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
汪曾祺是20世纪中国重要作家，在从1940年到1997年的近一甲子的创作生涯中，写下各体作品数百万字。2019年出版的《汪曾祺全集》，是他的文学遗产面貌的全面反映。汪曾祺生性散漫而富捷才，写作中常率意而为、即兴以作。他有一些系列作品的写作计划完成了，但还有若干计划则因种种缘故没有实现。这其中，有的是一时兴起、并无坚定意志和周密准备，如《烧花集》《茱萸小集》以及偶见提及、内容不定的“高邮题材的长篇小说”；有些则是深思熟虑经年并作过周详准备。长篇小说《汉武帝》的写作计划属于后者。《汪曾祺全集》中独缺长篇小说一格，它的搁浅难免令人格外惋惜。
汪曾祺对汉代文化的兴趣，早年就已种下。他自幼听到的传说中的严子陵等汉代人物故事给他留有深刻印象。十一岁从乡贤张仲陶先生读《项羽本纪》，后来终生保持对《史记》的兴趣，受其影响很深，每谈文笔技巧之高，往往引为范例；进而及于熟读《汉书》《后汉书》等基本史籍。又自小读《十五从军征》，深感“惨切沉痛，触目惊心”，从此对汉代乐府民歌产生感情，不仅熟读成诵，还对一些篇章做过精深研究。大学时期，他对杨振声讲授的《汉魏六朝诗选》尤有兴致。其他汉代漆器、画像石、隶书、汉印等有关文物，也在他的兴趣范围之内。这些为他后来锁定汉武帝为创作题材，打下了基础。
汉代题材正式入于汪曾祺笔下，是1962年的京剧《王昭君》。该剧立足于当时政策，在肯定和亲之积极作用的基础上，正面展开自昭君获选入宫到嫁入匈奴成亲的一段故事，塑造昭君形象中的牺牲精神。剧本显示了汪曾祺对相关史事的熟稔，创作过程，自然大大加深了他对汉代历史文化的认知。
十几年后，汪曾祺动念写汉武帝，恰恰也和王昭君有关。1978年11月，曹禺的历史剧《王昭君》发表，受审查还未结束的汪曾祺激赏之余，将它改编成同名昆曲剧本，并与梁清濂合作改编为同名京剧。据梁清濂回忆，正是在此前后，汪曾祺起意为汉武帝写一个长篇小说，开始收集关于汉武帝的材料，做成卡片。作于1979年的文艺论文《读民歌札记》，评述了《枯鱼过河泣》《雉子班》《乌生》《蜨蝶行》等汉代乐府民歌，是这期间资料准备的一部分。该文得力于张家口时期的读书积累，他后来说：“我在《民间文学》发表的《读民歌札记》，大部分即是在沙岭子做过笔记的。我曾在几本乐府选集的天地头和行间，用圆珠笔密密麻麻地作了批注。”
与此同时，汪曾祺还萌生过写历史剧《司马迁》的想法。他在1979年6月26日致朱德熙的信中透露近期计划：
我想用布莱希特的方法写几个历史剧，既写一个历史人物的伟大，也写出他不过就是那样一个人而已。初步拟定的两个戏就是《司马迁》和《荆轲》。
结合下文有关叙述可知，司马迁当为《汉武帝》中一个浓墨重彩的人物，《司马迁》实为《汉武帝》中的一个核心结节。这两个写作计划，无疑属于同一构思框架、依赖同一资料准备体系。
1979年境遇好转的汪曾祺重新开始发表作品，此后两年中，由于《受戒》的成功，应付各方面约稿，迎来一个短篇作品的喷涌期，此前的计划被暂时冲淡，较少再提。但从偶尔谈论到的有关史实看，汉武帝这个人物是作为时时揣摩的对象存在于他的脑海中的。例如《从戏剧文学的角度看京剧的危机》（1980年）中说：
是否中国人的性格、或者说中国古人的性格本来就简单呢？也不是。比如汉武帝这个人的性格就相当复杂。他把自己的太子逼得造了反，太子死后，他又后悔，盖了一座宫叫“思子宫”，一个人坐在里面想儿子。
时隔两年后，该计划再次被明确提上日程。1981年6月7日，他在给朱德熙的信中，透露将有承德之行，准备在彼地“写一个中篇历史小说《汉武帝》的初稿”，行期就在几天之后，汪曾祺显得很有把握，虽然这次稍为保守地拟为“中篇”，但情况仿佛是努一把劲就能呼之欲出似的。这是汪曾祺离汉武帝计划的“实行”最近的一次，却终于没有实现——在承德小住期间，汪曾祺写的是系列小说《故里杂记》（包括《李三》《榆树》《鱼》三题）。是因为这几个题目成竹在胸吗？似乎不是，因为他曾对稍后到达的林斤澜说过，写这几篇小说过程中“曾几次撕掉稿子”，看来写得并不顺利。那只能说明《汉武帝》酝酿尚不成熟。
不过，这个创作冲动却萦回不去。1981年秋返回阔别40年的故乡高邮小住，还曾对常来闲聊的高邮文学青年金实秋提起创作长篇小说汉武帝的计划。
1982年8月，汪曾祺与邓友梅等一起作新疆之行。所过之处皆为汉唐西域故地，随时激发起与构思中的小说有关的联想，后来发表的游记《天山行色》中时有这样的话语：
