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1月2日，美国KDKA电台进行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商业广播。然而，当新闻传播史家把电台等技术装置理解为大众媒体时，往往忽略了媒介自身的技术性，忽略了隐藏在媒介背后的物质配置和技术文化意义。换言之，对于人文社会学科来说，仅在社会功能的意义上理解广播恐怕是不够的，还需要将其还原为一种技术装置，并追问：声音能够被电磁记录和传输，究竟意味着什么？当我们如此发问，就会发现这一问题并非仅为现代大众传播问题，而应返回科学的源头——古希腊。“声音被记录”这一事件，在古希腊文化中有特别的意义。
字母表
字母表是古代记录声音的技艺。在一些古典学者看来，古希腊人发明希腊字母表，首先并不是出于经贸和律法的需要，而是与再现声音直接相关。他们想要发明一种能够储存诗歌韵文的文化技艺，于是在腓尼基辅音字母的基础上加入元音，形成最适合刻画荷马史诗六部格韵文的希腊字母表。正如基德勒（F. A. Kittler）总结到：“我们找不到古希腊人关于贸易、政府和律法的记载，而只能在他们那里找到美酒、女人和歌唱——就像在《奥德赛》里那样。”
姑且不论上述说法是否可信，字母表作为当时通用的声音处理技术，无疑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不仅可以记录口说的声音，而且被应用为独特的数学—音乐注记系统。在字母表发明几百年后，古希腊人开始用α指代数词1，β指代数词2……形成了独立的数学系统。希斯（Thomas Heath）在《古希腊数学史》（A History of Greek Mathematics）中评价到：用字母指代数词，是希腊人的原创。古希腊数学家菲勒劳斯（Philolaus）将数词用作节拍符号，使音乐成为数学的魔法。这样看来，古希腊人将字母表用为精确刻画声音的媒介——正如一切数都可以用数词来表达，声音也在字母表的网罗之中。
然而，有一种声音却是漏网之鱼——塞壬的歌声，在听过此歌声的凡人中，只有奥德修斯自称逃过一劫，至于唱了什么，荷马也只能用“美妙”来形容。这被字母表遗漏的声音，要到电磁媒介时代才能得以理解。时间跳转到2004年3月，基德勒来到据说是塞壬之歌的发生地——Gallo Lungo岛附近。他的团队对声音的技术分析显示，人们传说的声音其实是自然的产物：源自Gallo Lungo岛的声音撞击到岩石上，并在两个岩石之间来回跳动，结果成了魅惑之声。这个结论，也宣布“女妖之歌”被现代技术装置祛魅。
基德勒这一番对通常被认为是神话的“考证”看似荒诞，实则揭示出现代声音处理装置的独特意义：任何声音都无法逃避电子媒介技术的“凝视”。声音不再是人耳听到的东西，而是物理意义上的真实信号；塞壬之歌并不是无法记录的神秘之声，其频率必然可被声音测量装置捕捉和刻画。
电磁流—信号替代了人声—字母，意味着一个新的声学领域——信号领域的开启。古代记谱法遵循档案的顺序（archival order），作为信号的声音却是无序的（anarchive），需要技术装置的解码才能成为对人类有意义的声音。对广播等媒介技术的文化考察，不能忽略其作为技术装置的一面。技术自身的物质性与信号处理能力，使其与字母表技艺根本区别开来。
留声机和广播
用字母表、记谱法来指代声音注定徒劳，因为象征性的注记无法完全再现物理信号。只有当注记变为技术性的而非象征性的，变为对声音信号的直接模拟，变为对震动和音波的记录，才能真正地指代声音。
