我認為他把自己出色的才智用在心理物理關係和精神（他更喜歡稱為靈魂）因素控制這樣的問題上是完全正確的，在這方面，他認為印度人，不論是古代印度人也好，還是現代印度人也罷，都走在了西方人的前頭。
《美麗新世界》，[英] 奧爾德斯·赫胥黎 著，陳超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7年1月。
他所提出的種種警告，不管是在《美麗新世界》中（該書無疑是表達對純粹科技進步的幻滅方面最有影響力的著作），還是在其他小說和文章中，還有他所做出的種種預言，哪怕是最直截了當和最不藝術的，都足以創造出一種新的體裁，一個悲觀的、令人害怕的烏託邦—對於一種觀念所產生的意外結果的幻想，那種觀念至今還依然被很多不加批評的自由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抱有，用E.H.卡爾自鳴得意的話來說，一種對“進步”的“過時信仰”。這些小說快觸到西方人當代的經驗之骨（換了他，會說成腐爛之骨），因而造成了一種真正的不安。
他是一種根深蒂固而又氾濫成災的頑疾的受害者，對於這樣的頑疾，他準確無誤地覺察到，很多當代處方都不管用，過去如此，現在依然如此；因為它們太實用，因而也太過目光短淺了，或者說所用的概念對於人性，尤其是對於他所寫的那些—在他看來非常重要的—仍然隱藏於人性中而又被忽視的力量來說，太過膚淺、太過原始和短促、太過粗俗和無禮了。他對當代政治學、社會學和倫理學大都存在的這一致命缺陷有清醒的認識。他的作品中既沒有連篇累牘的說教，也沒有條分縷析的闡述。但他懂得人類過去需要什麼，現在又需要什麼，也預感到了，人類如果能生存下去，這種需求未來會朝什麼樣的方向變化。——對於這一點，我是確信無疑的。要是我看得對的話，他的那些就連他的仰慕者現在都紛紛搖頭（有的是難過地，有的是自感優越地搖頭）的作品—總有一天會得到公正評價的。
經改編的劇版《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2020）劇照。
“他很喜歡別人告訴他事實，而不是想法和意見”
1961年在印度，我很高興地遇到了他，他和我恰好是新德裡召開的同一個會議的代表。他談起了他經常談的一個主題，詩人須是先知（vates） ——能洞察別人無法看到的東西的人，這是宣稱詩人具備真正意義上的預言能力。在一個他的信仰讓他與之產生種種特殊關係的國家，他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極大尊敬。我們—赫胥黎、美國詩人路易斯·昂特邁耶和我——參加了一個招待會，有六七百名學生前來向他致敬並索要親筆簽名。他站在那裡看著黑壓壓的人頭，有些受寵若驚和難為情，全場鴉雀無聲。一個語中帶刺的小夥子打破沉寂，說了這樣幾句話：“在已故的甘地先生之後，泰姬陵無疑就是印度人民最寶貴的財富了。可是赫胥黎先生，您在大作《愛開玩笑的彼拉多》中，提到泰姬陵時語氣何以如此輕蔑呢？先生，恕我冒昧地問一下，您是否還繼續堅持這一不合宜的看法？”
“泰姬陵乃七大奇蹟之一。我的嚮導對我打包票說它‘也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建築’。循著其建議，我們驅車前往，藉著落日餘暉，首次目睹了這座奇蹟的尊容。大自然為泰姬陵竭盡了全力。西側是恰如其分的紅、橙、黃……大自然，我再說一遍，的確是盡了全力。不過儘管大自然使之生色了，卻未能拔高人工的工藝。泰姬陵，即便是在夕陽下，即便有貯水池和河水中盪漾的倒影，即便是在悽婉的翠柏的襯託下—也令人失望……從建築上說，泰姬陵最大的敗筆就是它的那些個尖塔。立在泰姬陵所在的那個臺子的四個角的那四個細尖細尖的塔，是人類樹立過的最醜陋的構造。”
——《愛開玩笑的彼拉多》
