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
如今，已是2020年的12月，时间进入孟晚舟被非法拘禁的第3个年头。
波云诡谲的这一年进入尾声，被困他乡的孟晚舟迟迟未归。沿着时间的河流溯回到148年前，一个埋藏在历史中的故事浮出水面，贯穿这个故事和孟晚舟的，是同一条线。从那一年开始，120个中国孩子离开脚下苍老的土地，前往大洋彼岸。
他们留着旧时的辫子，被不解的外国人称为“中国女孩”。
最初，时代改变了他们；后来，他们改变了时代。
这120个孩子的故事，跟孟晚舟的故事，是同一个故事。
同样的关乎民族，同样的关乎个体，同样的关乎命运。同样的，惊心动魄。
今天，就讲讲这个不该被遗忘的故事。
1854年11月，在从纽约开往香港的“尤里卡”号轮船甲板上，一位身着西式服装的中国男人，正望着远处深思。这个人叫容闳（hóng）。几个月前，他顺利从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这位中国男生还引起了围观——在众多穿着西装的外国人中，他是唯一一位穿着中式长袍的东方人。这位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海外的学生，在毕业之际放弃了国外提供的优渥工作机会，毅然决然回到中国——生养他的祖国。
容闳年轻时
彼时的中国正处在风雨飘摇之际，内忧外患，陈旧的制度与规章，让生活在其中的子民苦不堪言。选择在这个时候回国，容闳的目标很明确：
“没有受教育以前，我什么都不知道，就是自己过日子。但接受教育之后，觉得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我自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就应该使我的同胞早一点摆脱这种处境，我要为他们服务。”
他的心中在酝酿着一个计划，一个让更多中国学生出国读书的计划，但他没想到，愿望实现的过程，竟花费了18年光阴。
容闳没想到，一切会那么难。彼时，几乎没有中国人能够接受“赴美读书”这一概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认为外国人是茹毛饮血的野蛮人，而自己则是拥有高贵血统的上等人，跟着他们学习知识，更是荒诞之谈。
十九世纪末的中国
鉴于这种思想阻碍，容闳想让中国孩子出国留学的设想突然变成了泡影。人微言轻，容闳只好退而求其次，边工作边寻找机会。他前后在香港与广州任职，边学习法律与外交知识，边想尽办法结交能帮助自己实现计划的达官贵人。转折在1863年来到，此时的容闳，正在上海做着不咸不淡的茶叶生意，在朋友的举荐下，容闳见到了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
曾国藩
对时事颇有见解的容闳，深得曾国藩赏识。在此后几年间，借着两人关系，容闳不断向其提出自己的留学计划，但每次曾国藩只是听着，不予置否。直到两人相识的第7年，曾国藩才终于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现处在何等闭塞之境，而此时，他终于开始认真考虑容闳不断提出的“留学计划”。容闳后来在自己的自传中回忆到：“当我知道自己的愿望有机会实现时，整晚都像夜鹰一样睁着双眼，觉得身体轻飘飘的，如同在云间散步。”1871年，曾国藩联合直隶总督李鸿章一同上书同治皇帝；第二日，谕旨下达，同意选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学制15年，所有费用由政府承担。
李鸿章
至此，清政府拉开了这项“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的中国教育计划。纵观中国历史，大汉王朝，蛮夷臣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在大唐盛世，物华天宝，四方来朝；在大明王朝，郑和的船队满载国威，扬名海外。