如果说古希腊字母表垄断了声学技术领域达千年之久的话，那么第一个打破垄断的媒介装置是留声机。作为能够记录和解析信号的装置，其把声波转化成金属针震动的能量，并以凹凸不平的沟壑再现声音信号，呈现出声音之图表（diagrams）。声音之图表本质上不同于字母表时代的注记档案，首次尝试记录物理之真实在场的声音，但在记录人声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噪音。留声机再现真实之声的能力虽然有限，但足以担负起解码秘密之声的使命。爱迪生预见到，自己发明的留声机在法庭上可作为无懈可击的“证人”。在斯托克（Bram Stoker）的小说《德古拉》（Dracula）中，西沃德（Seward）医生使用留声机，不仅记录下自己对事件的分析，而且记录下精神病人的胡言乱语和蝙蝠飞行的沙沙声，为猎杀“吸血鬼”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保障。
后来出现的广播，即是让所记录的真实之声搭乘无线电，实现声音即时、非定向的撒播。留声机的记录、播放功能，分解为广播电台的编码与收音机的解码。从技术自身的演进逻辑来看，我们不妨把留声机、电话、无线电广播等称作声学技术媒介，以区别于作为象征性媒介的字母表。从这个角度看，广播的意义不仅限于大众媒介及其社会功能，更在于与其他声学技术装置一起构成了特定时期的“技术关联体”，打破了字母表对于声音处理领域的垄断。自此，声音开始在技术装置的“黑盒子”中得到处理，不再是只能通过人类视觉处理的符号。
对声音的媒介考古学考察使我们认识到，媒介史不仅是大众媒介的历史，媒介在成为大众媒体前，是一种文化技艺或实验装置。人文学者不能仅关注由耳朵所定义的声音（sonic），也要注意到由物理学和技艺/技术定义的声学（acoustic）。尤其在声学技术时代，大众媒体仅为声学装置的一种存在方式，更为基础的是其自身的技术组构。
对于习惯以大众媒体来理解媒介的现代人来说，媒介的技术性往往处于背景之中不被注意，处于前景的是媒介内容。事实上，在媒介技术走入寻常百姓家前，技术性才是处于前景的。比如，爱迪生将留声机形容为“会说话的机器”，至于说了什么则是次要的；本雅明认为电影与传统戏剧的本质区别在于技术本身对人的影响：电影剪辑技术的间歇作用可以阻断幻觉，使观众的移情能力瘫痪。商业广播出现后，有评论者将广播节目类比为“像无线电与电报、印刷相结合来播报新闻和天气预报一样”，可事实上当时最常见的广播内容是唱片（新闻和天气预报是19世纪以来报纸的常见内容，需要电报进行传递），评论者显然更重视“无线电传播声音”这一技术形式上的变化。
当然，内容并不是完全不重要，只是说，只有当作为实验装置或战争技术的媒介被用作大众传播媒介后，内容才走到前台。根据基德勒挖掘的史料，早在20世纪最初几年，柏林技术大学的教授就开发了为帝国君主服务的“广播”，让男高音卡鲁索（Enrico Caruso）的歌声从留声机的钟形口发出，再通过高频无线电波“穿过喧嚣的大都市传到我们耳中”。一战过后，由于有了保证军队无线电不受干扰的技术，德国的民用广播才逐渐发展起来。
数字时代的声学技术
在当前的数字技术时代，声音的存在方式又有了新的变化，即融入由计算机处理的数据流之中。相比于模拟技术时代，数字技术的信息处理能力可以说又提高了一个数量级，不仅可以把过去所有形式的档案处理为统一的数据流，甚至可以对过去的媒介进行考古学研究，恢复模拟技术时代无法恢复的记录。如恩斯特（Wolfgang Ernst）指出：“今天，对早期爱迪生圆柱唱片的光学数字阅读（optodigital reading），使我们能够再次听到以前听不到的声音；将声音作为图像进行光学数字细读，可以将任何有意义的单元分解成离散的块，这些离散的块，只有通过可操作的技术数学图表（technomathematical diagrams）才能为人类所分析。”
计算机对于今人的意义，相当于字母表对于古希腊人的意义——可以处理一切信息的通用处理器。由现代技术装置所打破的单一媒介（字母表）的垄断，又重新由数字媒介确立起来。由此，文化技艺/媒介技术完成了自身的递归。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德国媒介哲学研究”（19CXW01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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