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无锈钵
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
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
——《启示录》
血疫
“生命就是这样，它无法被毁灭，也无法被彻底清除。”
这是研究微生物的学者们所熟知的箴言。
他们口中的生命，不仅仅包括那些盛放于原野、迁徙于山谷与热带雨林中，惊艳人类视线的存在，同样也包括金字塔底端那些缺乏代谢机制，仅仅由一条核酸长链所构成的“劣等”物种。
自然的法则就是这样让人难以捉摸，仿佛棋类游戏循环相克的法则一样，最渺小最微不足道的棋子，竟然可以威胁到顶层那些庞然大物，乃至于人类的生存。
这些被命名为病毒的形态中，有相当一部分在进入人体之中表现的异常“乖巧”，除了持续一周左右的咳嗽和鼻涕之外，人们或许很难察觉到它们的“造访”。
而这一形态之中的另一批，烈性病毒，却表现出和人类不共戴天的疯狂，在遥远的非洲、拉丁美洲，广袤的丛林溪涧之中，它们隐秘的藏匿着自己的踪迹，等待捕猎那些匆匆闯入陌生世界的宿主。
不幸的是，独居于肯尼亚西部的法国人夏尔·莫内所遭遇的，正是后者。
时钟拨转回四十年前，元旦，一个分外凛冽的清晨。
在远离首都内罗毕三百四十公里外的国境线上，他正在同朋友开始一场假日的山野之旅。
雨后淙淙的溪流和茂密的林地对于夏尔·莫内来说有着近乎疯狂的吸引力，作为一个博物学家，他一生钟情于鸟类和野兽，一年前，怀着这样的想法，他定居在了这个风景无限秀美的东非国度。
那时的他决计不会想到，自己的生命将与一个浮现于人类社会边缘的恶魔发生关联。
或许是埃尔贡山皑皑冰川下的那片生长咖啡和玉米的红土地带来的短暂安全感，使得他短暂忽略了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地位。在他穿越山谷所留下的那一道足迹上，成群的蝙蝠呼啸飞过，疣猴越过他们的头顶摘取果实，那些因借力而短暂搭手的岩石上，也遍布着某些活跃于夜晚的生物的粪便。
这场同自然亲密无间的触碰中，也许是某一个时刻，恶魔短暂的睁开了眼睛，一种古老而烈性的丝状病毒，透过他皮肤表面的一道微小的伤口/呼吸道的黏膜进入了他的身体，像一颗楔入木板的沉重钉子一样，为夏尔·莫内五十六岁的生命划上了句号。
在结束埃尔贡山之旅的一周后，死神顺着这个句号找到了他。
他开始恶心、呕吐，脸色也在严重的高烧中变得蜡黄，星状的红斑开始出现在这副躯体的每一个角落，就连他的眼球，也变成了令人不寒而栗的猩红色。
在维多利亚湖畔的一座医院里，医生们对此束手无策，接连注射的抗生素和阿司匹林像沉入大海的石块，不见任何波澜，他们把夏尔·莫内送上了前往首都内罗毕医院的航班，希望那里医术精湛的同行们能够有所发现。
然而事实上，这个可怜人的结局早已注定。
走出埃尔贡山的那一刻起，病毒就已经在他的体内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疯狂繁殖，它们几乎把宿主本人变成了一滩混合着血液的脓水。
在他的肝脏、肾脏、肺部、肠胃，血液凝结成块状开始四处淤积，血管裂开，肌肉坏死，而他对这一切似乎都感觉不到任何疼痛，大脑已经在阻塞的血块中崩溃，他几乎完全失去了意识，任凭混杂着黑色颗粒的鲜血从胃里涌出。
抵达内罗毕医院的时候，夏尔·莫内单从外表已经很难再被判断为一个人类——结缔组织消失，面皮耷拉而下，内脏在融化，并从全身喷涌而出，目睹这一切的急诊科病人在瘟疫的惊惧中四散逃离。
翌日凌晨，他在重症监护病房内死去。
负责监护他的穆索凯医生，从他的血液里化验出了数量惊人的马尔堡病毒，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丝状病毒，和它同属这一病毒科的另外两位“兄弟”，则是骇人听闻的“扎伊尔埃博拉病毒”和“苏丹埃博拉病毒”。
这样穷凶极恶的“三兄弟”，即使是当今的医护人员，也依然需要打起十二万分的注意力谨慎应对，三者之中，最温和的马尔堡病毒即便是在生命仪器环绕的重症病房，也依然可以轻松夺走四分之一患者的生命。
而最为酷烈的扎伊尔埃博拉病毒，致死率则高达90%，十名患者中有九名都难逃一死，这一比率甚至超过了被中世纪欧洲人视为“天谴”的鼠疫。
正如美国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所比喻的那样：
“它们是自然界用以抹去生命的黑板擦。”