到了清朝末年，一切都变了。为了选拔出最聪慧的幼童，由李鸿章制定的选派条件，也十分严苛：除了最基本的在外学成后需要回国效力外，还需要家世清白，容貌端正，姓名粗鄙者，亦需要更改。
最终，被选出的120名幼童将分批次被送往旧金山，临行前，孩子的父母和朝廷签署了一份长达15年的合同。
“如有天灾疾病不测，各安天命”。
就这样，一段跨越太平洋，长达10年的思念开始了。
1872年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
1872年的春天，第一批幼童出发了。在船上，这些幼童们就展现出惊人的适应能力。
初登船时，他们还会因为不时出现的惊涛骇浪大声哭闹，仅仅几日后，他们就能在风浪最大时，依然在甲板上打闹。
除此之外，当护送幼童的官员们对外国饮食难以适应时，这些幼童却早已对那些牛肉与面包吃得津津有味。
25天长途跋涉后，在船将靠岸之际，护送幼童的大臣们从箱内拿出崭新的丝绸长袍，给他们一一换上，希望以此来展示大清国的风采。
换上丝绸长袍的留美幼童们
上岸之后的幼童们，对眼前出现的一切都目瞪口呆。在这里，男人与女人都穿着合体，在行驶的电车上跳上跳下，钢筋混凝土搭建的高楼，像“怪物”一样矗立在道路两旁。
19世纪末的美国
他们暂时居住的酒店内，拥有可以源源不断流出热水的金属管，以及散发出温暖的暖气，而这些幼童们，乐此不疲地乘坐着酒店内的电梯——这个庞大的“笼子”可以将他们一口气从1楼送向5楼。但最让他们好奇的，还是奔跑在铁路之上的火车。几天后，他们将乘坐着火车离开旧金山，横穿整个美国，来到位于北部的哈特福德市，正式开启他们的留学生涯。
19世纪末美国铁路上运行的火车
而作为发起人的容闳，比幼童们早几个月来到这里，替他们处理生活事宜，他的搭档“留学监督”陈兰彬并帮不上什么忙，他不会英语，且对待国外的一切都嗤之以鼻。容闳明白，这位所谓搭档，只不过是朝廷派来监督孩子们思想的负责人，而对于这个项目，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中国留学计划中的“留学监督”陈兰彬
到达哈特福德市后，第一批幼童被3人一组分配到美国家庭之中。幼童李恩富后来在自传中回忆到与“新家庭”的初次见面：“离开家时，我给母亲郑重地磕了4个头作为告别，而这位美国家庭的女主人，第一次见面就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口，我害羞极了，大家都在嘲笑我，这是我获得的第一个吻。”
“留美幼童”李恩富
新鲜感散去，当离开了自己的朋友，被分到不同家庭时，这些幼童们才开始认真审视自己的生活。身处异国他乡，他们开始感到疏离，而更让人介怀的，是无时无刻追在他们身后的目光。
那些美国小孩们常跟在这些幼童身后，嬉笑着观察他们的丝质长袍与垂在身后的辫子，用英文喊他们“中国女孩”。在餐厅吃饭时，偶尔会遇到一些美国人，走上前询问是否可以近距离观赏一下他们的辫子，种种的一切，都让这些幼童们感到不适。
但是这些只是“插曲”，这座城市还是对这些远道而来的孩子们，展现出最大程度的善意，在当地报纸上，他们夸奖这些孩子为：“非常年轻，极其聪明，且具有绅士风度。”
为了帮助幼童们快速掌握英语，寄宿家庭采用了严厉的实物教学法：“如果在餐桌上不能准确说出食物的英文名，就不能进食。”
留美幼童与他们的寄宿家庭合影
这些聪明的幼童们很快就习惯了在异乡的生活，不到2个月，他们就迅速掌握了英语，能够熟练地与当地人对话，并分批次进入哈特福德中学。
令容闳没想到的是，这些幼童不仅适应飞快，并且大部分人都在课程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许多年后，当人们回到这些幼童所生活过的学校时，会惊喜发现那几年，几乎每个班成绩最好的，都是中国人。彼时，他们仍把学习看做出人头地的方式：