赫胥黎聽了感到有趣，同時又隱約有點不快。他說也許自己在說到泰姬陵時是太刻薄了一點，但他並沒有存心想傷害任何人的感情，還說審美是一個見仁見智的領域，口味是沒有標準尺度衡量的，然後他便漸漸地從這塊危機四伏的是非之地抽身，回到了自己最關心的託爾斯泰主題—人類眼下所過的不自然的生活。不過，事後他對自己當初的說法會不會有失公允產生了懷疑，於是我們決定再去阿格拉一遭。我們是分頭去的：他和妻子跟印度著名小說家穆爾克·拉吉·阿南德一道；我妻子和我是單獨坐的一輛車。我們在阿格拉會合，然後一起前往阿克巴的死城法塔赫布爾西格裡。赫胥黎很喜歡這座死城。他走路的步態有如夢遊者般緩慢、穩健，還帶點兒滑行的味道：他莊嚴而文雅的風度，既動人又非常令人開心。
在去法塔赫布爾西格裡的途中，他講述了自己1920年代訪問印度的情況，那一次他住在自己牛津的一個同學家裡，現在他的這個同學已是印度上議院的議員，一位傑出人士了，這次也對他的到訪表示了熱烈歡迎。他描述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的父親莫逖拉爾一番，說那是一個很講究儀表和舉止的人，襯衫都要送到巴黎去洗，屬於那個富有、熱衷權力的貴族集團，他們曾試圖利用甘地達到自己的目的；結果卻發現甘地智勝一籌，他們想利用這股偉大力量，或至少是利用甘地所掀起的那股民眾情緒洪流的企圖，最終證明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到頭來是甘地控制了他們，而不是像他們當初所希望的那樣反過來。赫胥黎以一種善意的嘲諷、平穩的語調、緩慢從容而又極為有趣地描述了這些高貴、專制的婆羅門與甘地的關係。接著他又一五一十地講述了自己為了擺脫那些讓他活得很不安生的無聊傢夥，而在加利福尼亞或印度耍過的各種花招和手段。他非常單純、安詳，跟他聊天一點也不費勁。幾個星期前，他的房子和所有的書都被燒燬了，這件事好像一點也沒有讓他煩惱，也一點都看不出來他已經知道自己患了致命的疾病。他抱怨過自己的視力差—這是他的老毛病了，卻隻字未提最後奪去了他生命的癌症。
當他終於再次看到泰姬陵時，他的心軟了，認為它不像自己從前覺得的那麼難看了，相反，除了那幾座“煙囪”——尖塔—在他眼裡依然是個錯誤之外，他認為它還真不失為一座值得稱讚的建築。那天晚上我們是在一起度過的，法國作家讓·蓋埃諾好像當時也跟我們在一起待了一會兒。蓋埃諾是一個憂鬱和有趣的理想主義者，他不大可能—也不打算—讓誰打起精神來。由於供電老是出問題，旅館裡燈光很暗。人們也許會認為，整個場合就算有格調，那也一定是極其沮喪和壓抑的。但其實不然。赫胥黎率直、自然，而且不裝腔作勢，他說出來的話與眾不同卻又絕對真實可信。他渾身上下，方方面面都非常真誠而有趣，所以從頭到尾都令人很開心，還讓人，至少是讓我，對他產生了持久的喜愛之情和近乎崇敬的尊敬。
赫胥黎在蒐集各種事實上花了大量時間，他很喜歡別人告訴他事實，而不是想法和意見—因為想法和意見，他自己就可以形成。可儘管如此，跟一般人所以為的正好相反，他說起話來並不是像一本百科全書似的。也從來沒顯出那種對肉體享受的憎惡、清教徒傾向和禁慾主義者對骯髒細枝末節的執念，儘管這些在他的作品中偶有流露。他的言談中也沒有充斥著零零碎碎裝點門面的抽象知識。他也從未擺出一個知道自己地位顯赫的作家的派頭。他彬彬有禮、嚴肅認真、充滿魅力，而且他的言行舉止具有一種與1920年代人們對他的普遍印象毫不相關的尊嚴和人性。他本人似乎比他的作品更有趣，儘管舉止穩重，他的思想卻似乎更直接、自然和打動人心，更具個性、更真實；相比之下，他的作品哪怕是在最佳狀態，也有點機械和非原創感。但在我餘生中，始終都會留在腦海裡的記憶是，他是一個極其開明、善良、嚴謹的人，也是我能想象到的最與眾不同的人之一。
本文經譯林出版社授權節選自《個人印象》，標題由摘編者所取。
原文作者｜以賽亞·伯林
譯者｜覃學嵐
摘編｜羅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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