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英]丹尼尔·比尔著，孔俐颖译，后浪︱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528页，88.00元
《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The House of the Dead: Siberian Exile under the Tsars）是英国历史学家丹尼尔·比尔（Daniel Beer）所著的一部历史研究著作，曾荣获2017年度全球最高的非虚构史学著作奖——坎迪尔奖。
《死屋》的书名借用了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死屋手记》。《死屋手记》发表于1862年，堪称关于监狱和惩罚的文学题材的奠基之作。小说中涉及的主题，包括犯罪与惩罚、救赎、社会转型、俄国的民族认同等，也都出现在这本书中。作者在一次访谈中也曾经提到《死屋手记》给了他极大的创作灵感。丹尼尔·比尔在剑桥大学的专业是德国和俄国的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专业的训练对他研究俄国史特别是俄语文本解读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为了写作这本书，丹尼尔·比尔在俄罗斯从事了一年半的档案研究工作，查阅了圣彼得堡、莫斯科、托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的相关档案，同时运用了十九世纪的新闻报道、官方报告甚至俄国小说，为读者呈现出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残酷性和囚犯悲剧性的命运。
作为苏联史的研究人员，我对俄罗斯帝国史并不算特别熟悉，但对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多少有所了解。十二月党人和他们妻子凄美的爱情故事，我经常在上课时讲给我的学生，因此我对这本书抱有很大的期待。
《死屋》以翔实的资料，客观冷静全景式地描述了沙俄流放制度的方方面面。既无一味妖魔化的抨击，也没有英雄主义浪漫化的叙事。全书分为十四章，主线是按照时间线索来叙述十六至十九世纪沙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历史变迁；另外还有一条暗线讲述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来自俄国社会各个阶层囚犯的命运以及他们对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乃至整个十九世纪俄国社会的影响。这其中有我们所熟知的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波兰起义的失败者，还有来自沙皇俄国最底层的流放者，最后以二月革命爆发和沙皇俄国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最终崩溃而结束。
西伯利亚“新世界”的野心与困难
随着俄国人向乌拉尔山脉以东的推进，沙皇政府越来越认识到西伯利亚是一个宝藏，具有重要战略价值而且资源丰富。但由于恶劣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俄国的绝大部分欧洲居民并不愿意迁徙到西伯利亚去，沙皇政府就设想将犯了罪的人驱逐到西伯利亚，既对他们实行了惩罚，又可以缓解当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于是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应运而生。
按照沙皇政府的设想，西伯利亚流放地具有刑罚和殖民双重功能。俄罗斯帝国政府想做的，不仅仅是把社会和政治混乱关进这样一座没有屋顶的大监狱中，清除旧世界不受欢迎的人，同时在新世界填充人口。为服务开发西伯利亚这个更广阔的计划，流放系统将管理并利用日益增多的流放者。在理论上，俄国的罪犯将辛劳地开发西伯利亚的自然财富，并在西伯利亚偏远的地区定居，这个过程中，他们将体会到自力更生、节俭克制和勤奋耐劳的美德。然而，沙皇政府在流放制度的实施过程存在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
在去往西伯利亚途中的一个休息站，囚犯点名，20世纪初