在夏尔·莫内死去四十年后的今天，这些病毒的赫赫凶名依然没有消散，在全球范围内，这些恐怖的烈性病毒被封装为标本，同天花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炭疽杆菌等高度危险的微生物一道，保存于全球范围内的顶级生物实验室里。
这之中，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化学武器基地，就是众多“保险箱”中的一个。
阴谋
1983年9月26日，距离法国人夏尔·莫内的死亡已经过了将近四年。
美国马里兰州的瑟蒙特小镇，正在经历一场柔和的秋天，树叶渐黄飘落，远处的田野依稀传来苹果与谷物成熟的香气。
山脚下的一处院落里，美军生物学专家南希·希克斯少校正在进行上班前的准备，她披上印有金色橡树叶肩章的陆军外套，叫醒孩子，将他们托付给保姆，就匆匆跳上了驶向德特里克堡的汽车。
秋天的卡托克廷山风景分外美丽，位于山顶公园里的戴维营，曾作为度假的行宫，接待过包括罗斯福、尼克松、克林顿在内的历任美国总统。
而此时此刻，南希的汽车就行驶在山侧蜿蜒的公路之上，极目眺望，松林尽头的原野像镶嵌宝石的钟表一般平整而璀璨，清晨的鸟儿穿行于胡桃木与橡树的枝叶之间，发出悠扬的鸣叫。
身处一派田园风光之中，南希本人的心情却并不轻松，眼前的这条道路，只消向东南再行驶几十公里，便能抵达首都所在的华盛顿特区，同样的距离向北行驶，则是南北战争期间威名赫赫的葛底斯堡，而她所要前往的目的地，从地图上看，恰巧位于两者的中间。
放眼整个美国，任谁也不会想到，就在这片土地上的权力中心和历史名胜交汇的地方，会坐落着一座盛满邪恶与罪孽的牢笼，德特里克堡生物化学基地里所关押的可怕病毒、进行的残酷实验、酝酿的恐怖阴谋，足以摧毁这个国家一贯以来所自诩的正义的基石。
在这场阴谋的最中央，穿越“生物安全”、“疫苗研发”、“病毒研究”层层旗帜的掩护，神龛之中供奉的，则是一份来自魔鬼的遗产，而它的主人，则是臭名昭著的日本驻满洲防疫给水部队，在大洋彼岸的中国，这支部队还有一个令人谈之色变的名字：
“731”。
九十年前，这批伪装成净水部队的恶魔，曾在中国本土大肆研究细菌武器，并抓取无辜的平民作为实验对象。
若干年后，一位昔日部队中的士兵向媒体承认，他参与了杀害5名中国人的实验活动，而这些人都是在被细菌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情况下，被活活地解剖、被活活地取出内脏。大量的历史史料显示，至少有3000人死于“731部队”的毒手之下，其中也包括一部分苏联人、蒙古人和朝鲜人。
陷入疯狂的大和民族对自己的种族优越性丝毫不曾质疑，以至于他们对自己眼中其他“劣等民族”的生命毫不关心。
2017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纪念日前夕，日本最大的电视台之一的朝日电视台播出了一个特别节目《“731”部队的真实》，详细记录了他们如何将活人用于解剖实验，并将研制出来的细菌撒于中国许多城市乡村。
这之中，仅仅是在山东省西部地区发起的鲁西细菌战，就造成了42.7万余人的死亡，高达1500公里的土地一度沦为无人区。
1941年，被派往中国的年轻少尉富永正三这样回忆自己眼中的这支部队：
“我看着那些士兵的眼睛，感到非常震惊，那不是人类的瞳孔，而是更接近于豹子、老虎，他们的眼神中充满邪恶。”
就是这样的一支部队，却在战争结束之后成功逃避了惩罚与审判，其负责人石井四郎甚至被以“下落不明”为借口保护了起来，而帮助他们逃过这一切的，正是美国人所架构的法庭。
这背后的原因，正如节目中所引述的一位美军中校的证词那样：
“美国自己不敢搞人体试验，所以他们需要日本人的研究成果。”
就这样，在征得华盛顿和美军驻日司令麦克阿瑟的同意后，石井四郎交出了“731部队”的大量研究数据，并换来了对方的罪行豁免，而石井四郎本人甚至还被美国聘请为了生物武器的顾问。
同前面那些可怖的埃博拉病毒一样，这些人体试验的邪恶资料也被分批保存在了各个军方的生物实验室中，尤其以德特里克堡的基地为甚，这里不仅承担了数据分析研究的重任，还一度成为不少731部队成员的藏身之处，堪称现实版的“魔鬼集中营”。
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相关资料，从1946年到1949年，在德特里克堡内共进行约60次针对731部队的采访研究。
美国记者约翰·鲍威尔在其著作中记载道:
“显然，我们德特里克的生物战专家们，从日本同行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虽然我们不知道（日方提供的）信息是如何推进美方（生物武器）计划的，但我们的专家证实，这些信息价值非凡。很少有人知道，美国后来的生物武器与日本早期开发的细菌武器非常相似。”
