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汤达
想象力的疗愈
一个唐璜式的作家自杀了。他在大学教写作课，结过三次婚，有过无数次婚外情，不断跟自己的女学生发生关系，喜欢在城市里漫游闲逛。面对日益衰老的躯体，面对网络时代严肃文学的失落，他失去了激情和信念，选择了结束生命。在他的身后，留下两个哀悼者：他从路边捡来的名叫阿波罗的大丹犬，以及他的异性好友、同事兼情人——“我”。
《我的朋友阿波罗》，作者：（美）西格丽德·努涅斯，译者：姚君伟，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11月
“我”迫不得已，冒着被赶出公寓的风险，领养了阿波罗，因为谁都不想要它。它太大了，一百八十磅的体重，寿命所剩无几，患有关节炎，在作家死后得了忧郁症，固执地守在门口，等待死者回归。当它隐隐意识到再也见不到它的主人时，它陷入一种难以言传的忧伤之中。
两个孤独的哀悼者生活在一起。“我”自始至终都在和死者对话，无法走出深沉的悲痛，整本书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娓娓道来：
这就是你尚在人世时和我谈论的最后一件事。
你的讣告上有两处错误。
在你的追思会上，我无意中听到了一些事……
这怎么公平啊，怎么可能所有这些人、这些凡夫俗子，一个个都活着，而你——
在这漫长的、疗愈般的倾诉中，“我”提到了无数苦难女性的故事，提到了死者的三任妻子，提到了两人的往事，提到了彼此都很喜欢的作家作品，提到了写作的困境、文学的尴尬，以及对大学写作课的种种感想，也透露出“我”跟阿波罗的相处过程，两个生命如何建立起相依为命的情感：
起初，我有时发现他盯着我看，但当我回头看时，他却转过身去。现在，他经常把脑袋搁在我的膝盖上，目光投向我，一副要开口说话的表情。
一天晚上，我醒来发现阿波罗在床边，他咬着我睡着时弄掉的毯子往回拉，显然是想给我盖上。
阿波罗有一个最喜欢的玩具，一根用硬橡胶制成的大红色的玩具绳。我喜欢我们玩拔河游戏时，他发出的那种可笑的怪兽狗的声音。但对他而言，最大的乐趣似乎是让我赢。
然而，阿波罗注定时日无多。“我”没有来得及从一个朋友的死亡阴影中走出来，就要准备迎接另一位朋友的死去。面对这一切，“我”选择的办法，还是写作。是虚构。
最终，读者难以从“我”的讲述中分辨哪些是真实，哪些是想象。其实，两者的区别很少，在这样一个故事里，想象只不过是经过转化了的真实。“我本人更倾向于同意多丽丝·莱辛的观点，她认为，在获取真相这件事上，还是想象力更起作用。”
不合时宜的文学孤独症
原文书名my friend，这里所谓的“朋友”，既是指那条叫阿波罗的狗，也是指“我”在全书中一直与之倾诉的“你”。翻译成《我的朋友阿波罗》，等于遮蔽了那位更重要的主角。译者和出版人大概有理由相信，对时下的读者而言，一只大型宠物狗的故事，比一个自杀作家的故事更有噱头。
大丹犬，是中古时代贵族喜好驯养的大型犬类，因为体型高大威猛，也被称为“太阳神阿波罗的狗”
就是这样一本小说，获得了2018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作为普通读者，我感到有些惊讶。是的，这本书无意间涉及很多时下的热点问题，关于性别、种族和文化冲突等等。然而，任何一本诚实的当代小说都难以回避这些话题，这不能算这部小说优秀的原因。我真正惊讶的是，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本关于写作和疗愈的书，一本文学理想主义者不合时宜的梦呓之书，如此小众，如此抗拒流行文化，结果却能获得如此广泛的认同和荣誉。
我们对此应该感到欣慰还是困惑？作者努涅斯本人大概也会这样问自己。书中谈到文学的失落时，这样写道：“无论是谁说的，你都会同意这一观点：一本真正的好书不会拥有超过三千名读者。”
整部小说都是孤独的呓语，是与死者的谈心，以一个朋友、导师和恋人的死亡开始，以一只温暖人心的狗的死亡结束。
这样的设置，等于在考验作者真诚的极限。只要有一点点油滑，一点点夸张的戏剧性，就会毁了这部作品。你必须始终沉浸在那份悲痛之中。你不能手舞足蹈地讲故事，不能有头有尾地渲染情节，不能冷静客观地置身事外。你甚至不能暴露一丁点的言不由衷。这本小说并没有追求什么实验性，它之所以特别，之所以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只是因为它必须尊重这份真诚和情感。
努涅斯做到了这一点，凭借她对自我安慰和多愁善感的警惕，她写出了一种真实的、动人的感触。
同为写作教学者的自我质疑
作为读者，我和努涅斯本人一样，跟书中那位叙事者，以及那位死去的作家都有着相同的职业，都在大学里教写作课。更巧合的是，我和他们拥有共同的文学偶像J.M.库切，一个冷峻的怀疑主义者。
西格丽德·努涅斯（Sigrid Nunez）
可想而知，我对这部小说有着超出一般读者的强烈共鸣。我深知书中展现的那种无奈：曾经指引我们走上文学和写作之路的奉献精神和虔诚心态，如今成了落后于时代的标签。我们开出的书单，总是受到年轻人的鄙夷。那些所谓的文科尖子生根本不懂文字的好坏，而且毫不在意标点符号的位置。学生们找各种借口逃避阅读作业。大学校园已经离文学那么远，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如何安置自己的理想，安置我们心中的神明。