站在尼勒克街上，好像一步可登乌孙山。乌孙故国在伊犁河上游特克斯流域，尼勒克或当是其辖境。细君公主、解忧公主远嫁乌孙，不知有没有到过这里。汉代女外交家冯嫽夫人是个活跃人物，她的锦车可能是从这里走过的。
这透示出汪曾祺的沉浸程度。一定意义上，他似乎是把此行当成了《汉武帝》写作的踏勘体验之旅。
在1983年9月8日致陆建华一封信中较详细地谈到这个计划的新“动向”：
明年，将试试写一历史题材的长篇《汉武帝》。这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的。他们来要我写长篇，我因写戏故，曾翻阅过有关汉武帝的材料，觉得这是一个性格复杂而充满矛盾的人物，我对他很感兴趣，就随便说了一句：“现实题材的长篇我没有，要写除非写汉武帝。”不想他们当了真，累来催促。这个所谓“长篇”的希望是很缥缈的。几位师友都劝我别写，说很难写。但我要姑且试之。不成，就算了。这样，明年我大概还不能走动，将钻进故纸堆里。
几天后的9月16日在致高邮亲人汪丽纹、金家渝、汪海珊信中谈到这一消息时用同样口气说到这个“随便”的想法：“我随便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说了说，不想他们认了真，已列入1985年的发稿计划。”10月20日复信宋志强略谈写作近况，告以“明年也许要试试写一个历史题材的长篇《汉武帝》。我还在剧院工作，小说写成后，可改为戏，一举两得也。”1984年2月2日为朱德熙作荷花图，附言中云“今年不拟多外出，啃一块硬骨头，写出小说《汉武帝》。”
约在此时期的一次讲习班授课提纲《架上鸭言》中，汪曾祺数次提到当时在文坛引起讨论的变态心理学、潜意识等话题，专节展开心理描写问题，指出中国戏曲的心理描写的特点是：“一、人物的纷乱的思绪经过作者整理，变得很有条理，很有层次。意识流？二、把人物的心理活动挖掘得很深。”他以自己的《范进中举》为例剖析了潜意识的表现方式，又提出：“在变态心理学面前没有英雄、伟人、忠臣、孝子，有的只是真实的人。我很想用变态心理学的方法去研究一下汉武帝。”
从创作行年看，1984年比起此前几年来说，是汪曾祺小说写作的荒歉之秋——全年仅作《拟故事》（二题）和《日规》两篇，都算“小制作”，此外是以昆明题材为主的散文和几篇文艺杂论。原因之一可能在于把较大精力用于《汉武帝》的构思和深入准备中，像他所说“钻进故纸堆里”。他在7月6日致杨汝的信中说：“我写长篇，本来是一句玩笑话，不料被人信以为真。好在写不出也不会杀头，好事者爱传就让他们传去吧。”这显然是保守之辞，实际上他陷入了《汉武帝》准备史上最沉浸的一段当中。他还专门给泌尿医学专家吴阶平写信，列出六个问题请教“宫刑”的详细情形。9月，接到了吴阶平的回信，回答了部分问题。这样的准备不可谓不精心。许是所谓“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之故，实际中遇到的麻烦也是空前的。在8月16日致陆建华的信中，他再次详谈到：
《汉武帝》尚未着手。很难。《汉书》、《史记》许多词句，看看也就过去了，认起真来，却看不懂。比如汉武帝的佞臣韩嫣、李延年，“与上同卧起”，我就不能断定他们是不是和武帝搞同性恋，而这一点在小说里又非写不可。诸如此类，十分麻烦。今年内一定要先搞出有关司马迁的部分，题曰《宫刑》（这“宫刑”就很麻烦，成年人的生殖器是怎样割掉的，我就弄不清楚）。中国作协明年要创办一个大型刊物，名曰《中国作家》，指望我能给一篇小说，我想即以此塞责。历史小说很难作心理描写，而我所以对汉武帝有兴趣，正因为这个人的心理很复杂。我想在历史小说里写出“人”来，这，难！
此前代表筹备中的《中国作家》来约稿的石湾，证实了上述部分说法。他转述汪曾祺的许诺：“花力气给你写一部有分量的东西，——历史小说《司马迁》!”口气中信心比较充足。10月，汪曾祺参加作家代表团访香港，其间曾接受香港《文汇报》记者袁群英的专访，谈到《汉武帝》部分，访问记中说：
目前，汪曾祺正构思一部历史小说，描写具有复杂性格的汉武帝，企图以西方手法，写出中国味道。可惜他遇到了不少技术困难，且看“也很土，也很洋”的他如何融会中西了！
1986年7月，汪曾祺接受了《北京晚报》采访，介绍了创作近况。在记者问及有无长篇创作计划时，“悄悄透露”了酝酿已久的《汉武帝》计划，说：“此人性格复杂。一生功过纷繁，把历史人物写得简单化万万要不得；另外汉代语言习惯、典章制度、起居跪拜均需细细考察，因此动笔还无定期。”
