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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按：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作为一句广为人知的宣传语，自然说中了要害——问题是，如何杜绝买卖？买卖的背后虽说是利益（暴利），但人们的过时观念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犀牛角、穿山甲、虎、熊等等的药用价值（不得不说，这些观念在以中医为主导的亚洲国家尤为盛行），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说服那些人放弃这些观念呢？非朝夕可改。
不仅如此，正如本文所指出的，禁止野生动物的贸易禁令必然会挽救那些濒危物种吗？答案是或然的。如果上升到哲学层面，则是人类中心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的持久争论——前者的“人类至上”这个说法至少包含了以下的信息：人类是地球上乃至宇宙间最核心或者最重要的物种，评价现实的真实与否亦依靠人类的视角。因此，决定杀戮哪个物种也是由人类的优越性决定的。
不过话说回来，不论什么主义，我们终究还是出于自身的目的来保护其他物种的生态平衡，这就像“地球从来不需要保护，保护的只有我们自己”，最终智人的结局如何，只有上帝知道了……
2019年4月，新加坡海关官员在南海岸某港口见证了触目惊心的一幕。一批从尼日利亚运往越南的集装箱，打着运输冷冻牛肉的旗号，暗藏了许多沾满血污的麻袋，麻袋里有整整13吨血迹斑斑的穿山甲鳞片，这种类似食蚁兽、唯亚非两洲独有的动物被犯罪分子活生生剥下了鳞甲。据称，此次涉案价值约为3870万美元（约合2.54亿人民币），是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性质最恶劣的走私案件。
亚洲人之所以捕杀穿山甲一是因为其肉质鲜美，二是因中医认为其鳞片可以治疗关节炎等疾病。目前，现存的8种穿山甲全部处于渐危或濒危状态。2016年，180多个签订过《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国家开始严禁穿山甲跨境交易。CITES对濒危物种交易的管控最为严厉，与此同时，缔约国在出口尚未濒危但有过度开发之嫌的物种时，必须取得相应的许可证。
保护组织因穿山甲禁令而欢呼雀跃，他们认为这是对野生动物非法交易（涉案数十亿美金）的一记迎头痛击。但某些科学家与研究野生动物交易的专家却担心CITES颁布的禁令可能会适得其反，鼓励非法贸易。佛罗里达大学的野生动物生态学家布雷特·舍费尔斯（Brett Scheffers）说：“禁令只会让受保护的动植物变得愈发稀有，进而导致价格与需求节节攀升，将它们推向灭绝的境地。”牛津大学专攻野生动物交易研究的可持续性经济学家迈克尔·萨斯·罗尔费斯补充道：“缺乏强有力的监管也会让非法贸易更加猖獗。”
举个例子，1977年，某项针对黑犀牛的国际贸易禁令让犀牛角的价格在短短两年内狂涨了10倍，刺激了偷猎行为，进而使某些地区的黑犀牛濒临灭绝。2013年颁布的红木贸易禁令让这种珍贵的木材变成了贩卖次数最多的濒危物种之一。
（www.thesolutionsjournal.com/article/rhino-poaching-what-is-the-solution/）
南非的犀牛偷猎事件从2007年的13起上升到2014年的1215起。很明显危机仍在继续。 National Geographic
迈克尔的同事丹·查林德（Dan Challender）专攻穿山甲与野生动物贸易政策研究，他认为现在判定穿山甲禁令是否会适得其反还言之过早，但有些现象已然不妙：目前，被缴获的穿山甲身体组织数量似乎呈上升趋势。
研究人员一致认为野生动物非法交易是导致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罪魁祸首。他们的分歧在于CITES的缔约国该如何应对这一现象。
许多保护组织称CITES是他们拥有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它要求缔约国禁止濒危物种跨境贸易，限制因商业活动而渐危的物种的交易。但相关领域的专家，如非盈利性组织“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致力于发展可持续性野生动物贸易）的政策主任萨布里·扎因（Sabri Zain）却表示，CITES过于依赖禁令，没有意识到我们既可以让野生动物交易满足人类的需求，又可以保护自然。