书中发出了太多我想发的牢骚：
如今每个人都写作，就如同每个人都排便一样；一听到天赋这个词，很多人就想伸手去拿枪。
加里森·基勒是对的，你说，当人人都是作家的时候，就没人是作家了。
你不再相信小说的意义——而今，一部小说不管写得多么精彩，不管其思想多么丰富，都不会对社会产生任何积极影响。
我在教书时注意到，每一年我的学生对作家的评价似乎都要降低一点点。但是，当那些想成为作家的人以消极的眼光看待作家的时候，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你能想象一个学舞蹈的学生对纽约市芭蕾舞团有这种感觉吗？或者年轻运动员鄙视奥运冠军呢？
牢骚归牢骚，“我”虽然对文学的处境不抱希望，同时却又怀着期待去参与各种写作项目，为治疗中心那些受过创伤的女性上写作课，期望写作能够帮助她们排遣噩梦。这本身证明了对写作怀有的信念。
西格丽德•努涅斯与校友Stephen Kuusisto
然而，写作这个行为，也许从根本上讲，注定无法自然地融入公共语境之中。不是时代和社会的问题，而是写作本身的问题。如果它是真诚的，就必然带有一种私密性，一种侵略性，一种不道德的意味。书中写道：
无论哪次我去参加读书活动，我都忍不住为作者感到尴尬。我会问自己，我希望台上的那个人是我吗？真实的回答是，绝对不希望。而且不仅仅是我。你可以感觉到其他的听众，也是同样的不自在。
写作本身已经足够矛盾和尴尬了，更何况是教写作呢？努涅斯提到，学生们经常提出质疑，认为里尔克这样的作家声称写作需要牧师般的奉献，试图将写作当成一种宗教，这种观点是荒谬的。他们指责那些经典作品是意识形态的结晶，他们感觉不到那些作品是在对他们说话。他们认为，属于经典作家们的世界已经消失了。
我知道她说的都是真的。因为我每天都在体验这一切。是啊，文学正在消亡，我们这些教写作的人，不正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一样吗，带着滑稽的优越感，以懂得茴字的四样写法而得意，实际上却已被时代辗轧而过，远远甩在身后。
然而，从根本上讲，我们还有一条底线。那就是我们起码相信写作之于我们个人的意义。这是最后的堡垒。也许是出于对这座堡垒的捍卫，努涅斯在整本小说中一项一项地忠实践行她在写作课上的建议，像现身说法，告诉每一个读者，写作是如何打开一个人的内心，并给予疗治：与其写你知道的东西，不如写你看到的东西；表达一些长久以来内心深处的感触；写私密的日记；写一写现在或过去对你很重要的任何东西；把你无法面对的真实诉诸想象力；打败空白页……
努涅斯也确实以这样的方式证明了，如此简单的写作要求，足以胜任生活中最隐秘和沉痛的表达。
这本书会使我想起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都是关于写作和写作者的书，都在用创作本身来教读者创作。两本书的诞生，相隔不过七十年，调子差别是多么巨大啊。帕乌斯托夫斯基曾经相信，要是文学沉寂了，即使只沉寂一分钟，其后果的严重不下于人民的死亡。他把契诃夫的教导当做真理：写作的人必须力求真实，相信理智的力量，相信人心解救世界的力量，并且热爱大地。
《金蔷薇》，作者；（俄）帕乌斯托夫斯基，译者：戴骢，版本：果麦文化 |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版。此书有两个书名，195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由李时翻译版本，书名为《金蔷薇：关于作家劳动的札记》，1987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了由戴骢翻译的第二个版本，书名为《金玫瑰》，收入“外国散文丛书”第一辑。这个版本也是目前最通行的译本。2008年，上海译文再版戴骢译本时，将书名改为《金蔷薇》，沿用至今。
现在呢，就算我们仍然无法放下写作，却没有人说得清楚是为了什么。写作者不再相信任何崇高的理由，老老实实接受了全部的卑微，就像书中那位自杀的作家曾经说过的：
当我非常厌烦了我在写的东西，决定罢手时，我发现自己无法抗拒地又被它吸引回去，我总是想：狗改不了吃屎啊。
多么心酸的自嘲。奇怪的是，看完小说之后，我并没有变得更加失落。恰好相反，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感激之情。我庆幸还有努涅斯这样的作者存在，还有《我的朋友阿波罗》这样的小说存在。如此不合时宜，而又如此坚实可靠。它不正是在以卑微的方式和自嘲的姿态，展示契诃夫所谓真实的力量和人心的力量吗？
作者 | 汤达
编辑 | 李阳 宫照华
校对 |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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