1876年，邓世聪和陈巨镛获得学校拼写一等奖与二等奖；1877年，在学校书法展览中，入学不到一年的蔡廷干获得第一名；1880年，霍普金斯语法学校的毕业班内，李恩富拿下希腊文第一名，周传鄂获得拉丁文和书法第一名。
除了学业，这些幼童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也迎来了重塑。首先是饮食，这些赴美幼童大多出身贫寒，在国内他们通常只能吃最简单的餐食，而在美国的寄宿家庭内，他们可以吃到最新鲜的牛奶、黄油、土豆与鸡肉，丰富的饮食让他们茁壮成长。
有数据显示，这些幼童在哈特福德读书的时间里，每年很少生病。
更换西式装扮的幼童们
其次则是户外活动，长久以来中国学者都以“四体不勤”的生活为豪。在他们眼中，没有才华的人才需要在田间工作，而在国外，一个优秀的学生，不仅需要拥有敏捷的思维，更需要健壮的躯体。
这些生活在哈特福德的幼童们，也开始在中学的操场上崭露头角，虽然相比之下，这些中国幼童略微瘦削，但是他们却能很好地适应外国体育课程，甚至比外国人还要优秀。
他们还建立了自己的“东方人棒球队”，队中的9名成员全部都是中国人，在当时曾多次打败当地棒球队，一时风光无两。在这支队伍中，包含了日后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以及清末外务尚书梁敦彦。
东方人棒球队
前排左起：陈巨镛、李桂攀、梁敦彦、邝咏钟
后排左起：蔡绍基、钟俊成、吴忠贤、詹天佑、黄开甲
后来，他们在哈特福德的同学回忆道：“我们玩的所有东西，对他们都是新鲜的，但是令人惊叹的是，他们却都能玩得很好。”为了能够方便运动，幼童们纷纷脱下长衫，换上舒适合体的运动服装，而背后那根标志性长辫，也开始越发经常地被他们塞入帽下。眼看着幼童们日渐明显的变化，古朽的陈兰彬提出了不满。
这位被官方派来的大臣，认为幼童这些举动是在背叛国家。在容闳的劝解之下，他最终让步：可以更换西式衣服，但是辫子不可以剪去——在当时的皇帝眼中，这是他们对于朝廷的忠诚。
换上西式服装，把辫子藏入帽中，这群出国不到2年的中国幼童，正越来越“看起来像一个美国人”，他们甚至会用英文给彼此起绰号。彼时处于核心地位的唐绍仪，被幼童们赋予了一个他们从希腊神话中读到的英雄名——埃贾克斯。
他们没想到，唐绍仪日后会真的成为一名英雄。
幼时的唐绍仪（右）与梁如浩（左）
哈特福德的夏天，有着柔软的草地和清冽的河水，每年学生们都拥有长达3个月的暑假。当本地孩子们将大把时间花在游泳、打球上时，留美幼童们只能在陈兰彬的监督下，日复一日学习枯燥的课程，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严格遵守着由中国留学处制定的课程表。
除此之外，每到黄历上记载的黄道吉日，陈兰彬会把学生们聚集起来，诵读《圣谕广训》，并且下跪向遥远的皇帝行礼，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幼童们不要忘记自己的“根”。
事与愿违，品尝过自由味道的幼童们认为，这种向皇帝下跪的愚蠢姿势十分迂腐，而真正有用的东西则是在课堂：在那里他们学习数学、天文、物理与军事。1876年5月，费城世界博览会开幕，在此后的六个月中有共计900万人赶来费城，观看这场由美国打造的工业未来。
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
在现场，贝尔发明的电话机隆重登场，轰轰作响的电动机象征着美国昂扬的工业实力。人们还看到了由法国赠送给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只不过彼时，只完成了一只手——十年之后，这座雕像才制作完成，出现在纽约的自由岛。当国外正拥抱着自己崭新的科技时代时，国内唯一能见证这个钢铁王国的，只有这些幼童。
费城世界博览会上
只完成了一只手的“自由女神雕像”
在那个夏天的末尾，容闳的学生们到达场馆。负责中国馆的海关官员李圭，后来在文章中记录了这次见面。
