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广东小镇的五条人乐队因为“土味”被人记住。五条人用他们的举动让《乐队的夏天》突然成了一档爆笑脱口秀。本文作者认为，表面上玩世不恭的五条人，其实是在用严肃的态度思考公共议题，而这是稀缺的。
撰文丨宗城
在《乐队的夏天》现场的五条人乐队。
“可以土到掉渣，不能俗不可耐。”
这是《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开播当天，被讨论最多的一句话。说出这句话的是五条人乐队主唱仁科，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想到，最后让他们乐队出圈的不是音乐，而是演出完后与马东等人的互动。
那是古怪的一夜。五条人用他们的举动让《乐队的夏天》突然成了一档爆笑脱口秀，而在此之前，他们刚刚让现场导演捏了一把冷汗，因为这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乐队，在比赛当天临时换掉曲目。
他们本打算唱更大众化的《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但在现场音乐响起时，仁科临时决定唱广东海丰方言歌曲《道山靓仔》，搭档阿茂之前劝他想清楚：“要考虑别人。”一旦换歌，提词器、灯光、舞美都要重来。但是当第一个音响起时，阿茂知道，仁科这次又要“佬势势”（海丰方言，可理解为“厉害厉害”）。
于是台上出现了奇怪一幕：提词器空白，评委一头雾水，现场观众不知道歌手在唱什么，众人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中，看仁科和阿茂在台上“土嗨”。这一次，他们真的做到了“可以土到掉渣，绝不俗不可耐”。
主唱仁科自顾自唱道：
“道山靓仔一哟/你为什么穿着你那破拖鞋/啊道山靓仔一哟/你为什么不去剪头发/啊道山靓仔一哟/你还是骑着你那辆破单车/（你）佬势势/天啊天乌乌 欲啊欲下雨/我妈在家等我回家吃饭喔/但是现在该怎么办好啊/我在派出所哦……”
因为粤语腔，大张伟误以为这首歌叫《道上的靓仔》。负责这首曲子现场的导演小哥很无奈，演出结束后追问他们为何现场换歌。
事实证明，换歌是对的。尽管《道山靓仔》没有像上一季的九连真人一样轰动全场，在现场观众投票环节被淘汰出局，但这次换歌的决定，连同五条人令人捧腹的对话，让这场演出迅速出圈，登上当天热搜。
而那一天，仁科正在作家张晓舟的家里看齐泽克。
图片来自微博@BADHEAD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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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不打架”
出身广东小镇的五条人乐队因为“土味”被人记住。和上一届走红的客家乐队九连真人一样，五条人也主打方言和民间特色，事实上，他们是九连真人的前辈，在音乐这条路上也走得更远。早在2009年，《南方周末》就把年度音乐授予五条人的《县城记》，理由是：
“五条人在其首张专辑《县城记》里舒展了原汁原味的乡野中国，在音乐日趋娱乐化的大背景下，它无异于‘盛世中国’的音乐风景画，它所富含的原创性彰显了音乐的终极意义——吟咏脚下的土地与人。”
五条人专辑《县城记》。
但多年以来，五条人的音乐都无法出圈，它被小众热爱，但隔绝于大众，在很多人看来，五条人的音乐有一股浓稠的塑料味，他们用一个很直接的词形容，就是“low”。
就连五条人合作过的老乡设计师胡镇超“胡子”也调侃：“（五条人）那样的视觉是很多设计师忌讳的，就是用很多字体、很多艳俗的颜色。但是五条人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可以这么去做。因为那首歌也是那种感觉。也是五条人给我的一个感觉，让我去做那么大胆的尝试，可能其他的歌手都不敢做得那么 low。”
五条人不但主动认领了塑料味的标签，还将它发扬光大。在其早期的音乐里，城中村、摆地摊随处可见，发廊小妹的俗艳打扮、打工小哥的土味情话，被五条人用到自己的音乐里，谱写了一首首属于城中村的甜蜜情歌。这才有了“阿珍爱上了阿强”，有了“她长得非常漂亮/像星星一样闪亮”。五条人总能把俗气的事唱得浪漫，在土到掉渣的姿态中，潜藏着动人的真情。
粗糙、广东、市井，这是仁科在一次采访中对自己音乐的形容。他和阿茂力求贴近打工仔的生活，打动寓居城乡之人的破碎之心。他们不拒绝这个社会，而是一直在融入它，但是，方言的门槛、宣传资源的有限，让这支希望影响更多人的乐队遇到壁垒，直到《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出现，他们终于有了走向大众的可能。
