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笔者曾在多年前看过一部国内制作的纪录片，题为《曼彻斯特，不只一种红》，片子的主角是一支叫“联曼”的球队。
联曼全称“Football Club United of Manchester”，是由一帮反对美国资本收购曼联的球迷所成立。2005年夏天，4000名球迷为联曼捐款十万英镑，900人报名球队试训。就这样，05/06赛季，全新的草根球队联曼出现在了西北郡足球乙级联赛——英格兰第十级别。
有金主收购不是好事么？资本进场，球队可以买更多强援，成绩会越来越好，为什么这帮人如此顽固？
老特拉福德反对格雷泽的呼声从未停止
之后的曼联依旧辉煌，拿下5次英超冠军、4次联赛杯冠军、1次足总杯冠军、1次欧冠冠军和1次欧联冠军。不管你理不理解，看似赌气的联曼坚持了十五年，从第十级爬到第七级别。
联曼不仅仅是存活着。在球迷和社会各界的资助下，球队史上第一座属于自己的主场布罗德赫斯特公园于2015年落成启用，4500人的容量傲视同级别所有对手，球场揭幕战还邀请来了鼎鼎大名的本菲卡。
球迷就是这么一帮傻家伙，明明可以躺在沙发上欣赏高级别比赛，却风雨无阻地奔向主队所在的方向，甚至为之散尽家财。因为对他们来说，球队与自己的纽带关系才是一切的意义。
布罗德赫斯特公园球场揭幕战
随着足球搭上资本的快车道，德甲坚持的“50+1”时常被人嘲笑太过迂腐，“Against Modern Football”的呼声也被当作神经病，球迷真的可有可无了吗？
2002年，温布尔登队迁至米尔顿凯恩斯，后更名为“MK Dons”，被背叛的死忠球迷另起炉灶成立AFC温布尔登，13年时间里升级6次进入英甲，是21世纪成立的俱乐部中第一支升入职业联赛的球队。
2013年，“庞贝军团”朴茨茅斯被高等法院判处破产，又是球迷信托出手相救，一直运营到2017年前迪士尼CEO迈克尔-艾斯纳收购球队。
Football without fans is nothing. 我坚信，这句话依然适用。
二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经历了27年半职业联赛JSL的积累后，日本足坛终于开始着手组建职业联赛。然而，让28支球队中24支为企业球队的JSL转型为独立运营的J联赛，谈何容易？
鲜有人知，J联赛历史第一豪门、八次问鼎的鹿岛鹿角当年只是长年身处JSL二级联赛的“住友金属工业蹴球团”。J联盟主席川渊三郎命令禁止职业球队由企业冠名，住友本无意加盟。
鹿岛是一座工业城市，当年人口只有45000人，其中超过一半是企业员工及家属。如何让这座工业城市充满生机和活力是城市主政者的目标，他们选择用职业足球“创造一座吸引年轻人的魅力之城”。
日本首座专用足球场县立鹿岛足球场
然而，鹿岛人的热情被“99.9999%不可能”的答复浇了一盆冷水。J联赛要求俱乐部球场至少容纳15000人并具备照明设施，这对于人口只有四万多的小城来说勉为其难。而且住友队班底水平一言难尽，明显达不到职业标准。
0.0001%的可能让鹿岛人爆发了潜能。1991年10月1日，由茨城县四町一村五大自治会同43家企业集体出资的“鹿岛鹿角足球俱乐部”宣告成立，吸纳了众多志在成为职业球员但无队可去的实力球员，并引进巨星济科，修建了日本首座专用足球场，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之后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
2018年鹿岛鹿角登上亚洲之巅
同样缺乏足球文化积淀，J联赛本可以效仿棒球走美式职业体育路线，脱离社区把联赛打造成独立而封闭的商业联盟。这样显然更轻松，但川渊深知，这不是足球该有的样子。
“他们不是企业球队，而是地区代表，他们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我们一直以来追求的职业联赛理想吗？”