在那个信息不顺畅的年代，这位中国官员并未曾听闻过关于留美幼童的故事，而在现场，他看到了这些身着西式服装，外面却套着中式马褂的中国孩子们，他们自如穿梭在人群之中，说着一口纯正英文，没有一丝胆怯。
身处博览会的李圭未曾想到，自己的国家已经将孩子们送到世界科技的最前沿，那日，他在自己的《环游地球新录》中记载道：西学东造，正未可限量。
彼时的中国海关官员李圭后成为中国近代邮政倡导者之一当天经过联络，幼童们还被介绍给当时的美国总统格兰特，一番聊天后，总统与每个幼童握手告别。目睹过现代发明的幼童们，登上了返回哈特福德的火车，他们即将步入大学，迎来新学年，在那里，有一个崭新的世界等候他们。
1877年，詹天佑进入耶鲁大学，这位聪颖的17岁少年，入学第一年，就拿到了第一名奖学金，进入耶鲁大学工程学院学习。
第二年，首批到达美国的幼童们陆陆续续高中毕业，顺利拿到进入大学的资格。在哈特福德中学的毕业典礼上，一群身穿礼服的美国学生中，坐着三位中国学生：蔡绍基、梁敦彦、黄开甲。
“留美幼童”黄开甲少年时期
他们身穿丝绸长袍，戴着镶嵌红色纽扣的帽子——他们将作为这个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发表演讲。其他时候，他们都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美国人，而在今天这个时刻，他们却要通过服装告诉大家，自己是中国人。
在这场演讲中，幼童蔡绍基说道：“中国没有死，她只是睡着了，她终将会醒来，并注定骄傲地屹立于世界”。这位幼童后来成为了北洋大学的首位校长，并终身服务于中国教育行业。演讲结束后，掌声经久不息，已经下台的中国幼童，不得不再次返回舞台，向大家致谢。
“留美幼童”蔡绍基（1878）
当幼童们正在校园里度过无数个安逸平稳的求学日子时，在高高的学校城墙外，一股暗流正在涌动。
19世纪80年代，美国西海岸正酝酿着一股排华热潮，中国劳工在和当地以及其他国家劳工竞争过程中，占据越来越多的优势——他们勤劳，安静，从不讨价还价。这种优势引起很多人不满。华人形象被恶意丑化，有些地区甚至出现针对华人的暴乱，事态逐渐失控。
19世纪80年代美国的“排华浪潮”
1882年，美国颁布排华法案，对于日后中国人进入美国，有了极其严苛的限制。一方面是强烈的排外热潮，另一方面，长久以来，李鸿章都希望幼童们可以进入美国军校，学习军事理论，但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之下，这种期望看起来似乎不再可能。
而此时，李鸿章认为如果幼童们无法进入军校学习军事，那么他们此时留在美国学习就不再具有意义。李鸿章只想要一颗苹果，而容闳却想种下一颗苹果树。但显然，彼时的李鸿章只看到了那株苗，却没看到那棵树。
向美国人“取经”的李鸿章（中间）
纵使这位“留学生之父”百般努力，最终，清政府仍决定撤回所有留美幼童。在容闳接到圣旨的那天，留美幼童们正在湖边享受着自己的假期，彼时他们不知道，这将是他们在外国的最后一个暑假。
当听到这个消息时，这些幼童们惊愕得说不出话来。没有人想到，自己的学业在此时会被突然掐断。他们慢慢走回家，开始收拾行李。但并不是所有幼童都这么听话，早在一年前，他们中就有人决定永远留在国外。1880年，留美幼童中的谭耀勋与容揆（kuí）——容闳的侄子，因为过于西化，曾被勒令返回中国，在乘坐火车准备回国途中，两位幼童跳下火车，偷偷回到哈特福德市藏了起来，并宣布与留学事务所脱离关系。
“留美幼童”容揆
但这只是少数，大部分幼童都不得不接受清政府这一决策，提早结束了自己的留学生涯。在这项出国留学计划终结时，有超过60名学生正在美国的高等院校中就读：耶鲁大学22人，麻省理工学院8人，哥伦比亚大学3人，哈佛大学1人，其余的学生分布在美国东北部的各个学校中。按照容闳的计划，他们本可以在大学校园里大放异彩，并在5年后如期毕业，顺利取得学位，可如今一切都成了泡影。
与耶鲁大学同学合照的詹天佑与欧阳庚
1881年8月8日，第一批留美幼童踏上回家的火车，他们身着西式西装，手提黑色皮革箱子，箱子外侧用英语写着“中国教育计划”的字样，在滚滚热气中，他们踏上了前往旧金山的火车，没有人知道，未来迎接他们的是什么。
