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莎·克里斯蒂
今年是“侦探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诞辰130周年。她一生中创作了68部长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还有17个剧本。这些作品以不同的语言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总销售量超过20亿本。对于亲切地将她称为“阿婆”的侦探小说迷而言，这些令人惊叹的数字似乎无关紧要，她的作品带给读者的神奇阅读感受才是人们深爱这位小说家的主要原因。阿加莎的小说像是一场充满了种种幻象的叙事魔术，而小说末尾对于魔术的揭秘，使读者非但不会觉得不过尔尔，反而会越发惊叹于魔术本身的精妙设置与完美演绎。
在阿加莎所塑造的诸多人物中，赫尔克里·波洛无疑最为众人熟知。凭借在《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等一系列探案故事中的精彩表现，波洛与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一样，成为“侦探”的代名词。而在阿加莎的小说里，足以与波洛并列，并同样成为不朽经典的还有马普尔小姐。从某个角度说，马普尔小姐或许更能代表作为女性侦探小说家的阿加莎的创作特质。
马普尔小姐来自乡村田园，她头发雪白，粉红的脸上布满皱纹，一对蓝色的眸子里充满柔和且天真的光彩。从外表看来，马普尔小姐与我们想象中的侦探形象相去甚远，同时，她所使用的侦探手法也别具一格到匪夷所思的地步：只是“闲谈”而已。可恰恰就在马普尔小姐与诸多人物的闲聊中，被笼罩于迷雾之中且看似毫无头绪可寻的案情却获得了被抽丝剥茧、条分缕析的契机，并最终真相大白。
小说《罗杰疑案》中，波洛概括了这样一段话：“女人，是不可思议的!她们毫无根据地随意推测——推测的结果往往是正确的，这确实是一种奇迹。”乍看之下，马普尔小姐破案依靠的是“推测”和“奇迹”，但这些都只是假象，侦探对于细节的分辨、发现、汲取以及组合才是其背后的实质——所有这一切，都是马普尔小姐通过闲谈去实现的。在由回忆、复述、唠叨、埋怨、呓语等组成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闲谈迷宫中，马普尔小姐凭借对细节的观察和把握能力，将这些散漫琐碎的线索织造为足以解开悬案之谜的钥匙。
虽然波洛没有马普尔小姐这般热衷于闲聊，但与相关人士的谈话同样也是他勘察案情的重要方式。在表面平平无奇但实则充满智慧的各种对谈中，波洛得以清晰判断可能发生、应该发生以及实际发生的事情，当然也包括所有这些事情背后的原因。而贯穿于马普尔小姐和波洛侦探生涯的这种闲谈，也成为最具阿加莎风格的写作标志。
除了英伦乡村气息浓郁的日常闲谈，封闭性也是阿加莎侦探小说的重要特质：几乎所有的案件都发生在相对隔绝或绝对密闭的空间内。因此，尽管在某一部小说里，牵涉的人物并不算多，少则数人，多则十数人，但几乎每一个人物都会被卷到案情中。《无人生还》无疑是运用这一封闭性特质的极致和典范：在孤悬海上的印第安岛，除了接连被谋杀的10个客人之外，别无他人。这10个客人的身上融合了侦探小说中最为基本的三种身份，他们既是被害人，又是嫌疑人，同时还是试图探寻幕后真相的探案者。最后一个客人死亡之后，读者试图破解迷案的努力陷入绝境。如果不是小说结尾处作案者留下的一封书信，在所有的被害人、嫌疑人以及探案者都同归于尽的状况下，这一案件便会成为纯粹的悬案。
这种封闭性的特质也产生了奇妙的阅读效果。由于每一个人物都被卷入案情中，所有与这些人物相关的各种琐碎细节彼此纵横交错，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复杂结构，整个案件由此变得更为扑朔迷离。与此同时，在阅读过程中，从不同人物的视角进行审视，所有的细节都能重组成一个新的图景，这些图景总能让读者觉得豁然开朗，却又每每误导读者对于案情的判断，让他们陷入理解案情的绝境。当然，唯一能够揭示所有真相的那幅图景必然存在，但它只有通过波洛或是马普尔小姐对于若干细节的勾勒才会最终呈现。
阿加莎会将所有与破案有关的细节都提供给读者，但这些细节会淹没于数量更为庞大的其他各种细节中。换言之，读者需要从满树林的树叶中去寻找最关键的那几片树叶，同时要当心不被阿加莎设下的障眼法所迷惑。在《罗杰疑案》中，阿加莎使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叙述者“我”甚至被波洛比作他的黑斯廷斯——波洛的挚友和助手。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会怀疑牵涉到案情中的每一个人，但唯独不会对“我”心生疑窦。也就是说，无论是第一人称叙述，还是黑斯廷斯，都成了作者设下的障眼法。而这也成为当波洛说出“我”便是凶手时，所有读者都为之骇然并转而叹服的关键。
就技术手段而言，在其他侦探小说中我们会见到各种毒药，对于阿加莎来说，也有将毒药的使用写进故事的额外便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青年时代的阿加莎加入医院志愿队，经过努力后成为拥有合法资质的药剂师，因此熟知诸多毒药的名目和毒性，而她也确实将这些毒药都巧妙地写进自己的小说中。可这些形色各异的毒药并不是阿加莎小说的重心所在，她更为注重的是挖掘和提炼人性深处的毒素，潜藏在每一个犯罪者心中的“毒药”，才是催生一桩桩谋杀案的始作俑者。因此，无论是波洛或是马普尔小姐，他们更重要的身份不是侦探，而是能看透人的本性的心理大师，并且总是对于人性的缺陷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敏锐的感知。
耐人寻味的是，相对于通过这些案件所揭示出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幽暗人性和冷酷现实，阿加莎小说中所展现出的幽默和温情更令人难忘。这也突出地表现在波洛和马普尔小姐这两个主角身上。拥有蛋形脑袋并且行为偏执的波洛滑稽诙谐，马普尔小姐则慈祥可爱，极大缓和了这些案件所营造的压抑和阴冷氛围。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于其他人物之间的微妙情感有着绝佳的感知与捕捉能力，在他们对于事实真相追根究底的同时，也在珍视并竭力呵护这些真挚的情感。
事实上，阿加莎曾遭受过严重的情感背叛：1926年，母亲因病去世，阿加莎悲痛欲绝，同年，丈夫阿奇博尔德移情别恋。经受了双重打击的阿加莎从家中出走，并神秘地消失了12天。由于阿加莎对这段经历绝口不提，没有人知道她在这12天中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看到的是，阿加莎并没有就此沉沦，相反，正是在这段人生的最低谷中，她塑造出了充满温情的马普尔小姐。
1950年，60岁的阿加莎开始撰写自传，在序言中这样写道：“我喜欢活着。我有时候也会失望得发狂，感到剧烈的痛苦、受尽了忧愁的折磨；但是经历过这一切之后，我仍然十分肯定：光是活着就是一件最美妙的事。”阿加莎建构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谋杀案，而无论谋杀者的设计如何巧妙绝伦，他们都会完败于波洛和马普尔小姐。从根本上说，这些谋杀者的失败不是由于智力的稍逊一筹，而是缺乏对于活着的珍视和尊重，而这种珍视和尊重，或许才真正是阿加莎创作这些侦探小说并赢得不朽声名的奥义。
制图、人物素描：蔡华伟
《 人民日报 》( 2020年12月13日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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