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全集》编了八年，期间，读者催问进度几乎是我们微信微博永恒的“梗”。只要发与汪老有关的内容，总有人问:是不是《全集》有消息了？其中一位读者留言令我们难忘:
“人文社要出版这样一位作家的作品，目的是旨（在）给读者一份礼物，给后世读者留下善本，对于这样一件要流芳千古但是无人问津的事情，我谨给人文社一句话：不要理我们，你们慢慢开花，我们等。”
在纪念汪曾祺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全集》项目主持人郭娟女士分享了《全集》编辑过程的细节，今天分享一下——
我们怎么编《汪曾祺全集》
文 | 郭娟（《汪曾祺全集》项目主持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
*据作者直播分享文字稿整理
一、原以为很简单
《汪曾祺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大家挺喜欢的，读者们很想了解编辑这个《全集》幕后的一些事情，大家就想知道，八年的时间你们都干什么了？所以今天也是来汇报一下工作。
原以为编辑《汪曾祺全集》很简单。此前北师大版《汪曾祺全集》，主编邓九平，也是很有名的编辑家，编了很多好书。汪先生1997年去世，他1998年把这个《全集》推出来了，速度相当快，大家也都纷纷购买。过了十多年，陆续发现一些新的佚文佚信，发现一些错漏，那我们在这个《全集》基础上，增补佚文、修改错误，就是一个补充的工作，所以觉得应该很简单。
当时跟我提编《汪曾祺全集》这个事的是季红真老师。季红真1980年代在文坛是非常有名的学者，搞文化批评，她是较早关注汪曾祺文学创作、写评论的学者，据汪先生家人说，汪先生当时也很看重她，觉得她的评论比较到位、比较理解他的作品。我很信任她对汪曾祺先生的创作的判断。
季红真主编在《汪曾祺全集》发布会上
能给一个作家出《全集》，他肯定是各方面成就非常不错的。不是所有作家都值得为他出全集，汪曾祺先生是应该为他出全集的，《全集》体现一个作家创作的全貌，也能体现创作过程。汪先生从1940年代开始创作就很成熟，我们后来看他四十年代写的小说、散文真的是很惊艳，一出现就非常成熟，不像有些作家开始写的作品后来不便拿出来示人，汪曾祺出手不凡。同时，他是一个各种文体——小说、散文、戏剧，包括艺术评论、谈艺，诗——都有成就，都有代表作的作家。第三，他的每一篇都不错，没有特别水的作品。所以为这样一位作家出全集是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应该做的事。汪曾祺先生的家属也很高兴，很快达成了合作意向，随后我们拿北师大版的《全集》做底本进行编辑工作。汪曾祺的子女推举汪朝老师跟我们对接，他们家有些什么新的发现，发现一些手稿、新的作品或者书信会交给我们，发现北师大版的错漏也都会写在版本上面，也跟我们交流，所以我们这个工作进行得很快。
我们这个编辑团队，我是负责小说卷的，我对小说《羊舍一夕》《王全》有些字有点生疑，就按照文章后面落款的版本提示，去查1960年代《人民文学》，找这个版本对照，真是大吃一惊：不单是我怀疑的那些字有问题，整个大段、几句几句都不一样的，我当时很蒙。这是怎么回事？这个版本标注用《人民文学》的底本，但是我们看了一下不是这个底本，我们又把《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找出来对比，跟那个有点像。
《汪曾祺小说全编》（即《汪曾祺全集》小说卷）
什么叫版本？其实这是整理古籍时常识性的概念，比如这个版本作家原发在《人民文学》，后来收到集子里，比如收到《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时，他觉得哪些地方还可以改动、增删，还会有变动；后来其他出版社出他的东西，在出版的过程中排校也会产生一些新的异文，所以造成同篇小说版本不同。