一个月后，最后一批幼童踏上归家的火车，他们在上衣纽扣中别上了黑白色的装饰品，哀悼着他们逝去的中国教育计划。
1881年留美幼童离开美国时最后一次合照
10年前，容闳带着120名幼童来到美国哈特福德时，他们还是刚满10岁的男孩，而如今，他们已经长成了青年。在留学的日子里，这些幼童的命运各不相同：有人在这期间不幸逝世，有人逃离了清政府的管制，有人被提早召回，而剩余的94名幼童，都草草结束学业，带着未完成的宏愿，回到了他们阔别数十年的祖国。
回家的路程比想象中要近。然而越临近靠岸的时间，幼童们的焦虑也在不断加剧，他们互相安慰，自己是作为祖国最需要的人才回国的。一位幼童在寄给自己美国朋友的信中写到：“我感到很宽慰，当回到祖国时，我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个高贵、体面的男人。”
19世纪80年代的上海码头
轮船在上海靠岸。这些阔别家乡已久的幼童们，期待着下船后，能够看到自己的亲人与来自清政府的欢迎。没想到，下船时等待他们的不是家人与欢呼，却是一排排准备扣押他们的官兵。这群幼童被带到一处阴暗且充斥着霉味的房间，而所谓的床，仅仅是在椅子上搭了2条木板。除此之外，这些幼童很快意识到，在美国生活十几年后，他们中已经没有几个人敢用母语与这些士兵争论。这群归家的孩子充满着紧张与局促，偷偷用英语交流，努力想弄清楚自己为何被拘留。
19世纪末的上海街道第二日，他们被分批带往审讯室，面对官员们关于“为何在美国呆这么长时间，是否还忠于皇上的质疑”，这些幼童给出了近乎一致的答案：“我们是被官方派出，为了学习西方知识为中国所用。”但是无论他们怎么解释，这些官员们似乎都听不进去。
在哈特福德，这些幼童能够用英语熟练地与美国同学辩论，但在这间闭仄阴暗的审讯间内，他们却怎么也无法让眼前的官员理解自己的意思。这群曾被称为天才少年们的幼童，此时因为“丧失交流能力”而万分沮丧——从他们嘴里说出的话，不是结结巴巴，就是突然冒出一句完整的英语。
在经历了近一个周的禁闭后，这些官员终于放过了幼童们，让他们各自回家。幼童黄开甲后来在信中写到：“我与曾经朝夕相处的朋友分开，甚至没机会道别，不知下次何时才会再次相见。”而对幼童容良来说，突如其来的分离比审问中受到的屈辱更让他难过，那日，他在日记中只写下了两个字：孤独。
彼时洋务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而这些从美国归来的幼童，正是被需要的人才，不久他们就被分配到祖国各地，有的进入政府衙门，有的被分去煤矿，而大多数则被分去福州船政学院学习驾船。
福州船政学堂
这些与家庭分开十年的幼童们，在与家人短暂团聚后，又被朝廷派向祖国各处。1874年，正在福州马尾扬武号军舰上实习的幼童黄季良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他向父亲表达了长久不能尽孝的愧疚，并附上了一张自画像：“不能一日承颜养志，负罪实深”。
“留美幼童”黄季良给父亲寄去的自画像
这是黄季良的父亲最后一次收到他的消息。几天后，中法海战爆发，在这场战争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福州船政学堂被炮轰，800多名中国官兵阵亡，其中包括黄季良在内的4名留美幼童。这一年，按照计划，本当是他们的毕业之年，而如今，这些幼童们只能带着无尽的遗憾，将自己对国家的那一腔热忱，留在了那片海上。关于这些留美幼童的另一条叙事线索，是那两位滞留美国的幼童——容揆与谭耀勋。他们在耶鲁顺利完成学业，容揆在容闳的引荐下， 进入中国驻美公使馆工作。
“留美幼童”容揆
而谭耀勋则准备前往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负责中国在纽约的部分国际事宜。未曾料想，在此时，他染上风寒，几个月后，这位11岁就来到美国的男孩，在这片他生活过12年的土地上离世。他被永远留在了哈特福德的公墓中，至死，都没有完成想要报效国家的梦想。