扎因说：“一谈及CITES，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贸易禁令，但CITES的核心在于可持续发展。”评论家还认为，各国没有充分利用科学手段来评估CITES的禁令与指标究竟会如愿发挥作用，还是会刺激非法贸易，令情况变得更糟。迈克尔说这些难题让CITES喘不过气来，“它就像个迫切需要关注的绝症病人。”
20世纪70年代中期，因为公众担心各国无法充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CITES应运而生。该组织的宗旨是：鼓励各国政府就“从受威胁动植物保护措施不力国家进口”一事，作出限制，这些动植物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全球领先的自然保护权威机构）颁布的“红名单”上。如今，182个国家及欧盟都自愿签订了CITES；CITES在不同程度上保护了38000多种动植物。
在每两至三年举行的CITES会议上，为了保护CITES名单上的某一物种，某国会列举禁止或限制该物种交易的理由。如果三分之二及以上的缔约国投票赞成，那么所有缔约国都会制定相应的法律与制度。倘若通过的是限制性政策，各国会以维护物种可持续性发展为目标，发放数量有限的交易许可证。一般而言，CITES会先推行贸易限制政策，如果种群没有得到恢复，则各国会进而推行贸易禁令。
采取行动显然是必要的。某项2019年发表的大型国际研究称，全球大约有100万个物种正濒临灭绝。研究人员发现，非法交易和人类掠夺式开发利用是导致物种濒危的第二大主因（仅次于栖息地的破坏）。
（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blog/2019/05/nature-decline-unprecedented-report/）
（ipbes.net/global-assessment）
保护组织“生来自由”（Born Free）的政策负责人马克·琼斯（Mark Jones）及其美国分部的非洲政策主任爱丽丝·斯特劳德（Alice Stroud）在科普期刊《知识杂志》（Knowable Magazine）中表示：“非法交易野生动植物严重危害了全球多样性，CITES由此成了‘解决灭绝危机的重要工具之一’”。他们写道：一旦某国开始限制或禁止交易某物种，该物种就会成为当地优先保护对象。
某香港海关官员在记者招待会期间，站在被查获的象牙、穿山甲鳞片和鱼翅旁边，它们都来源于濒危物种。 Isaac Lawrence/AFP/GETTY
在一份简报中，CITES的秘书处列举了一些成功的案列，譬如恢复了巨骨舌鱼种群：巨骨舌鱼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其伸展长度可超3米，体重高达220公斤。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过度捕捞，亚马逊河流域的巨骨舌鱼数量锐减。继1975年CITES推行限制性贸易政策后，由社区主导的保护与监测项目帮助部分地区恢复了巨骨舌鱼种群。
CITES帮助巨骨舌鱼恢复了其种群。 Tech Explorist
在2019年的一次会议上，CITES成员国同意放宽对阿根廷小羊驼的贸易禁令，该禁令已有50年之久。小羊驼是骆驼的近亲，其毛发备受珍视。在社区领导下，该物种的数量得到了恢复。CITES成员还一致认为，从1975年禁令颁布起，多亏了保护与人工繁殖政策，墨西哥美洲鳄现今才能恢复到可以允许贸易的地步。
但禁令和贸易限制并不总如预期所料。最近某研究结果显示，2010年针对极度濒危物种欧洲鳗鲡（Anguilla anguilla）的贸易禁令（因中国和日本大肆捕食该物种，故而出此禁令）并没有提高它们生存的机会。2019年，某项国际反走私行动宣称，非法捕捞是欧洲鳗鲡数量锐减的主要因素，每年从欧洲走私到亚洲的鳗鱼多达3.5亿条。
1994年，也就是禁令生效的前一年，克莱马尼龟的合法贸易量急剧增长——约2800只克莱马尼龟被出售，足足占预计成年族群的一半。
评论家称，长期缺乏种群数量数据是引发问题的又一原因——各国只能凭猜测断定某一物种是否陷入困境，如果是的话，也只能凭猜测断定是否是由于贸易而陷入困境。评论家补充道，最重要的是，缔约国和CITES的管理者们没有透彻分析禁令或限制措施对物种交易的影响。