发现这个问题之后觉得这个事挺大的，因为编《全集》既是一个出版的活动，也体现了很高的学术性。如果学者做研究，他用的文本，版本不科学，不清楚，虽不能说你这个研究是有问题的，但起码是有瑕疵的。
渐渐地我们也了解到，学界对师大版的《全集》有一些微词，就是版本混乱，标的是这个，但是用的底本却是另一种。这使得我们之前的工作如沙上建塔。我向出版社领导做了汇报。我们出版社对品质、对《全集》怎么出，有自己的一定之规，有传承，本着对汪曾祺先生的作品负责，也是对读者负责，我们得重新来做。之前做的工作算是先摸底，之后开始重做。
重做的话我们出版社肯定会有一些损失，之前工作白做不说，原来以为只是小修小补，现在变成重新编一套《汪曾祺全集》，工作量一下扩大好多倍，任务变得非常重。
师大版《全集》之所以呈现这种情况，也是跟当代文学的学术研究相关联。比较《鲁迅全集》，《鲁迅全集》是经过几代鲁研界的专家学者研究，不仅是做理论批评，还做版本、做佚文，可以说研究得透透的。但是相比而言，当代文学的这种批评往往是即时批评，学者研究意义、内容、形式，很少从版本辑佚角度研究，所以体现在全集的编撰上还不是很成熟。编全集最好是在学界研究已经很成熟的情况下编。
另一方面，出版社牵头搞这个事，组织专家学者从一点点做起，做基础工作，对研究也是一种很大的促进。当时我们觉得汪曾祺先生作为非常有成就而且读者很多的一位老作家，我们值得为他重新好好出一版《全集》。
二、四处找人，确定大的原则
接下来的工作，一方面是摸清他整个创作的情况，另一方面在借助社会学者的力量，我们当时四处找人，找一些专家学者、汪迷，开了一次《汪曾祺全集》编辑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挺重要，一共开了两天，请的人都跟汪曾祺先生有关，比如像孙郁、季红真、王干，他们都是汪曾祺先生的研究专家；解志熙、李光荣、杨新宇、裴春芳这些学者这些年陆续发现汪曾祺先生的一些佚文佚信；像苏北、李建新，他们是资深汪迷，苏北跟汪曾祺先生关系也非常好，是铁杆粉丝；汪先生三位子女都来了，师大版主编邓九平也请来了。社领导也很重视，到会上感谢专家学者莅临对我们的帮助。
这个会一共开了两天，我主持的，会上每个专家学者几乎都发言了，大家围绕着怎么把《汪曾祺全集》编好讨论得很热烈。通过这些讨论也使我们编辑团队了解到更多情况。比如同名小说，他四十年代写一次，八十年代写一次，这种情况有一些，我们怎么收？有的小说，比如《最响的炮仗》，这个小说发了两次，我们怎么收？是重复收还是比对差异度收哪个？还有，汪先生曾经改编了一些民间文学，这些东西要不要收？不是他原创，而是改编的要不要收？集体创作的一些剧本怎么收？有好多本子，包括当时油印本。
这些东西都需要捋清怎么个收法。
还有，师大版是单篇、按时间顺序排的，在会上也有人提出要不要按照他的作品集来编。像《鲁迅全集》是按照作品集来编的，因为在鲁迅先生去世之前，他的作品集他自己就一本一本编好了，他去世之后零散的那些，发现之后编成集外集、拾遗、补编，这样有一以贯之的原则。但是汪先生作品，开始有几本是他编定的，但是后来随着读者对他作品越来越喜欢，出版的书多了，好多混在一起的，一篇文章这个集子里有，那个集子里也有，我们怎么以作品集来编？把其中重复的删了、仅存一个目录？那样编也很乱。后来大家讨论还是倾向於单编收入。单编收入，用哪一个底本最好？原载版能体现作家创作的原生态、创作的冲动，但是修改本是作者完善作品，各有各的好处。我们后来研讨，包括会上听大家的意见，最后觉得还是用原载版做底本，一篇文章首先发在哪儿，以这个作为底本来编《全集》，最好。因为符合汪曾祺作品整体情况，能一以贯之。
会上有谈及的还有，汪先生有些文章是散文还是小说？因为他有些小说是散文化的，你怎么断定它是小说或者散文，这些问题学者们也都各抒己见。
在会上我主要抓几点，一个是底本定了，再一个是用什么来校勘。底本有问题的地方我们怎么改动、根据什么改动，不能觉得它错了你自己随便改。只能是找一些汪先生生前编订的，或者这些年来学界比较认可的，编的比较优良的的版本作为校勘本，也参考手稿。还有一个是题注，能不能做到每篇有题注。题注要指出本篇原载哪个杂志？后来又收到哪部作品集里？原发的时候是不是用笔名发的？之后收到作品集里是不是有改动？这个也是相当不容易的，这些东西需要一篇一篇地去查、比照，才能最终汇成大家现在看到的短短的一行、两行字。