而对于这些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故事，南希少校本人似乎并不知情，第二次世界大战距离当时已经显得颇为遥远，巡航导弹和氢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似乎已经瓦解了生物武器存在的意义。
南希少校对于德特里克堡的唯一印象，只是它作为一个全球最高防护等级（P4）的实验室，出入所需要的繁杂手续。
但这似乎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全球范围内，这样级别的生物实验室超过50所。
而眼前的这一座，对外宣称一直是开展生物医学研究和医疗物资管理的基地，在这里，南希·希克斯少校每天的工作，是测试不同药物对于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猴子的疗效。
眼前的道路渐渐变得逼仄，基地那座USAMRIID（医学研究所）的黄色大楼也已经在视野中浮现，目的地已经近在咫尺。
南希少校向面前戒备森严的岗亭出示了自己的证件，随即轻点油门，车辆在卫兵的注视下缓缓驶入基地，她的身后，冷酷的金属闸门在一片死寂中渐渐合拢。
罪行
同南希·希克斯少校所研究的猴子相比，德特里克堡美国陆军特种作战师的细菌科学家华莱士·潘尼尔每天打交道的动物还要更加可爱一些。
没有人知道，陆军的上层们究竟从哪里搞来了数量如此庞大的羊群。
而在他的记忆里，日复一日单调不变的，就是站在弗雷德里克县的田野里，看着绵羊被举着奇特镖枪的士兵射杀。
军队的头目要求飞镖必须非常精细，能够不被发现地穿透衣服和皮肤，然后溶解，在尸检中不留痕迹。
“如果羊跳了，那意味着被射击的人也会跳。”潘尼尔说，他现在过着平静的退休生活，在马里兰州的一处庭院里照看他精心培植的花和灌木。
他记得，这个特种作战师的很多士兵都对这项无聊的任务感到厌烦。这些年轻人来自美军遍布全球的各个陆军师，战斗技艺精湛，没有人主动报名前来，他们全都是被一股更为庞大且神秘的力量选中，才成为德特里克堡的一份子。
大兵们渴望有价值的对手，亦或者是像他们中某些人所想的那样，“执行总统暗中的杀戮命令”，单调的羊群游戏让他们大觉乏味。
转机发生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一次示范中，一位士兵从容不迫的牵来一只绵羊，并像过往无数次那样，用一只镖枪射击了它，25秒后，绵羊倏然倒地，整个过程中甚至没有发出一声嘶叫。
士兵们感到了震撼和恐惧，而华莱士·潘尼尔却对此无动于衷，因为他知道，这支小小的飞镖上所蕴含的恐怖毒素，都来自过去数年内那些由德特里克堡基地派往海外收集剧毒贻贝的同事们。
回到这座生命的囚笼中，这些剧毒贝类的毒液和眼镜蛇毒液以及其他的生物毒素一道，被各方专家们仔细分析、研究，用以寻找致命但却悄无声息的临界剂量。
“我们甚至可以可以根据注射的毒素量来计算死亡时间”，他说。
在德特里克堡，这样充满生物恐怖主义色彩的黑色艺术，还有很多。
它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是，大多都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包括但不限于将致命的细菌挤压成可以穿在身上的西装钮扣、借助灯具和汽车排气管来释放一种看不见的炭疽喷雾。
这些德特里克堡的生化战士，甚至不惜在机场和纽约地铁实施细菌攻击，只为追踪这些生物武器在气流中的扩散速度并计算潜在死亡人数。
不仅如此，在德特里克堡，借助药物来控制人类精神同样被视作一个“前途无量”的研究分支。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com去年9月披露称，中央情报局于20世纪50年代在德特里克堡进行了“像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纳粹分子那样邪恶”的精神控制研究，该机构秘密行动局负责任人将其命名为“蓝鸟”。
报道指出，1954年，肯塔基州的一名狱医隔离了7名黑人囚犯，连续77天给他们注射“两倍、三倍、四倍”剂量的致幻剂。无人知道这些受害者的下落。他们或许也对自己“被参与”的中情局项目一无所知。
而在另一项实验中，被俘的敌国士兵在被注射镇静剂后，又被迫服用强效兴奋剂，当他们处于虚弱的过渡状态时，德特里克堡的实验人员又将他们置于高温和电击环境中，试图以此控制他们的精神。
没有人关心试验品的命运，路过的军官头目们甚至会半开玩笑的询问工作人员：
“你让他们‘开心’了吗？”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Politico总结道：