“留美幼童”谭耀勋
在经历了中法战争与中日朝鲜战争后，外敌的一次次入侵，迫使清政府加快国防，海防首先被提上日程。1888年，北洋海军应运而生，这是中国第一批拥有西方装备与西学人才的舰队。多名留美幼童在舰队中担任各舰的大副、枪炮官与作战参谋等职位，这一年中国海军的实力甚至上升到世界第八的水平。北洋海军的建立，意味着国家对燃料以及运输业的需求，并带动矿业、铁路业发展——这些在过去一直被中国人视为大逆不道、坏了“风水”的事情，终于开始加速前行。而这些曾经受过西学训练的留美幼童们，也开始得到重视，逐渐崭露头角。
留美幼童在天津道台衙门合照
这期间，詹天佑北上参加天津到山海关的铁路建设，这成为这位“中国铁路之父”步入成功的起点。
语文课本中的詹天佑
与此同时，陈荣贵、吴仰曾、梁普照等一批幼童进入了中国最早的矿业，并服务终生。在回国的这6年里，这些幼童们曾因为过于西化，思想前卫被不断排挤与指责。而如今，他们终于开始活跃在铁路、矿业、外交等多个领域。虽然早已脱去西式装扮，说回母语，但是他们仍习惯在每年12月底时聚在一起，庆祝西方圣诞节。
留美幼童回国后第一次在天津聚会
比起中文，他们更习惯用英文交流，而他们之间的称呼，仍是他们在美国时使用的绰号。每当聚在一起时，他们就像回到了在哈特福德读书的岁月，那是回不去的年少好时光。
当容闳的幼童们一个个走向舞台中央，他却正慢慢变老。1881年，在幼童们回国当年，容闳的妻子因病去世，留下两个年岁尚幼的孩子。后来他在自传中写道：“1880年到1886年是我人生中最不幸的时期，我毕生的志愿遭到摧残，我生命中最亲近的人过早离去，顿时觉得心灰意冷，万念俱灰。”
容闳的妻子玛丽·凯罗克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他的“幼童们”，并没有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曾经就读哥伦比亚大学的幼童唐绍仪，担任津海关道一职。曾担任镇远号枪炮大副的曹嘉祥，被任命为天津巡警道，后来成为了中国新式警察的创办者之一。
“留美幼童”曹嘉祥
1903年，天津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蔡绍基成为这所学校的校长，也是留美幼童中的第一个校长，而北洋大学，就是当今的天津大学。当蔡绍基在为北洋大学制定校训时，他想起自己曾就读的耶鲁大学校训：“光明和真理”，于是他将北洋大学的校训定为“实事求是”。
早期的北洋大学
北洋大学的成立，似乎也正意味着，中国长达几千年的教育正站在一个全新关口。1905年，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宣告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对归国留学生的考试，举人、进士等古老的功名，将授予这些“留洋学生”们。
一夜之间，留学热潮再度被掀起，30年前，这些被送出国的幼童们，大多出身贫寒，30年后，贵胄子弟带着仆人纷纷远赴大洋彼岸，开启他们的求学生涯。1904年，曾经的留美幼童梁诚，已成为中国驻美公使，在经过多次谈判交涉后，美国最终同意，将“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
担任“驻美公使”的梁诚
以此为节点，中国搁浅多年的留学事业，再次被恢复。清政府将皇家园林的清华园作为选派学生赴美留学的预备学校，后学堂改为清华学校，曾经的留美幼童唐国安任校长。这所学校，就是后来的清华大学。
1909年，留学计划重启，第一批“庚款留学生”赴美，有趣的是，他们到达美国所走的路线，与40年前那120名赴美幼童走的路线如出一辙——坐着火车横穿美国，在马塞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下车。而在那里迎接他们的，则是当年选择留在美国的幼童容揆，多年未见，再见面时，他已经成为了中国驻美使馆的秘书。