2019年4月，查林德在《生态与环境科学前沿》（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上发表的分析报告显示，在CITES会议上，禁止贸易的提议通常未能详细审查野生动物交易市场的状况。查兰德发现，在2019年8月的会议上，17个计划投票表决的提案中（包括针对巴西河畔燕尾蝶和非洲象的提案）只有一个详尽分析了交易市场的情况。
（esajournal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epdf/10.1002/fee.2034）
CITES的秘书处在某声明中表示，其管理者从各国收集了合法进出口贸易的数据，针对某些标志性的动物，还建立了更为精细的监测系统。其中最复杂的是追踪针对大象的非法捕杀行为并分析非法交易的系统。当世界各地的野生动物护林员发现大象尸体时，会先确定死亡原因，再将信息报告给相关项目组。项目组会把这些信息录入数据库，并进行分析，从而密切关注偷猎和非法贸易的发展趋势。
（cites.org/eng/prog/etis/index.php）
但查林德觉得这样做还不够。他认为在颁布限制性贸易政策之前，需要全方位评估所有可能产生的后果——譬如要充分了解零售价、贸易量、消费者偏好、各个社会及各种文化对野生动植物交易的态度及等市场因素。一旦相关数据显示贸易禁令或限制性政策无法发挥作用时，那些野生动植物保护者就应该发挥创造力，寻找其他解决之道。他表示：“从表面上看，贸易禁令的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但实际上我们很难预测可能会导致什么后果。”
博茨瓦纳被猎杀的一头非洲公象。去年5月，博茨瓦纳官方宣布，继5年的禁猎象令之后，又重新开放了猎象许可。 National Geographic
如何在保证人类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濒危物种？在这一问题上，人们意见不一，而这一分歧会令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像“生来自由”这样优先考虑动物福祉的组织，会怀疑野生动植物交易是否具备可持续性，这种可持续性又是否有助于保护野生动物。琼斯（Jones）和斯特劳德（Stroud）说，合法野生动植物交易为非法获取标本创造了机会。譬如，在2017年中国禁止象牙贸易之前，合法来源与非法来源的象牙制品都是混在一起销售的。
某些分析野生动物贸易的人士指出，具备可持续性的野生动物贸易维持了许多人的生计，在中国等国的贸易中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他们表示，在人们难以证明严格的管制措施可以保护某一物种的情况下，禁止或限制野生动植物交易，可能会给当地造成不良影响，各国有限的保护基金也没法儿用在刀刃上。
扎因说：“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贸易禁令更像保护措施失败的标志，而非值得努力的目标。颁布禁令意味着之前推行的限制性贸易政策未能恢复某一族群。”
他希望人们可以通过评估各物种总量及某物种可用于交易的数量，让贸易限制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这种努力失败了，各国可以进一步考虑颁布禁令。
CITES的代表承认，很多人主要靠合法的野生动物交易维持生计，他们也表示，像查林德所倡导的那样，大规模收集所有受威胁物种的数据既费力又费钱。此外，他们还认为CITES的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自2017年以来，CITES一直要求各国上报与非法贸易有关的数据。成员国还打算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携手建立一个非法贸易全球数据库，以便提升数据分析的效率；该办公室已发布两项详尽的报告，其中一份发表于2020年7月。
许多专家认为CITES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但他们也担心野生动植物交易规模过大、过于复杂，以至于CITES难凭一己之力解决问题。舍费尔斯表示，无论合法与否，全球野生动植物市场都将进一步扩大。目前，交易市场上有7600多种鸟类、哺乳动物、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据舍费尔斯预计，未来还将有4000多种动植物进入交易市场。目前我们还不清楚CITES究竟可以解决多少问题。