《浅处见才·时代色彩和地方色彩》（1987年）中说过：
但是写一个时代的戏曲，能够多读一点当时的作品，在这些作品里“薰”一“薰”，从中吸取一点语言，哪怕是点缀点缀，也可以使一出戏多少有点时代的色彩，有点历史感。有人写汉代题材，案头堆满乐府诗集，早晚阅读，我以为这精神是可取的。我希望有人能重写京剧《孔雀东南飞》，大量地用五字句，而且剧中反复出现“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假托“有人”来称说自己的事情，是汪曾祺经常有的行为，此处的“有人”，也是如此。“案头堆满乐府诗集，早晚阅读”，或反映此期汪曾祺的一种工作状态。而所谓“希望有人能重写京剧”，反映汪曾祺至少动过改写念头、作过粗浅设想。
此后三四年的写作以散文为主，《汉武帝》再次进入搁浅期。1987年赴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写作计划三个月，对久已酝酿的《汉武帝》来说本是一个十分合适的写作时机，但汪曾祺却投身于《聊斋新义》系列的改写。《汉武帝》自此开始明显地少见提及。
七十以后的汪曾祺，每年诞日前后常有感怀之作。他正面提到《汉武帝》，差不多也都仅在这一场合了。1990年2月，满七十岁的汪曾祺表示：“我不愿当什么‘离休干部’，活着，就还得做一点事。我希望再出一本散文集，一本短篇小说集，把《聊斋新义》写完，如有可能，把酝酿已久的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写出来。这样，就差不多了。”话语中已现松动语气。复隔两年，仍是生日之期所作《猴年说命》（1992年2月）中说：
有人劝我一定要留下一个长篇，说一个作家不写长篇总不能算个真正的作家。我也曾经想过写一个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汉武帝》，但是困难很多。汉朝人的生活，饮食、居处、礼节跪拜……我都不清楚。举一个例，汉武帝和邓通究竟是什么关系?《史记》云邓通“其衣后穿”究竟是什么意思?我问过文史专家，他们只是笑笑，说：“大概是同性恋。”我也觉得大概是同性恋，但是“其衣后穿”未免太过分了。这些，我都没有把握，但又不愿瞎编，因此长篇的计划很可能泡汤。
1993年的生日之作《祈难老》是应付老友范泉为《文化老人谈人生》征稿之作， 文中说：
要难老，更重要的是要工作。……作为一个作家，要不停地写。笔这个东西，放不得。一放下，就再也拿不起来了。写长篇小说，我现在怕是力不从心了。曾有写一个历史题材的长篇的打算，看来只好放弃。我不能进行长时期的持续的思索，尤其不能长时期的投入、激动。短篇小说近年也写得少，去年一年只写了三篇。写得比较多的是散文。散文题材广泛，写起来也比较省力，近二年报刊约稿要散文的也多，去年竟编了三本散文集，是我没有料到的。
倒是在此时期的一些散文中，汪曾祺还念念不忘汉武帝其人，经常借题发挥地剖析一下汉武帝的变态心理，给我们认识汪曾祺如何看待这个设想中的长篇小说主人公，提供了一鳞半爪的痕迹。比较显要的如《泰山片石》（1991年）和《京剧杞言》（1992年）：
我对一切伟大的人物也只能以常人视之。泰山的出名，一半由于封禅。封禅史上最突出的两个人物是秦皇汉武。唐玄宗作《纪泰山铭》，文词华缛而空洞无物。宋真宗更是个沐猴而冠的小丑。对于秦始皇，我对他统一中国的丰功，不大感兴趣。他是不是“千古一帝”，与我无关。我只从人的角度来看他，对他的“蜂目豺声”印象很深。我认为汉武帝是个极不正常的人，是个妄想型精神病患者，一个变态心理的难得的标本。这两位大人物的封禅，可以说是他们的人格的夸大。看起来这两位伟大人物的封禅的实际效果都不怎么样。秦始皇上山，上了一半，遇到暴风雨，吓得退下来了。按照秦始皇的性格，暴风雨算什么呢？他横下心来，是可以不顾一切地上到山顶的。然而他害怕了，退下来了。于此可以看出，伟大人物也有虚弱的一面。汉武帝要封禅，召集群臣讨论封禅的制度。因无旧典可循，大家七嘴八舌瞎说一气。汉武帝恼了，自己规定了照祭东皇太乙的仪式，上山了。却谁也不让同去，只带了霍去病的儿子一个人。霍去病的儿子不久即得暴病而死。他的死因很可疑。于是汉武帝究竟在山顶上鼓捣了什么名堂，谁也不知道。封禅是大典，为什么要这样保密？看来汉武帝心里也有鬼，很怕他的那一套名堂并不灵验，为人所讥。（《泰山片石》）