1909年第一批庚子赔款留学生
当载着这些留学生的火车在美国土地上奔驰时，中国第一条由自己建造的火车，也正在关键的验收阶段。1905年，中国决定兴建一条从北京至张家口的铁路，也就是“京张铁路”。消息一经放出，日本、俄国与英国纷纷致函清朝政府，想要接下这块“肥肉”。
僵持之下，清政府最后与各方达成协议，如果中国能够不借外债，不用外国工匠，那么他们便不插手。这一年，曾经的哈佛天才儿童詹天佑44岁了，这位曾经立志要成为铁路工程师的幼童，被任命为“京张铁路”项目的总工程师。
中年时期的詹天佑
彼时，没有人相信中国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建造出一条铁路，外国人甚至嘲讽，建造这条铁路的中国工程师可能还没有出生。而他们没想到的是，詹天佑只用了4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条原计划需要6年建造的铁路。1909年的秋天，京张铁路正式通车。这是第一条，中国人自己建造并投入运营的铁路。
京张铁路验收仪式
与此同时，詹天佑曾经的同学唐绍仪，正在外交界大放异彩。三年后，这位曾经留美幼童中的“核心人物”，在促进新中国成立上做出重要贡献的唐绍仪，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
唐绍仪与孙中山（1921）
也是在这一年，曾经带领他们走向美国、为国家崛起而奔走半生的容闳，在公寓内孤独离世。终年84岁。
容闳晚年时期
1919年，曾经的留美幼童都已年近60，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当年他们从美国回来登陆的城市——上海。这年秋天，前海军将领吴应科与蔡廷干因公来到上海，唐绍仪宴请曾经的同学们一同聚会，吃饭中他们惊喜发现，饭店紧邻他们当年赴美国前读过的预备学校。
时间好像回到50年前，他们刚满10岁，远离家乡，在一个全新的国度里展开新生活，时间一晃而过，这些幼童们已步入晚年。他们仍旧说着英文，吃着西餐，叫着彼此在美国留学时的名字。
吃过饭，几位老同学来到学校旧址前拍了一张合照，并给照片命名为《千岁》——照片中的这些“留美幼童”们，加起来的岁数已有1000岁了。
“留美幼童”在曾经的学校门口拍照留念（1919）
50年前，他们揹负着帝国最后的希望，漂洋过海，以期学习国外先进科技，以回国报效国家。50年后，虽有坎坷，虽有生离死别，但是他们中还是有人完成了最初的梦想。
120名留美幼童部分名录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些活跃在铁路、电报、海军、外交等领域的幼童们，成为了那个帝国最后的曙光，也为后来的中国奠定下了不可或缺的地基。
“留美幼童”最后一次在上海聚会（1936）
前排左起：钟文耀、温秉忠、丁崇吉、唐绍仪、周寿臣、吴忠贤
后排左起：周传谏、容良、邝炳光、苏锐利、陶廷赓
故事总有落幕之日，随着年岁渐长，这些“传奇幼童”，在时间的洪流中开始走下舞台。1965年，最后一位留美幼童邝荣光去世，这一年，他103岁。
在他去世那一晚，透过房内黄暗的灯光，他望见了床头那张自己赴美前的合照，这是他第一次拍照，亦是第一次离家，那年他10岁，身边站着的，都是他日后最好的朋友。
回忆着往事，这位百岁老人阖上双眼，属于这120名“留美幼童”的故事正式落幕了。
时间回到一个世纪前，这些幼童们即将远行。
启程前，他们在轮船招商总局前拍下一张合照，照片中他们脸庞稚嫩，目光坚定，属于他们的故事画卷正要铺开：
“此去西洋，深知中国自强之计，舍此无所他求。揹负国家之未来，取尽洋人之科学。赴七万里长途，别祖国父母之邦，奋然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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