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西莫夫在他的《基地》系列小说里构想了一门名叫心理史学的学科。心理史学由数学家谢顿创建，统计分析大量人类历史数据，从而预测未来社会的走向，见证并推动着银河帝国的陨落与重生。
科幻的心理史学“幻”到近乎玄学，但似乎不乏科学依据。我在读《基地》系列的时候曾经想，如果计算机的能力大到一定程度，或许真可以将人类活动的一切变量纳入统计，找出社会发展的规律。
原来，已经有人尝试这么做了。12月的《大西洋月刊》刊登了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的专访。图尔钦是一位俄裔美国学者，创建了一门用数据探索历史规律的学科，取名叫Cliodynamics。Clio（克利俄）是九位缪斯女神中主管历史的女神的名字。
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
图尔钦本是一位生态学家，专门研究昆虫。说到昆虫学家，外行人如我首先想到的是写《昆虫记》的法布尔。定居乡间几十年，每天潜心观察蜜蜂的行动轨迹，点数金龟子有几条触须，分类制作蝴蝶标本，诸如此类。
但现代的昆虫学家如图尔钦，往往依赖计算机数据分析，来研究整个昆虫群落和生态的变迁规律。图尔钦发现的一些规律现在已经写入了教科书。
人到中年，图尔钦觉得自己对昆虫已经研究透了，没什么新的疑问还需要解决，便将兴趣转向了历史。【他拿到了大学终身教职，不给本专业上课做研究，啥正事不干也能拿工资，好羡慕呀…】
传统的历史学家通过研读历史文献和考古物件来研究历史，图尔钦觉得这种方式就像18、19世纪的昆虫学家观察单个昆虫，制作标本一样原始。他认为任何学科最终都会数学化，昆虫学如此，历史也不例外。
图尔钦收集了过去10000年世界各地各种人类社会形态、阶段的历史数据，在此基础上建立数学模型，用过去的事件验证模型的准确率，并以此预测未来。
对大多数人来说，2020年真的就像刚刚出版的《时代》杂志封面，是划上了一个大大的红叉的一年；对图尔钦来说，今年至少有一样地方还不错——这糟糕的一年正好验证了他的历史数学模型（虽然疫情不在他的预料之中）。
2010年，图尔钦曾预测某些关键的社会和政治潮流会带来一个不和谐的时代，美国人将经历前所未有的动荡与凋敝。他认为到2020年左右，人们能真切体验到这种不和谐的气氛。最好的情况是再来一次1960、70年代的混乱，最坏的情况则是一场全面内战。
图尔钦在2012年接受采访，预言2020年会很糟。好玩的是，原来2012年的时候，大家已经觉得它是bullshit的一年了呀。
有哪些社会和政治潮流呢？图尔钦从历史数据中总结了三大社会弊病：膨胀的精英阶层，却没有足够适合他们的精英职位；大众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无法对自身财务负责的政府。其中，他认为第一点最要命，也最被忽视。
图尔钦将第一点概括为精英过剩（elite over-producation）。举个简单的例子，沙特皇家生了那么多王子和公主，结果没有足够的皇室职位和资源分配给他们，就是精英过剩。
美国没有皇室，但美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和教育普及制造了大量精英。越来越多的人获得高级学位，越来越多的人过上富庶生活。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假如社会仅有10个岗位需要哈佛博士生，却有100个人拥有哈佛博士学位，剩下的90个人日子就不太好过了。
一个人在经济上不属于精英阶层，依然可以在意识上将自己归类为精英。在美国，越来越多的精英人才为了争夺某个大律所的工作或政府议员的职位抢破了头。竞争中败下阵来的精英们可能转化为反精英，和大众联手对付在位的精英们。
比如特朗普【又是他！】就是一个例子。他家境富有，沃顿毕业，但一言一行都在反精英。他的前顾问班农同样如此。毕业于哈佛商学院，从投行挣了大把钞票的班农一直被传统政界排斥。他转而在饱受挫折的白人男性中寻求支持，终于如愿以偿踏入白宫（虽然又离开了）。
精英们追求地位，大众更关心物质生活水平。如果生活水平每况愈下，他们就更容易接受反精英的煽动，想把精英送上断头台。精英们用各种优惠政策抚慰民众，要是不奏效，就用暴力压制。但一旦政府财务状况出了问题，安抚和暴力都没法实行，社会就崩溃了。
这就是图尔钦预言的美国社会前景。他还研究了美国从1780年到2010年间的1590起动乱事件，发现社会的动荡呈现50年周期的形态，比如1870年，1920年，1970年——那么接下来就轮到2020年了。
图尔钦的美国社会动荡形态图表。
阿西莫夫的心理史学不仅能预测未来，还能制造特定事件改变未来，图尔钦就没这么神了。他觉得保持社会稳定的最好方式是维持一个相对较小的精英群体，并且保证大众生活水平持续稳定上升。
但该怎么做到这一点，历史数据没有给他答案。图尔钦只希望能通过数据建立更多历史和社会的数学模型，让政府在制定任何政策前都通过模型确认它不会导致未来的灾难。
除了预测未来，图尔钦还试图用数据回答历史学家们一直感兴趣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研究宗教的历史学家一直在探讨复杂的文明和惩罚性的神灵——会对犯道德错误的人类施加惩罚的神灵——之间的关系。图尔钦和一些研究者分析了过去10000年来30个地区的414个文明社会的数据，发现往往是在复杂的文明成长起来后，才出现惩罚性的神灵。
他的另一个通过数据分析产生的历史结论则不太受历史学家欢迎。那就是，复杂的文明是通过战争产生的。人类社会经历着达尔文生存论般的竞争，经由残酷的战争选择更复杂的社会文明形态，消灭简单的社会形态。
未来的人类社会将是什么样？答案很难讲，在图尔钦眼里，历史不是一条进步的直线，而是处于永远不会停止的繁荣与衰败的循环中。
但他可以肯定，未来不会像他的母国苏联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像许多当代美国历史学家相信的那样，自由民主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
图尔钦的研究在媒体和业界都引起了许多关注，但传统历史学家依然大都难以接受他的标新立异。大部分历史学家相信人类社会形态多样，不太可能找到统一的规律；还有历史学家说图尔钦把人当成了他以前研究的昆虫，忽视了人类情感、信仰和策略的复杂性。
有历史学家指出图尔钦研究的一个致命缺点——数据量太小。他的研究只局限于过去10000年。是的，这10000年几乎已经涵盖了整个人类文明社会的历史，但严格说起来，如果将一个人平均一生算成50年时间，10000年就只有200个一生。对大数据研究来说，200个数据量实在太不充分了。
我一直非常喜欢讲人类大历史的书，比如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Feb.17 & 24 2020 《人类简史》，一部世事无常，万物皆空的历史】。大历史纵观人类上下数万年，仿佛在用上帝之眼看世界，沧海桑田只在转瞬间。
但人类的沧海桑田，文明的兴起与衰落，那许多纷繁复杂的人和事，对计算机来说只是微不足道、远远够不上进行分析的量级。一想到这里，就觉得何必管它世界未来会怎样，不如像本周《纽约客》封面一样，有书有猫，有网络有亚马逊快递，有中餐外卖，还有一杯酒，万事足矣。【所以，虽然这篇文章跟《纽约客》没关系，我还是在文末贴了它的封面图，希望大家都能享受这样的生活。】
本期封面
“Love Life,” by Adrian To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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