汉武帝就是一个非常复杂，充满戏剧性的心理矛盾的人物。他的宰相和皇后没有一个是善终的。他宠任江充，相信巫蛊，逼得太子造了反。他最后宠爱钩弋夫人，立她的儿子为太子，但却把钩弋夫人杀了，“立其子而杀其母”。他到底为什么要把司马迁的生殖器割掉？这都是很可捉摸的变态心理。（《京剧杞言》）
众所周知，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是从“意识流”开始的，捕捉人物灵魂运动本是他的看家本领，但就基本面来说，汪曾祺创作盛期的小说更喜欢心理的侧面点染和局部展现，倒是从《范进中举》《王昭君》等戏剧作品中，我们才能窥见一些正面揭示人物隐秘世界（包括变态心理）的擅场。就上面关于《汉武帝》的心理辨析看，“变态”心理似乎是汪曾祺要在长篇小说中着力表现的核心。仅就这一点，就和其短篇小说大异其趣，也就足以让我们充满潜在的好奇——汪曾祺怎样换一种方式去实现他的“贴着人物写”的小说圭臬？他会给长篇小说文体带来怎样的冲击？
1996年5月10日，高邮金实秋趁到宅访问汪曾祺，再次询以“是否还想写汉武帝”，他说：“写不成了……一次我把烟搁在笔记本上，笔记本是塑料皮的，烧起来了，提纲在那个笔记本上。”
这是目前仅见的汪曾祺提及《汉武帝》已有“提纲”的说法。整整一年之后，汪曾祺逝世。一个间接积累大半生、直接酝酿了十五年之久的长篇小说创作计划，就此永久消歇。
《汉武帝》终未面世，原因可以从诸如作者性格、环境际遇、精力体力等各方面探求。不过汪曾祺早于1987年在《汪曾祺自选集》自序中的一段话，或许提供了另一种预先的解释：“我只写短篇小说，因为我只会写短篇小说。或者说，我只熟悉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思维方式。我没有写过长篇，因为我不知道长篇小说为何物。”《汉武帝》未能写出，对“随遇而安”的汪曾祺看来固然不是什么致命挫折，事实上也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他凭短篇小说和散文赢得的文学地位，但要说他毫不介怀，那也不是事实——些微的抱憾口气，从上引材料中还是可以听出的。
钱锺书在《〈围城〉重印前记》中谈到自己终未完成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百合心》，戏谑道：“开得出菜单并不等于摆得成酒席……剩下来的只是一个顽固的信念：假如《百合心》写得成，它会比《围城》好一点。事情没有做成的人老有这类根据不充分的信念；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象它酸，也很可能想象它是分外地甜。”钱锺书在这里说的是作者心理，但从读者角度，又何尝不是如此？那部胎死腹中的《汉武帝》给我们留下的，除了无法弥补的缺憾，还有难禁的悬揣和深沉的文学史迷思：它的缺位，究竟让我们错过了什么？……
注释：
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引梁清濂的叙述。
1983年6月25日致杨香保信。
据程绍国《文坛双璧》引述。文收《林斤澜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见金实秋《琐忆汪老》，收《自怡留痕集》，南京出版社2003年版。
《架上鸭言》收入《全集》第10卷，未编年。笔者暂断其为1984年5月前后中国戏剧家协会北京分会举办的戏曲表演艺术讲习班的讲授提纲。限于篇幅，理由不展开。
石湾《送别汪夫子》，载《十月》1997年第5期，又收《昨夜群星灿烂——石湾编辑漫记》，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
袁群英《汪曾祺的土与洋》，香港《文汇报》1985年10月17日。
萧燕立《“三栖”作家汪曾祺》，载《北京晚报》1986年7月20日。
《七十书怀》，收《汪曾祺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后文引汪作品均见全集，不一一注。
据金实秋《琐忆汪老》，收《自怡留痕集》，南京出版社2003年版。
（选自《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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