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中华鲟在长江放流 来源/东方IC（下同）
今年年初，“长江白鲟灭绝”引发关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首席科学家危起伟发表论文，根据模型计算，我国长江特有珍稀物种长江白鲟预计在2005年至2010年时已灭绝。大家感叹：“我们从未遇见，听闻已是永别。”
心痛，但远不止于此。这些年，白𬶨豚和长江鲥鱼被研究人员宣布功能性灭绝，也让人揪心。在长江守护者们的奔走下，“长江禁渔十年”政策终于落地——今年1月1日0时起，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将分类分阶段实行渔业禁捕。随着禁渔工作持续开展，好消息陆续传来：8月，有着“水中大熊猫”之称的江豚群体再现武汉。近日，相关科研人员在开展长江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中华鲟自然繁殖监测过程中，于长江宜昌江段发现1尾鳤（guǎn）——这是科研人员继2017年6月在洪湖江段发现1尾鳤后，再次发现鳤。
图说： 鳤鱼资料图
鳤鱼难逃锐减命运
上海海洋大学鱼类研究室主任唐文乔教授一边在白纸上画出鳤鱼的样子，一边回忆起三十多前在鄱阳湖采样的经历。那会儿，科学家们时不时能与鳤鱼打上照面，“和草鱼差不多，肚子圆鼓鼓的”。
唐文乔介绍，鳤鱼是体形中等的经济鱼类，喜欢栖息在江河湖泊开敞水域。“生殖季节在五、六月，进入江河顺流而上繁殖，产漂流性卵。”鳤鱼生长速度第一年较快，之后缓慢，它模样看着不大，却也是“实打实”的“肉食爱好者”——主要以无脊椎动物，如水生昆虫幼虫等为食，也会摄食小型鱼类。“在食物链中，鳤鱼处于中等偏上的地位。捕食小鱼小虾的鱼自己也得聪明、灵活。”
《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中，出现了一道“石仙桃清蒸鳤鱼”，尽管被网友“吐槽”原料可能是条草鱼，但也从侧面反映，曾是长江流域重要经济鱼类之一的鳤鱼肉质鲜美。一旦和美食扯上关系，“吃货”们怎会口下留情？鳤鱼生长周期较为漫长，性成熟最小年龄为3年，一般为4年。不过，为了满足市场，鱼苗“惨遭毒手”的情况并不少见——这句话听着耳熟，刀鱼的经历又何尝不是如此？
从经济鱼类“沦落”到湖南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鳤鱼如今已在多个历史分布点绝迹。除了过度捕捞，从它生活习性上也能看出数量锐减的原因。“鳤鱼繁殖必须要有流水，随着水泥堤坝的建起，江湖之间成了‘断头路’。”再加上高强度的捕捞，鳤鱼的“口粮”少了，别说是小鱼小虾，连螺蛳也越来越少。
在唐文乔看来，如果有一天鳤鱼消失了，很难说会对食物链造成什么影响，但鳤鱼对长江流域生态的指示作用还是显而易见的。
鳤鱼还有一位“亲戚”，名字叫鯮鱼。鯮鱼的吻部更尖，是大型肉食性凶猛经济鱼类，最长可长到50公斤以上，喜欢在江河湖泊、水库等敞开水域活动。“鯮鱼也有江湖洄游的习性，以往在产区有一定的资源量，近年来同样难觅踪影。”
图说：鯮鱼资料图
长江恢复“鱼说了算”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何舜平曾痛心地表示，在长江流域，很多鱼类可能正排着队走向灭绝。长江生态系统崩溃并非骇人听闻，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且后果非常严重。
其实，我们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从设置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到实施春季休渔制度，再到彻底禁捕，不过二十多年的时间。然而，保护不仅没“跑赢”长江的捕捞和开发，甚至还被远远甩开。
当下，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已经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生物完整性指数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水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价指标，其中，鱼类生物完整性指数等级从高到低分为极好、好、一般、差、极差、无鱼。“鱼儿不会无缘无故消失，而且它们一旦消失不仅意味着生物多样性遭遇挑战，更意味着生态系统被破坏。”唐文乔告诉记者。
在今年的“世界河流日”，由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等8家科研单位共同发布的《长江生命力报告2020》，将长江干流生命力指数总体定为“B-”，说明长江确实“病”了，而且中游区域和洞庭、鄱阳、太湖和巢湖“四大淡水湖”的水生态指数更低于干流总体水平。