“德特里克堡是美国政府对人类进行的最可怕的实验。”
在这样疯狂的实验下，就连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都难以得到保证。
微生物学家博伊尔斯和同在德特里克堡工作的一名电工，就曾被怀疑死于一种“罕见疾病”，而在他们的病历单上，陆军医院所给出的诊断结果是“普通感冒”、“支气管肺炎等呼吸道疾病”。
死者遗体表面的焦痂和水肿不会说谎，直到两人死去20年后，美国军方才在一份报告文件中承认，导致二人死亡的罪魁祸首，是炭疽，这是一种未治疗时死亡率高达20%-80%的急性传染病。
巧合的是，其致病的根源“炭疽杆菌”，正是作为一种高危病原体，被收纳贮存于德特里克堡内部。
迷雾
如果没有后来的那场惊天动地的病毒泄露事件，有关德特里克堡这座“恶魔城”的诸多故事，或许会永远的封存于浩繁的卷轶之中，永世不见天日。
历史总是充满巧合，南希·希克斯少校不会想到，那些静置于培养皿中的病毒能够越过门禁处重重叠叠的消毒喷雾和紫外线杀菌灯，重新回归遍布宿主的世界。
事实就这样不可思议的发生，在相距华盛顿特区20公里的小城雷斯顿，疫情猝然爆发了。
从德特里克堡向南，这座小城距离它的直线距离，还不到60公里，那里有着对于这一生化基地来说举足轻重的灵长类动物检疫中心，送往德特里克堡用作医学实验的猿猴，都必须在这里被统一检疫并消毒。
病毒就寄宿在其中一只猴子的身上，它先是感染了其他同类，继而又借助疏忽大意的研究员，成功接触了人类的领地。
为了阻止埃博拉病毒在美国扩散，美国人不得不把防疫中心封锁，并杀掉了所有的试验动物，把被感染的工作人员和家属全部隔离观察。
庆幸的是，这次猴子感染的是埃博拉病毒里的雷斯顿类型，此类病毒只能引起人类隐性感染，不致于发病、死亡。
侥幸躲过一劫后，愤怒的声浪随即将德特里克堡包围。
尽管在那之前，这一地区的公众形象就已经处于滑坡的边缘。
人们惊诧于它作为该国研究生物和反作物战争的主要中心地位。从1959年中期到1960年中期，抗议者每周在大门口集会一次。他们在一份声明中写道:“任何‘防御’的合理化都不能证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疾病的邪恶是正当的。”
迫于民意，时任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下令销毁这座基地内部所有的生物毒素，并禁止了相关课题的研究。
然而在那之后，作为另一种形式的“医疗研究基地”，这一区域还是得到了存在的许可。
直到今天，频繁的病毒和菌株样本泄露，彻底将这座埋藏着美国巨大罪恶的亚特兰蒂斯推入了深渊之中。
2001年引发全美恐慌的炭疽袭击事件后，美国联邦调查局曾指控嫌疑人来自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这一事件造成22人感染，其中5人死亡，并使2万名美国人服用抗生素。
2014年，实验室被曝出现至少37起防护服破裂或穿孔事故。
混乱的管理，缺位的设备，民众的愤怒，德特里克堡的命运似乎已然无法挽回。
2019年7月，这座存在了近一个世纪的生物实验室被勒令关闭。
有趣的是，就在被宣布关闭的那段时间，德特里克堡内部报告了两次泄漏，几乎同一时间，美国H1N1流感爆发；
2019年10月，美国多个机构组织了一次代号为“Event201”的流行病演习；12月，武汉首名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出现症状；
2020年3月，网友在白宫网站上请愿，要求美国政府公布关闭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真正原因，澄清该实验室是否是新冠病毒的研究单位，以及是否存在病毒泄漏等问题。
然而，面对疫情之下的诸多疑点，或许是心内有鬼，亦或许是过往的黑历史包袱，让政府选择了默不作声。
更有甚者，疫情日益严峻之下，在通过了CDC的最后一次实地检查后，德特里克堡于3月27日全面恢复运行，并获得了联邦政府高达9亿美元的拨款，以研发新冠病毒疫苗。
恶魔蜕变成了白衣天使，这或许又是一则经典的美国式笑话。
尘封的基地背后，新冠病毒源头的迷雾，或许和诸多黑暗的过往一样，注定被深埋于时间的阴影之中。
唯一不变的，是这座基地门前，年复一年萧瑟冬风中衰败的枯草——那是人类向死神聆献的荒凉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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