谁能判定CITES有多大能力呢？在《环境与资源回顾年鉴》（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的某篇论文中，萨斯-罗尔夫斯探讨了一系列可以使公约更加有效的措施。
其中一个关键措施是：借助新兴地理空间技术监测本地非法活动，以便抓捕更多的偷猎者。举个例子，2011年开发的空间监测与报告工具，目前已运用于非洲、亚洲、南美洲、加勒比等地的60多个国家。护林员在巡逻时可以将数据输入手持设备。该软件会收集被调查区域的数据和移除陷阱及捕获野生动物的数据，将这些信息转换成地图。它还可以让护林员拍照留证、用于识别；同时还会给照片加上时间和地点。
这些实时更新的数据可以将野外的护林员与其他地方的指挥中心连接起来，以便展开行动。该技术的发明者表示，了解偷猎与走私的发生地可以帮助护林员更有效地规划巡逻、加强执法。报告显示，该软件节省了巡逻时间，令巡逻过程更加顺利。据报道，在尼日利亚，由野生动物保护协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主管的保护区巡逻效率增加了67%，在那里，偷猎大猩猩的非法行为减少了71%。
更新颖的策略是：用人造产品来替代被非法交易的犀牛角、穿山甲鳞片等动物制品。研究表明，价格低廉的替代品可以促使野生动物制品价格下降，减少非法捕猎行为。研究人员已成功利用马毛凭借生物加工手段制成了牛角；据报道，这种替代品和野生犀牛角一模一样。但由于还未进入市场，人们对它的接受度及由此产生的积极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www.rhinoresourcecenter.com/pdf_files/127/1272377282.pdf）
位于华盛顿的科技公司Conservation X实验室，致力于解决野生动植物保护问题，它希望能够开发出取代穿山甲鳞片的人造替代品。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德根（Alex Dehgan）表示，该项目仍处于初期阶段。
另一种有争议的方法是圈养狮子、熊等动物，在保护野生动物种群的同时，满足消费者对野生动物制品的需求。这种野生动物养殖计划有利有弊。研究人员表示，南非已经通过合法途径向东南亚及中国出口了用于养殖的狮子，以取代野生大型猫科动物，成为制造虎骨酒和保健品的原料。但这个项目也因无法保障动物的生活水准而广受批评，野生动物保护组织认为，这种做法分明就为非法交易创造了机会。琼斯和斯特劳德说：“合法贸易消除了消费野生动物制品所带来的污名，进一步刺激了市场需求。”
舍费尔斯表示，如果CITES愿意与其他国际保护协定联合起来，保护措施将事半功倍。他建议CITES与《联合国减少因伐林与森林退化造成的碳排放计划》携手解决问题，以此激发以野生动植物交易为生、居住在森林中的居民的积极性。舍费尔斯说，受CITES影响的当地人很难让CITES在决策中听取他们的观点与经验，对他和其他专家而言，这是CITES最大的缺陷之一。
事实上，萨斯-罗尔夫斯表示，若希望保护措施有效，则必须让切身利益受影响的人参与进来。他的某个项目在研究初期发现，鼓励当地社区参与野生动植物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更具有成效。他说认为应该有越来越多的政府鼓励当地社区参与CITES会议，该会议也应该给当地人民更多时间与空间来表达他们的观点。舍费尔斯认为除非掌握更精确的数据，否则CITES很难实现目标。
尽管CITES有不足之处，但人们并不打算放弃这一项目，即便是批评家也不例外。
扎因说：“尽管CITES无法尽善尽美，但它确实是唯一的保护性手段。”
文/Natasha Gilbert
译/antusen
校对/药师
原文/www.theatlantic.com/science/archive/2020/11/are-wildlife-trade-bans-backfiring/617164/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antusen在利维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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