首先，将罪犯们如数押送到流放地，本身就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中央政府无力提供后勤保障，地方官员把健壮的囚犯截留下来，大多数犯人密谋逃跑和谋求减刑。由于暴力与性病的肆虐，流放队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腐化和堕落下去。中央政府试图对流放制度进行改革，但是收效甚微。在流放途中，押送官员依赖地方官员与农民的馈赠，依靠由全体犯人组成的“罪犯协会”来维持流放队伍的秩序。其次，恶劣的自然环境损害了流放犯的健康，使整个流放过程变得更加艰苦，基本上不符合流放地的经济原则。“弗拉基米尔路”是十九世纪初的一条著名流放路线，途经弗拉基米尔、喀山、彼尔姆、托博尔斯克、秋明和伊尔库茨克等地，流放队伍至少要耗费两年时间才能走完全程。犯人们衣衫褴褛、疾病缠身，根本不能投入劳动。他们想方设法地躲避苦役，宁愿去乞讨、偷盗和掠杀。逃跑的人以抢掠当地农户为生，成为流放地的不稳定因素。西伯利亚成了充满暴力的边缘地带，难以被纳入沙俄帝国的有效管辖范围，无法为国家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再次，罪犯们不能满足西伯利亚开发项目的需要，反而对当地农民的生产活动产生消极影响。从十八世纪后期开始，组建流放家庭被视为罪犯改过自新的证明。沙皇政府试图让这些罪犯在流放地安家，把他们转变成西伯利亚的农户。但是这个办法不太奏效，因为流放地的妇女人数很少，女囚犯成为犯人们争夺的资源，而当地农户又不肯将女儿嫁给罪犯。总之，流放犯人数的剧增、政府监管的失控以及当地环境的影响，这些都导致西伯利亚流放地变成一个充满暴力与罪恶的边缘地区。
《弗拉基米尔路》，这是伊萨克·列维坦描绘“镣铐之路”的象征性油画，罪犯们正是沿着这条路走向流放地，1892年
流放地“十二月党人”们的神化与重生
提及西伯利亚，就不能忽视十二月党人和他们妻子的故事。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至欧洲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很多俄国军官在从拿破仑战争的战场回来时头脑中装满了新的思想，他们开始认识到俄国农奴制是一个可耻、落后的产物，并为自己的国家感到羞耻。他们在1825年12月14日沙皇尼古拉一世加冕的那一天发动了政变。忠于沙皇的军队迅速包围并镇压了他们。他们当中为首的五名“主犯”被判处绞刑，其余大部分人（一百二十一人）褫夺了公民权被发送到东西伯利亚服苦役。近两百年来，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把十二月党人的故事给神话了，认为十二月党人是俄罗斯贵族高贵精神的一种符号和一个象征；同样被神话的，还有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认为她们为了爱情毫不犹豫地放弃一切，追随丈夫，共赴西伯利亚。俄罗斯和中国的文人墨客写了大量的诗歌歌颂十二月党人及其妻子。然而从丹尼尔·比尔的书中我们读到了与之前想象中不太一样的一些东西。
首先，这次起义是非常鲁莽和轻率的，连起义的同情者普希金也在自己的长篇叙事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表现出过对十二月党人密谋的轻视——“年轻的头脑无事可做，成年的淘气鬼也借此作乐”。
其次，并不是所有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都表现出了对革命事业的忠贞。在起义当天，起义的重要策划者和领导者特鲁别茨科依（一位著名的十二月党人妻子特鲁别斯卡娅的丈夫）没有出现在广场上，他在避难奥地利大使馆前就已经向尼古拉一世宣誓效忠了。另有一位重要的十二月党人伊万·苏希诺夫在起义失败后也曾向沙皇尼古拉写信请求宽恕。
再次，许多人在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追随丈夫共赴西伯利亚这件事上看到了浪漫爱情和自我牺牲精神，看到了对尼古拉时期贵族生活的责任典范和荣誉规范的抛弃，但事实上并非所有因素都带有浪漫主义色彩。中国人所熟知的三位著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的情况也各有不同。上文提到的那位特鲁别茨科依，将他要被流放这件事说成是对妻子特鲁别斯卡娅基督教美德的一种考验。玛利亚·沃尔康斯卡娅在和谢尔盖·沃尔康斯基公爵结婚时几乎不认识他，她那年只有十七岁，丈夫三十四岁，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前，他们结婚刚一年多，丈夫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所以沃尔康斯卡娅宣布随丈夫流放与其说是因为忠贞的爱情倒不如说是被某种舆论的力量所左右。正如书中所述，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俄国的浪漫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对情感的颂扬，还提供了一系列关乎高尚行为的公共守则。