五条人参加《乐队的夏天》开场logo。
在《乐队的夏天》的舞台，他们看起来很像是小镇出身、酷拽酷拽的青年人，但在私底下，他们又和知识分子一样爱读书。在博尔赫斯书店，仁科曾经买过一本吉尔·德勒兹的《运动-影像》，这件事被作家叶三记录下来：
“他熟练地在扉页上盖上博尔赫斯书店的钢印。收款台旁边的书架上摆着让-菲利普·图森全集，封面是仁科的女朋友设计的。其中一本《急迫与忍耐》的封面上，一个人安详地躺在远去的公共汽车旁，双手放在胸前。仁科说他是这幅画的模特。”（正午故事：《五条人：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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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红色人字拖
五条人参加《乐队的夏天》之后，网友制作的表情包。来自微博@乐队的夏天。
在粤语里，条是“个”的意思，所谓五条人，就是五个人，仁科和阿茂组建乐队时，期盼着今后能人丁兴旺，就把名字起做了五条人。关于这个名字还有一个段子：“讲的是五条人被请到一场音乐节上做演出。主办方听说乐队名叫五条人，就给安排了五个人住的房间。”（民谣故事：《专访五条人：爱情在发廊里撒谎，音乐在石牌桥成精》）
他们的定位在草根，在那些城乡之间飘摇行走、卖力维生的人群中。他们不为王侯将相唱颂歌，吟咏打工仔的哀愁与喜乐。小贩、底层员工、流浪艺人、乡镇女孩，乃至那些在黑暗缝隙夹缝求生的失语者，是他们歌曲里的群像，在歌曲《李阿伯》里，他们唱道：
“田边李阿伯/拿着锄头 戴着斗笠/口中叼着一根烟/我问他：嘿，那是什么烟？/——“卷烟呢”/我递给阿伯一根烟/他说：你这种烟没什么味/我问他生活过得好不好？/他说勉勉强强过日子。”
五条人歌唱江湖众生，但并不是士大夫那样悲天悯人的姿态，他们有点皮、有点逗，用下里巴人，玩阳春白雪，他们有意识地把粤语、潮汕方言融入歌曲，在市井烟火中延续知识分子的底色，在音乐品位上，五条人的歌曲让人想起台湾客家美浓镇出来的交工乐队，尽管姿态上“土里土气”，但他们关心的主题并不小众，包含了全球化、贫富分化、打工子弟生存境况等宏大主题。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五条人把目光对准产业化后利益旁落的边缘人，聚焦那些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却面临失语困境的底层。
因此，五条人其实在用柔软的外壳藏住一根尖刺。它指向了中国的现实问题，那些失落的人、幻灭的人、不甘的人，成为音乐人凝视的焦点。就像欧阳江河的长诗《凤凰》里写道：
“那些夜里归来的民工，/倒在单据和车票上，沉沉睡去。/造房者和居住者，彼此没有看见。/地产商站在星空深处，把星星/像烟头一样掐灭。他们用吸星大法/把地火点燃的烟花盛世/吸进肺腑，然后，优雅地吐出印花税。”
“我们喜欢写一些身边人的故事。”图片来自爱奇艺截图。
《道山靓仔》也是这样一首有现实关怀的曲子。它表面上玩世不恭、有些搞笑，歌曲里那位靓仔，一边被现实锤打，一边嘲弄现实，但仔细品味，所谓道山靓仔，既是海丰小城酷拽酷拽的青年，也是那些身处阶层固化时代，郁郁不得志的年轻人。他们渴望出人头地，却被现实壁垒阻拦，想让阿妈有一天脸上有光，却糊里糊涂，沦落到派出所的命运。
“都怪我那时候/不成种，好去勇/不成种，好去勇……”
他们站在《乐队的夏天》舞台，画风充满违和感，一双红色人字拖，在众人昂贵器物的映衬下显得格格不入。但就是这一支像是走错场地的乐队，贡献了当晚最先锋气质的表演。
这不是因为他们用了方言和后现代，实际上，这几年方言、后现代也用得烂俗，而是因为他们有意识地把音乐本身，和他们做音乐的形式结合起来，营造出一场大型情景喜剧。
他们在《乐队的夏天》的作品并不只是那个音乐，还有他们用吊儿郎当包裹着严肃、一脸无所谓解构整个舞台和装腔作势的姿态，这不是勇气，而是他们压根不在乎，有勇气说明你还在乎，你要告诉自己要放弃在乎的名利，但他们不是，他们是宁可土到掉渣也不俗不可耐，他们是风风火火走一遭不为比赛去妥协，而他们最终在乎的，也不是名次，而是担心自己的实验(现场换歌)让导演小哥丢饭碗，但不是哭兮兮的，而是乐呵呵说出，在流行卖惨的真人秀里，五条人的玩世不恭消解了这场秀，他们用整个的行为，完成了自己的艺术作品，一个真的让观众觉得被冒犯又创新的东西。