会上大家发言，互相阐释，互相驳诘中，使我对怎么编全集是最好的有了思路。
三、改动一定要有依据
在会上我们还邀请了北大的王风教授，他当时刚刚编了《废名集》，校勘各方面版本做得比较好，报纸上有报道。请他过来讲一讲，实际上是想使在座的，包括汪先生的家人，我们编辑，包括即将帮我们编辑《全集》的各卷主编，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如何编辑，如何重视版本、重视校勘，增强版本意识和编辑规范。无论是编辑，还是汪先生家人，不能擅改，改动一定是有依据的。
当时在会上也少不了讨论师大版的《全集》，自然也会有一些批评，邓九平先生也很坦然，介绍了出版过程。的确，短短一年多的时间推出这么一个《全集》，可以说速度相当快，粗糙的地方也是在所难免的，他表示特别乐见我们出版社编一套好的版本的《全集》，非常诚挚，也很让我们感动。
在开会的过程中还有一些资深的汪迷自己跑来，也有一些记者，大家都挺兴奋的。在座的这些人里，好多都与汪先生很熟，在他家吃过饭。老头儿会做饭，他们都吃过，还送画。大家都挺感念汪先生，“人间送小温”，非常可爱的老头，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编好他的全集。
这个会开得很热烈，上海学者杨新宇总是微笑着，不多言语，他后来给我们提供好多佚文，我们很感动。因为好多学者发现一篇佚文是很辛苦的，发现了佚文一般都是要写成文章再拿出来，因为佚文佚信出来以后就是见光死，自己的学术成果有可能就没了。他没有这种顾虑，发现了就给我们，所以我们很感动。我所在的编辑部不仅要编书，我们主要是编《新文学史料》杂志，我们当时说像杨新宇这样的学者，这么高风亮节，学问也很好，给我们《新文学史料》投稿我们肯定优先用。
四、确定各卷主编人选
会上我也在物色各卷主编的人选。因为编《全集》是学术性很强又非常琐碎的工作，要有学术水平，又要不厌其烦，能够耐得住烦，找到能够胜任又愿意承担的人也不是很容易。当时我们邀请来参会的学者当中，李光荣老师曾经在我们《新文学史料》投稿，他发现了汪曾祺先生的第一篇小说《钓》（1940年写的），他又是研究西南联大的专家，所以请他来编汪先生1940年代作品是非常合适的人选，事实证明他也做得挺好。
我今天还带来当时发稿的底稿，这里有我发稿时候画的，也有李光荣先生画的。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就是我们发稿时候的底本。1940年代的作品，从旧报刊上覆印下来，字很小，有的地方有脱落、模糊，所以这个工作有时一天只能看一篇稿子，看完擡头，感觉满篇的字都糊到脸上。我们编辑很理解李光荣老师付出的辛苦，而且这些稿子有些不清楚，比如我们给他的版本不清楚，或者之前有的版本不清楚，他要去各个图书馆找原始的版本，有的图书馆还不让拍照，他就手抄，所以这个辛苦的编辑过程大家可想而知，又费事又费时。
李建新是一个杂志的编辑，他特别喜欢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是一个粉丝，据说他对汪曾祺先生的作品很熟，对文字抠的非常细，他也非常乐意参加编辑《全集》的工作，所以我们最早定下来二位李老师负责编辑小说。李建新后来还担任了书信卷的编辑。
《汪曾祺书信全编》（即《汪曾祺全集》书信卷）
散文卷、诗歌卷、杂著卷的主编徐强，谈艺卷的主编赵坤，这两位是季红真老师推荐的两位学者，也非常能干，也不拖沓。特别是徐强，承担了多卷的工作，能力很强，他自己也在这些年出版了汪曾祺先生的年谱，这也是很厉害的学术成就。
《汪曾祺散文全编》（即《汪曾祺全集》散文卷、谈艺卷）
戏剧卷由汪先生的小女儿汪朝做主编，因为戏剧有些是他在京剧院的时候集体创作、多人创作，这种情况也蛮复杂的，她比较了解情况，所以就请她来做这部分。