拜伦式的文学作品在俄国精英阶层中非常流行，它们为当时受过教育的人提供了可效仿的范例，而其中，婚姻誓言的神圣性意味着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应该分担丈夫的命运。对于亚历山德拉·穆拉维约娃而言，追随丈夫共赴西伯利亚的原因也大体如此。另外，俄罗斯文学界和舆论界也更愿意把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塑造成牺牲者。所以，与围绕着十二月党人的种种神话相比，他们并不是圣人；但国家对于十二月党人的惩罚却提高了他们在受过教育的俄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谢尔盖·沃尔康斯基
玛利亚·沃尔康斯卡娅
尽管十二月党人在流放前被褫夺了公民权和贵族身份，但与其他囚犯不同，他们可以经常性地得到家族方面的资助，因此经济条件较好。在他们的要求下，书籍、杂志和报纸从俄国欧洲部分涌来，使得他们可以一直跟进了解帝国和欧洲发生的事件。十二月党人出自俄国最高级别的精英阶层，受过古典教育，大部分人通晓多国语言。实际上，流放对他们来说是一段“美妙的道德、智力、宗教和哲学的学习时间”。他们是西伯利亚出现的第一批所有人都可以接近的上层社会人士，他们的言行举止遵循的风尚完全不同于当地的官僚。他们在西伯利亚经营农场、建立孤儿院和学校以帮助当地民众，这些都令当地民众受益，十二月党人让欧洲知识阶层在西伯利亚站稳了脚跟。当初的那些虚无缥缈的理想开始落到了实地。
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并不是政治上的湮没，而是政治上的重生。当然，这些起义者从来都不是他们的支持者描绘的那种道德质朴、无法安抚的革命牺牲者。但他们在流放地的生活确实给同时代人提供了一个关于共和主义理想和爱国主义美德的振奋故事。在赤塔和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十二月党人对自由、平等、博爱的持续追求，是对沙皇制度中压迫性社会等级制度的含蓄否认。他们在西伯利亚的公民活动——他们的园艺、他们的教学工作、他们的民族志研究——表达着他们对公益的热情追求。总之，他们为自己塑造了一种仍然忠于1825年12月14日的理想的生活方式。而这些十二月党人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成了改革者和革命者的偶像。他们的民主理想和爱国理想成了新一代激进分子——民粹主义者甚至列宁主义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因政治原因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由于地理位置偏僻，远离国家权力中心，这些政治激进分子像他们的前辈十二月党人那样在西伯利亚获得了韬光养晦的良机。与其他流放犯相比，贵族出身的犯人们能够得到更好的待遇。他们往往花钱购置生活物资，还能获得地方官员和农民的馈赠。到达流放地之后，他们也享受特别优待，可以雇人干活，有充足的休闲时光。而流放至西伯利亚的波兰革命者的境遇就比较糟糕，由于传统和宗教习俗方面的不同，他们很难适应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波兰人的逃跑事件层出不穷，让沙俄政府和流放地官员感到头疼。这些经历被写成波兰人反抗沙俄统治的英勇事迹，继续激励着年轻一代的波兰起义者。未来的革命领袖们列宁和托洛茨基在流放期间坚持阅读和写作，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常与各地友人通信。而此时亚历山大三世在全国实行高压统治，镇压争取言论自由的人群，驱散游行示威的学生们，逮捕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这些措施加大了俄国社会与沙皇政府的嫌隙，激发了俄国民众对沙俄政权的强烈敌意，年轻一代中间涌现出很多政治激进分子。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反对侵犯个人权利、呼吁废除流放制度已经成为俄国社会的共识。一场针对沙俄政府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西伯利亚的暴力文化与俄国革命
此外，作者还提到西伯利亚的特殊环境对革命者的精神影响。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政治流放犯越发敏感、孤僻与多疑，彼此之间互相猜疑和争吵。这些心理问题成为日后布尔什维克党派别林立的原因之一。其实，笔者认为还有一个更显著的影响因素，那就是西伯利亚的暴力文化。