五条人新专辑《广东姑娘》 巡演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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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独一无二的东西
身处故乡的苍凉天地间，自我显得格外渺小。在与世界的一次次周旋中，逐渐感受到自身的局限。这是小镇青年的感叹，但他们仍有志气，所以即便阶层固化，小镇青年依旧是最敢闯的一批人，即便被生活碾压得灰头土脸，小镇青年也会站起身说：“我命由我不由天。”
五条人之所以让普通青年共情，是因为它不是在居高临下地评判普通人，仁科和阿茂就在普通人之中，他们亲近、熟悉县城中的平凡人，用音乐托举他们的尊严与生活，在五条人的音乐里看到的不是一厢情愿的怜悯，而是真正从普通人视角出发对社会变迁的观察。
如果细读《县城记》里的歌词，你会惊叹于五条人的锋芒。当一众流行乐歌者沉醉于岁月静好、青春离愁的叙事时，五条人唱的却是：
“旧年的番薯不比/今年的芋头呀/就如国家的经济/楼价都涨疯了。”
《广东姑娘》里的小姐、《梦幻丽莎发廊》的阿虎，还有《道山靓仔》的阿仔，说到底，仁科和阿茂爱他们，一如他们热爱城中村的暖暖烟火气。爱不是资产阶级的特权，也是普通人可以大声说出的字眼。五条人写他们怎样追求爱情，又如何在想爱怕爱中被生活冲散，他们一本正经又歇斯底里，声嘶力竭又假装不屑，他们的欲望在春天点燃，他们的眼泪在夜海中死去。所谓世俗，在这里不是油滑，而是一种笨拙说出的浪漫。
五条人的有趣，需要装腔作势的人衬托。怎样的人装腔作势？埃莱娜·费兰特一针见血:“他们的生活是那样的，因为他们生来如此。但他们脑子里没有任何一种思想是他们自己的，是他们自己动脑子想出来的。他们知道一切知识，但实际上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相比起那些空洞却假装有思想的人，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塑料文青，五条人少了一些做作，多出一些土气，他们“让你猜不到，却感觉刚刚好”，他们自我地不讨厌，冒犯观众，反而让观众喜欢。这是一种难得的幽默，它和油滑的不同，在于它敢于冒犯而不是迎合。
《广东姑娘》专辑照片。
从《广东姑娘》到《县城记》，五条人歌曲的视野更开阔，也更敢于去触碰一些坚固的事物。他们走出海风吹拂的县城，来到梦幻迷离的广州，从一个乡土社会尚未瓦解的村镇，到了完完全全市场化的国际都市，一路光怪陆离，一路牛鬼蛇神，但最令他们感兴趣的，是城中村、边缘人和外卖仔与打工妹的爱情。这些很少进入主流视野的人群，成为五条人乐曲当仁不让的主角。
五条人对城中村的亲近，也跟主唱仁科和阿茂的成长经历有关。他们不是世俗意义上的精英，一个高考没考好，在广州打工，另一个卖打口碟，档口设在华南师大西门的斜对面。
叶三记录过一个有趣的细节:“仁科有两个舅舅在广州打工，一个卖手机，一个卖家具。家里人想让舅舅们给仁科介绍工作，到了广州，他给舅舅打电话。三天后，一个舅舅来和仁科见了一面，给了他200块人民币做本钱。阿茂想，自己在卖打口碟，不能让仁科也卖，‘这样会抢生意，打架也不好’。于是建议仁科去卖盗版书。”
五条人演出现场。
他们严格来说都不是科班出身，走音乐之路，靠自我领悟。阿茂在卖碟过程中耳濡目染，他听崔健、窦唯、左小祖咒，也听披头士、平克·弗洛伊德、枪花与涅槃。仁科看起来和别的广州青年没什么不同，但他私底下很爱看书，业余乐趣就靠音乐、朋友和书籍支撑。他去广州的大学旁听课程，到晚上，可以躺在沙发看一整夜书。
仁科和阿茂的朋友“500元先生”曾说:“总有人觉得五条人挺屌丝，很底层，在我看来他们高贵得要命。咖啡是手冲的，对麦当劳文化特别了解，喝茶也不会随便，三餐很正常，女朋友固定，这些都是正宗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所以很多人都看错他们了，他们生活得很自由，很自然，而且很高贵。”
五条人在用严谨的方式呈现乡镇。他们的气质是小镇的，但他们做音乐非常严谨，其实，他们在自觉地把音乐当作艺术，就像仁科自己说的：
“要做独一无二的东西，把它当做艺术来看，它不是为了挣钱。”
本文参考资料：
1.正午故事：《五条人：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
2.民谣故事：《专访五条人：爱情在发廊里撒谎，音乐在石牌桥成精》；
3.北方公园NorthPark：《五条人：生活在此处》；
4.好奇心日报：《以纪实风格出名的民谣乐队五条人：“其实我们不拒绝这个社会，我们一直在融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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