五、确定工作条例：向《鲁迅全集》看齐
人选定了以后，下面就是一些工作条例尽快确定。确定工作条例的时候，当时我跟主编季红真老师在校勘是否出校记这一点有不同的意见。其实我们目的都一样，就是为读者编订一个善本，用汪曾祺先生生前编订的各个版本来校勘原载版本，改正错误，补缺补漏。季红真老师的意见是不改错，在错的地方加注释，把正确的、其他版本里面东西，以注释的方式注出来。我的意见是这个工作在后台做，不要体现在书面上，因为校勘的校记会非常多，尤其1940年代作品，那满篇的校注会非常影响读者的阅读感受，而且在我看来，《全集》是为广大读者提供阅读欣赏的文本，不是为少数学者提供的研究资料。当然季老师的想法是从学术客观完美的角度，但是我们觉得还是为大多数读者考虑，好像王风主编的《废名集》就是出校记注，但是情况不是很一样。所以我们没出校记，后台的工作留在后台，不以注释的形式影响阅读。社里也听了我的这个意见，也同意我的这个想法。后来我跟季红真主编交流、沟通，得到她勉强的理解和同意，她也是让步了，觉得我们这个还是可以的。
我拟了工作条例分发给各卷主编，明确了辑佚、底本、校勘、注释的原则，都写清楚了。如题注的内容和书写的范式，包括原载，哪年的报纸原载，这些都要有统一的规范，要把这个活做细做规矩。还有文体的区分、文章的排列顺序等等，凡是能想到可以规范的，我们都给它先拟定。好多也是比照《鲁迅全集》的做法定的，我参加了2005年《鲁迅全集》修订版工作，在编辑工作会上我当时也表示编辑《汪曾祺全集》向《鲁迅全集》看齐，尽量做到那样一个高度。
六、编得丰富，全面展示汪曾祺
后来小型的编辑工作会议开过两次，参加者有主编季红真，还有各分卷的主编，还有汪朝老师。其中讨论过谈艺卷、戏剧卷，涉及好多具体问题，以及《全集》的一般性问题。当时季红真主编还提出把汪先生谈艺的文章，他的艺术论，从散文中捡出来单独编为谈艺卷，现在《全集》中的谈艺卷也是一个特色，凸显了汪曾祺先生的艺术论。因为汪曾祺先生谈艺的东西不像现在高校论文形式的，他的艺术论都是写得很美的散文，非常有真知灼见，不光是文学论，包括像一个酒瓶的设计，这种他都能写出艺术的观感，我们觉得这个也是挺有特色的。
在季红真主编的坚持下，把书画题跋、日常文书等都收到《全集》里，这样把《全集》编得很丰富，有些题跋、写几句话也挺有意思，这些东西我们也都摘出来编进去，这个工作也是很庞杂的，但能全面展示汪曾祺先生这个人。
像戏剧卷，原来以为很简单，因为它不像小说卷要区分散文、小说，或者从大散文概念里把谈艺卷分出来。戏剧卷自成一体，不牵扯其他卷，又是最熟悉父亲创作的汪朝去编。但是没有想到戏剧卷，因为不断发现新的剧本，从一卷最后扩展成两卷。而且到2018年的时候，失踪已久的1962年油印版的《小翠》剧本竟出现了！于是一番排校、编辑，把当年要出版的计划又推迟了。
开完第一次编辑工作会议之后，我们就向社会发布消息，征集佚文佚信，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我们陆续受到好多人珍藏他的信。汪曾祺先生当时看牙，他的牙从年轻时候看到老年，他在北京看牙的时候认识的牙医王欢提供好多封信，书信量一下多出很多。编全集，主要是“全”。我们后来统计了一下，跟师大版的《全集》相比，我们新收的佚文数量增加很多，小说增加了28篇，其中25篇创作于民国时期。散文卷、谈艺卷，大散文类的新收的文章一百多篇，也是很多。剧作新增7部。诗歌更多，北师大版的收了88首，我们收了250多首。我们不仅把书画题跋收进去，包括一些日常文书，丢了工作证什么的写的信函，还有思想汇报，这些找到都给收进去了，丰富了《全集》的内容。
这些新增的内容，一部分是汪曾祺先生的子女找到的，他们也是很注意收集父亲这些散佚的文章，有线索就去查找。也有在家里翻家底找到一些就马上给我们。还有一些是学者在报刊上、杂志上陆续发现的。还有编辑发稿过程中有一些线索又去追踪查到的一些。几个渠道汇集了相当可观的内容，丰富了汪先生文稿的数量，拓展了人们对汪曾祺先生文学成就的认识，增进对汪先生本人的了解。