在日本，还有许许多多个鹿岛。
三
2012年，陕西人和官方宣布搬迁至贵阳。一时间，视足球为生命的三秦大地充斥着泪水和怒吼，人和集团从此成为陕西的仇敌。
金牌球市不能没有足球，秦人这次不再依赖资本。2016年3月，“陕西长安竞技足球俱乐部”成立，中性化的名字体现了球队的本质，让人期待一个不一样的结局。
2016年，长安竞技经历一系列业余联赛的考验，取得升乙资格，成为陕西历史上第一支从草根成功晋级到职业的球队。六年的空白终于被填补，“西北狼”的口号重现球场。
在金元泡沫鼎盛的那段岁月里，不是只靠情怀就能养得起一支职业球队的。转播收入缺失，门票价格过于低廉，没有股东支持，能做的只有在政府的支持下寻求各种赞助。
2017年，陕西水务集团冠名长安竞技，球队以“陕西大秦之水”的名义征战中乙，两个名字时常让人感到疑惑。但无论如何，在陕西水务、陕西体彩、西凤酒等当地企业的支持下，这些年长安竞技的商业收入堪比中超水平，给了球队前进的燃料。
2019年，升入中甲的长安竞技场均主场上座人数超过两万，是同级别球队场均上座的两倍以上，这还是在“圣朱雀”陕西省体育场改建球队主场迁至渭南的情况下。
即便如此，虽然长安竞技俱乐部熬过了金元泡沫期，想要在经济的寒冬期继续存活，需要社会各界的进一步支持。
限薪，也许来得太晚了。
做出同样感叹的还有长安竞技2018年中乙半决赛的对手——南通支云。同样是中性名，同样是2016年组建，支云的幸运来自本土企业苏润集团的注资，但这支队名、队徽、球衣全部来自于球迷的俱乐部一直把球迷放在第一位，堪称业界标杆。
这些例子不禁让人思考，为什么这些理想的经营模式，只能存在于低级别联赛呢？
尾声
2020年的最后一天，让人意难平。
“虽然股份100%还是我们的，但足协有这么规定，你原来养了他这么多年，你今后还得养他，但是他不能叫你的姓了。”老胡的话实实在在，让人感同身受。
足协要求中性名并优化股权结构建业集团感到投资不值洛阳市政府承诺大力支持球队重心迁至洛阳新名字以“洛阳”开头，除了“始作俑者”，每一方的立场都值得理解。
讽刺的是，足协费劲心思杜绝企业股东易手更名的现象，却没料到所在地政府也有自己的小九九，而这样的改变，杀伤力甚至大过企业更名。
老胡深受河南球迷爱戴
就在几天前，河南建业刚刚在网上公开发起新队名投票，“洛阳龙门”并不在候选名单之列。
无论是球迷会解散、球迷愤而焚烧球衣、还是航海体育场门前的跪地乞求，在资本运作前，球迷的感受从来都不重要。站在资本的角度，出血投入的从来都是自己，有什么必要考虑别人的意见呢？
中国足球职业化的本质是利用资本的力量盖起一座空中楼阁。有资本豢养，不依赖球迷支持，也就没有必要花费精力开发球迷市场。既然球队不需要自己支持，球迷自然没必要培养消费习惯。这样的恶性循环一直延续。
2020年是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的第27个年头，像极了JSL企业联赛的27年历史。而足协在这场风暴中独断专行、大胆发声的行事风格，像极了当年杀伐果断、说一不二的川渊三郎。身处历史的漩涡中，谁都没法判断，这样的模仿是拙劣还是明智。
J联赛成立之初，曾有两支球队坚持与联盟叫板，一个是日本史上第一家职业足球俱乐部读卖，另一个则是三菱浦和。前者1994年名“川崎绿茵”，读卖集团出售股份后挥手离开足球；后者1996年更名“浦和红宝石”，两夺亚冠声名远扬。
多事之秋，资本热情褪去是必然的结果。是大而不均好，还是小而美更好？同样难有定论。
唯一的结论是，一个球迷可有可无的联赛，必然不是职业足球该有的模样。而一个球迷坐而论道的国度，也不会诞生出好的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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