“长江生态保护得好不好不再是人说了算，而是要‘鱼说了算’。以往对长江鱼类种群数据的监测多由研究人员跟随渔民捕鱼同步开展。随着渔民‘退补上岸’、渔船拆卸，监测模式势必改变，采样和数据管理也需要统一。”唐文乔说。“长江禁捕十年能让鱼类资源休养生息。长江中的很多经济鱼类性成熟的周期在三至四年，十年时间可以让它们繁殖两至三代。”
在唐文乔看来，一尾鳤鱼的发现尽管不能说明太多问题，但无疑释放了一个不错的信号，也让人们对长江鱼类的保护与种群恢复多了一份期待。
治“病”不能仅靠“一方”
十年禁渔为众多长江“原住民”提供了恢复种群的机会，但只是停止捕捞还不足以让它们摆脱生存危机。“靠禁捕一个‘方子’就想治好长江并不现实。”唐文乔告诉记者，洄游鱼类还要面对栖息地破碎化的现实。
这一论断与今年长江珍稀濒危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研讨会上专家的判断不谋而合。“长江今天的病是多因一果，仅仅认为渔民退出了，长江的病就好了是不客观的。”
“很多洄游鱼类是江湖闸坝工程的‘受害者’。钢筋水泥的到来让鱼儿无法回到产卵地，闸坝对河流造成的流速、水温、水量的变化，也改变了洄游鱼类的卵和幼鱼生存环境，进一步降低了鱼群存活率。”唐文乔说。
有人联想十多年前，为保障藏羚羊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正常生活、自由迁徙和繁衍，青藏铁路沿线设置了33处野生动物通道，让动物们自由迁徙。对于长江鱼儿的保护，这份“作业”能否“拷贝”呢？据介绍，我国的确有水利工程修建了鱼类洄游通道：中国修建的第一座大型鱼道，是广西长洲水利枢纽工程鱼道，上下游水位落差15米，可供中华鲟等鱼类靠自力抵达上游，但目前尚未观察到受保护的珍稀鱼类通过。洄游通道受阻并非仅在我国存在，而用鱼道解决洄游鱼类因为水利工程面临的阻隔，还需要大量基础研究跟上。
“生态调度”是科学家们抛出的新词，这是一种利用调度手段控制水库水位降幅，为库区鱼类自然繁殖创造适宜水位、水利条件的举措。自2011年起，三峡水库已连续九年开展促进葛洲坝下游河段漂流性卵鱼类繁殖的生态调度试验，长江“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鳙鱼）产卵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生态调度不仅被用来帮助鱼类繁殖，还能满足人的需求：2014年三峡水库曾启动生态调度，压制长江口咸潮，保护上海青草沙水源地。
积极践行长江大保护
上海海洋大学原校长潘迎捷告诉记者，长江口的有效保护是长江大保护的一个重要环节。长江生态系统健康的标志就是水生生物的多样性，而这个多样性的关键物种就是鱼类，特别是洄游性鱼类和河口定居型鱼类，这些都依赖长江口的生态环境。
上海，一直走在长江大保护的前列。自2018年8月起，长江上海段就开始实施常年禁捕，上海核证的长江捕捞渔船全部退出捕捞，提前完成了中央对长江退捕的2020年目标。
今年6月6日，《上海市中华鲟保护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为“一条鱼”立一部法，在地方立法史上尚属首次。《条例》的出台意味着对中华鲟的保护与管理也不再是“单兵作战”，而是集社会各资源、各部门之力，对其开展系统性保护。在全球重要的生态敏感区长江口，早在四年前，上海就建成和投入使用了长江口中华鲟保护基地一期工程。如今，作为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基地二期项目已正式开工建设，预计2021年基本建成。未来，这里不仅将成为长江珍稀濒危物种人工驯养繁育基地，也将承担起关键的科普教育任务。
增殖放流同样是促进渔业资源恢复的有效方式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上海已陆续放流了2吨缢蛏和青蛤、1.6余吨脊尾白虾、16.64万尾暗纹东方鲀（即河豚鱼）幼鱼、30尾中华鲟、5.2万尾胭脂鱼等。“十年禁渔的措施，有助于缓解长江水生生物资源衰退和生物多样性下降的危机。而‘全面禁捕+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的‘组合拳’，或对水域生态环境修复及生物种群恢复发挥合力作用。”潘迎捷说。据悉，交通部长江口航道管理局和东海水产研究所在明年还将陆续开展珍稀野生保护动物、经济物种、饵料生物的增殖放流。
作为长江十年禁渔的首倡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文宣曾说，希望十年后还能看到长江的400余种鱼，中华鲟、江豚等珍稀水生生物能得到很好的保护。这，也是所有人的梦想。为了不让长江白鲟的今天成为鳤鱼、鯮鱼的明天，无数人一直在努力……
新民晚报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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