后来交稿比较早的是李光荣先生主编小说卷的民国部分，他的工作做得很细致，也是严格遵照我们制订的凡例，编排发稿底本、拟定题注，这部分工作底本校勘，因为都是1940年代民国报刊复印下来的底本，好多是竖排繁体，识别非常困难，很辛苦，做得很不容易。
小说卷后半部分，李建新那部分的稿子，底本倒是清晰，但是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规范的，也有错。李建新工作慎之又慎，不厌其烦，心甘情愿做很多超出凡例之外的工作，比如他要改一个东西，他在旁边像校记似的写一个括号改一下，实际上有些东西是没有必要的，但是他不怕费事，至少给责编提供校勘的依据。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他的工作，经常是满纸红，我发稿的时候都给划掉了，留下我们需要的部分。比如小说《侯银匠》里头有一句说到“老大爱吃硬饭，老二爱吃软饭，公公婆婆爱吃焖饭”。我们编辑看着也是觉得不对，但是历来图书市场上卖的那些汪曾祺先生的小说选，这篇文章都是这样写的。后来找到这篇小说的手稿，李建新用放大镜看（我们在编辑过程中有时候也会用放大镜看），发现手稿写的是“烂面”，繁体字的“烂”，被错认成了“焖”！这就通了。这种一字之易，颇费精力，这种事很多，真是举不胜举。分卷主编要跑不同的图书馆，有时候这个报纸看不清就得上另一个图书馆找清晰的版本，互相参照，才能确定那句是怎么回事，空的那一句话是什么才能给补上。
这个工作非常繁琐，也费时费力，读者们也着急为什么《全集》编这么长时间，其实时间都用在这些工作上了。
七、《全集》的三个亮点
我们《全集》三大亮点，一是有题注，二是收文最多，三是校勘比较精良，讲究底本。
题注的确是《全集》的三大亮点之一，也可以说是汪曾祺作品出版史上的第一次。书市中的汪曾祺先生各种作品集很多，但是能做到每篇有题注的，仅有我们《全集》，这也体现《全集》的学术性。通过这个题注，因为要交代原载什么报刊、收入什么作品集、文本有没有什么改动，都有提示，是略有改动还是有较大改动，这种信息都体现在题注里，还有笔名也体现在里面，所以为学者研究汪曾祺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像书信的题注，还要介绍收信人的一些简单的情况，便于了解汪曾祺写信的这个人跟他是什么关系。诗卷题注，要有一些诗的背景的简略介绍。这些费时费工，需要各分卷主编来把握。
分卷主编陆续交稿，责任编辑开始案头编辑工作。责任编辑做的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对分卷主编工作的一种检查和规范，也是对《全集》文稿的进一步完善。在通读稿件中，编辑要检查底本，比如这个底本是不是原载本。编排的顺序，我们都是按时间编排的，有的时候分卷主编老师也有排错的，都给它捋顺了。还有规范或重写题注。还有增补缺漏，发现一些新的佚文佚信。在编辑过程中我们根据线索，在书信卷交稿之后，又找到50多封信，有的时候也是打好多电话找人，最后才能找到这个收信人，才能把这封信找出来。我记得有一封信的排序，怎么也断定不了到底什么时候写的，我们从信里查线索，那个信是写给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的，我们辗转找到社科院文学所的张伯江老师，他曾做过吕叔湘的秘书，我们通过他搞定了这封信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解决了排序的问题。
像书信卷题注，注收信人也不容易。有的收信人特别有名，像沈从文，都知道怎么注。但有些人不太好查找。有的好查找，比如百度或者百科全书查到了，介绍很多。我们编辑就要给它规范。我们的原则是贴着这封信来注，要有助于读者对这封信的阅读，因为我们这个注释不是百科全书，我们也不是辞海辞典需要提供收信人完整情况，我们只是从汪曾祺和他的关系，为什么给他写这个信的角度来做。所以书信卷的题注，责编和我做了一些工作。