在西伯利亚地区，人们经常要直面现实生活的粗糙与残忍，习惯于以暴制暴和怙恶不悛。西伯利亚流放地的妇女们被当作娼妓，时间一长她们就开始从事卖淫活动，耳濡目染之下，连孩子们也学会了坑蒙拐骗。而这种暴力文化与俄国中上层社会的生活习惯是大相径庭的。自从彼得大帝改革以来，俄国中上层社会就逐渐接受了以法国文化为代表的欧洲文明风尚。他们学会了说法语、吃西餐、讲究卫生、注意仪容与举止。个人荣誉也成为上流社会最珍视的东西，例如贵族青年通常以决斗来解决私人矛盾。与此同时，社会底层民众平常说的是俄语，他们还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这自然使得俄国社会各阶层之间产生不可跨越的鸿沟。而西伯利亚流放经历使俄国的贵族知识分子有机会接近和了解俄国底层社会的状况，因为他们失去了享有特权的身份，被迫去适应流放地和苦役营的生活，去理解另一种“生存哲学”。当这种暴力文化从偏远的西伯利亚来到了欧洲社会，俄国的革命精神就在沙俄帝国的权力中心区茁壮成长了。从1905年起，社会革命党经常组织众多恐怖活动，而这些政治行动往往转变成单纯的犯罪和暴行。纵火、强奸、打砸抢、大屠杀和谋杀，造成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其中受害者就包括很多普通民众。从暴力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1917年革命没有完全废除沙俄政府的流放制度那一套。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新政权的“流放制度”以更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出现，其著名例子之一就是古拉格劳改营。如果就像苏联官方历史记述所言，西伯利亚流放史是联系布尔什维克党与十九世纪俄国政治激进派的重要纽带，那么暴力文化也许是这条精神纽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托博尔斯克中央苦役监狱，19世纪80年代
不足与瑕疵
《死屋》无疑是一部关于沙皇统治时期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杰出作品。尽管作者是以极其平和地语调来描述这段历史。但是不公正的事件和暴行故事让人历历在目。但是本书也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
首先是翻译问题。举两个简单的例子。一、译著中第五章的标题是《民主共和国》，查阅英文原著，标题为“Decemberist Republic”，这里应直译为“十二月党人的共和国”为好。本章讲的是十二月党人在流放地进行思想传播和社会实践，直译则更能反映出主要内容，还能呼应前文所述；二、译著中第407页，“1904年2月17日，五十四名政治流放者——亲纳粹派人士、布尔什维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把自己关在罗曼诺夫的房子里。”众所周知，那个时代是不可能有纳粹分子，也就不可能有亲纳粹分子。查阅原文后才知道，作者在这里写的是“Bundists”，熟悉俄国史和国际共运史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是“崩得”分子，“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俄文缩写音译。另外，译文中有大量欧化长句，让读者的阅读体验并不是那么好。在对照英文原著后，我认为译者的英文水平不错，基本上还原了这本书的大致内容。但是如何做到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翻译的更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这还需要好好琢磨。
其次，这本书经常大段地直接引用原始档案，往往篇幅过长，影响到内容的连贯性。在史学研究中，大段引用史料是最省事儿的，而如何去分析探讨史料背后所要表达的问题才是最难的。在某种程度上，过多的直接引用破坏了叙述的连贯性。读者很容易沉浸于具体案例的某个细节问题，而忽略了作者要论述的观点。另外，作者过多地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笔记》和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等文学作品。而这些作品对流放生活的描述中参杂了过于强烈的个人情感。历史学家在引用文学作品时需要极为谨慎和批判性的态度，否则就会削弱史学论著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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