诗歌卷也有这个问题，有一些诗是题画诗，没有题目，分卷主编徐强拟了好多题目，他有古典文学修养，都拟得不错。我在复审的时候，也给它规范，我记得一首是题赠张抗抗画牡丹，他拟的题目不太确定是汪先生在张抗抗画的牡丹图里题的诗，还是他赠张抗抗画、又在画上题的诗？所以要重拟题目，把意思确切地表现出来。
像戏剧卷也是，因为涉及的人多，好多是京剧院集体创作，有时候是根据他人剧本改编的，题注就要把他整个的创作渊源捋清楚，这个剧本是哪几个人写的，这些东西都得捋顺了。汪朝老师对这些事了解得比较清楚，她在这方面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但要把这个题注写成一个规范的模式，我复审时对戏剧卷每个剧的题注都做了规范。
八、《全集》的出版流程
责任编辑在接到分卷主编的稿子之后，这些活又干了一遍，这些也是出版社编辑必须要做的，检查和审查。
我作为《全集》工作的主持人，是小说卷的责编，还有四位同事，分作其他几卷责编，我要全部复审一遍。复审既要检查责编的工作，还要从全局统一的角度协调各卷。分卷的主编，责编，他只是看他这部分东西，汪曾祺先生出去开会，宾馆服务员叫陈月亮还是陈靓月，他在一篇文章写的“陈月亮”，另一封信里写的是“陈靓月”，我在复审的时候突然看到了，赶快让散文责编查到底是陈月亮还是陈靓月，这个单方面看不影响文章阅读，但是整个来看你得统一。像这样的一些琐事，都是琐事，也没有多大学问，但是这些东西必须得规范。
所以，我们打造一部《汪曾祺全集》要经过各卷主编和编辑两道工序，我们出版社注重图书质量，三审三校，责编发稿之后的排校、设计、美编、出版印制、质检，各个工序都尽职尽责。
1940年代那部分底稿实在难辨认，有的是竖排，有的是横排，的确很费劲，排校过程中也会产生新的错误，我们当时排校也是决定多加校次，保证质量，尽量降低错误。像美编设计，美编室的主任刘静，也是出了好几个方案，我也去征询分卷主编，还有汪先生家人，大家都看看怎么样。美编设计，谁都能提意见，因为都有喜欢的或者不喜欢的，所以封面设计也是几易其稿。一开始还放汪先生的画在书角上压着，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还没等说呢，有人传出去说这就是人文社全集的封面，其实那时候还没有定。总之我们出版社各个工序都是挺严格的，包括像印制，汪先生特别雅，他的书一定要印好，从纸张，包括装订，都得注意，还有赠送的帆布袋、外包装的箱子做得挺好。
其他像授权问题，合著多位作者，我们编辑去找家属，有的家属年龄很大，有的还住养老院，也没有手机，还有的涉及剧院，我们都必须得得到授权才能出版。找来找去也很耗时。所幸大家都很支持。
最后进入市场，发行部、宣传策划部也都很努力。包括今天让我来做这一个小时直播。出版社大家努力，把这个书能编的较为满意，投放市场以来专家学者和广大汪迷、读者们比较认可。
编辑出版《全集》是艰巨而又琐碎的编辑工作，同时也是艰深的学术工作，条件和能力所限，我们花这么长时间倾力打造的《全集》也肯定有种种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我欣慰的是，我们的错是秩序中的错，或者说有规矩的错，起码我们把作品的条理，这个大的框架搞成了，这一点我们还是比较欣慰的。
也非常感谢广大读者一直关注我们，经常问怎么还没出来，这既是压力也是动力，让我们不懈怠。
读汪先生作品，感觉他是暖男，非常温暖的一位作家，有才气，懂得生活的艺术，雅俗共赏，跟底层人浑融在一起。有才华的人一般比较高冷，汪先生是非常暖的人，所以汪迷这么多。在今天汪曾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我们对这个《全集》所有的努力和努力不到之处，我们自己知道，天上的汪先生也知道。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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