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不久，毛主席就写出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此书一出，全国人民争相传阅。
《论持久战》一时间洛阳纸贵，连桂系实力派白崇禧都亲自跑去跟蒋介石介绍这本书。可是我党的机关报刊《新华日报》却对此书的内容一直未转载，甚至中央亲自致电要求转载也依然不听。这反常的背后是什么样的缘由呢？
《论持久战》诞生的前后
七·七事变发生后，随着日军的大举进攻，中国军队几乎处于节节败退的状态。从山海关到杭州湾，从黄河流域到珠江流域，中国主要的大城市都落入了日军的手中。徐州会战结束后，日军兵锋正盛，正准备对最后一个大城市武汉发起进攻。
随着日寇的推进，许多曾高喊“抗战到底”的人失去了信心，汪精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抗战形势在当时被笼罩了一层迷雾，到底抗战会走向何方，会怎样取得胜利，没人能说得清楚。
抗战开始后，毛主席就不断在思考。在徐州会战之后，毛主席就开始动笔。在延安的窑洞里，毛主席曾连续8天日夜不眠，终于把《论持久战》写了出来。
1938年5月，在一次集会上，毛主席把《论持久战》讲给了大家听。在演讲中，毛主席讲得生动又不失严谨，把当下人们关心的抗战前途问题讲得鞭辟入里，也给出了科学的回答，让人们醍醐灌顶。
《论持久战》在延安引起轰动，之后被中共中央印成册子，希望放在国统区传播，以增强宣传力度，提振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
中央把《论持久战》的书稿送到了当时设立在武汉的中共长江局，作为统辖长江中上游省份的中共领导机关，其下辖的《新华日报》，在国统区有着很强的影响力。中央发出命令，要在《新华日报》上转载《论持久战》的内容。
王明对抗战另有看法
当时国民党正在以武汉为中心，准备开展保卫大武汉的会战。国民党政府在经过考察后，认为武汉极难固守，最现实的做法就是通过武汉会战，最大限度地消耗日军，以巩固大后方重庆的安全。
国民党的出发点和《论持久战》中的观点差不多，但是《论持久战》并不主张在正面战场硬碰硬，让中国的国防力量遭到不必要的损失。
王明却不这么认为，在武汉会战爆发前，王明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用3万字的篇幅详细地讲述了如何进行武汉会战，对会战期间可能会出现的军事、经济、政治、民生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
在文章的最后，王明表示，武汉是可以守住的。客观来说，在大战之际，王明的文章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决心，也给武汉军民提振了士气。
王明的错误在于不切实际，没有根据国情照搬苏联经验，他把中国当成了苏联，把中日战场当成了苏德战场。长期在苏联的王明一直坚持用大规模的运动战，以硬碰硬的姿态去和敌人进行正面战斗。
苏联是工业国，而且苏德战场都是平原，在地形上和国力上，两国更适合使用大兵团作战。中国是农业国，在军事力量上与工业国日本作正面抗衡，那无异于自杀。中国军队若想胜利，只能依赖广阔的国土和复杂地形抵消日本的工业优势。
王明刻意阻挠 《论持久战》迟迟不能发表
中央的命令被时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拦了下来，王明以文章过长为理由，不允许刊登《论持久战》，这引起党内的哗然。从土地革命时期起，王明就对毛主席有看法。
长期在苏联生活和工作的王明，一直自诩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认为毛主席的思想是落伍的。在苏联时期，王明经常通过电报指挥党内事务，还曾指使博古排挤毛主席。因为王明，毛主席在长征前度过了人生最灰暗的时光。
在王明“左倾”主义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彻底抛弃了之前的有效战略，开始执行错误的冒险战略，在多次作战中主动出击，遭遇了惨重的失败。原本欣欣向荣的中央苏区也因毛主席失势失去了正确领导，从此开始衰落。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王明的“左倾”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自认为马列主义权威的王明虽远在苏联，却强硬地干涉国内的军事指挥。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王明对权力看得非常重，一旦达不到掌权的目的，他就会给革命工作制造麻烦。这也为他将来叛逃苏联埋下了伏笔。
阻挠暴露了王明的野心
回国后，王明负责长江局的工作。在日常事务上，王明根本不把陕北的中央放在眼里，经常口无遮拦，发表一些错误言论，完全是一副中央领导人的态势，其妄图与中央分庭抗礼的野心已经出现。
自认为是马列主义权威的王明本来就看不上毛主席的思想和主张，对于这篇《论持久战》，王明怎么看都不顺眼。王明认为《论持久战》的言论过于消极，毛主席所提出的“抗日战争要经历三个阶段”，王明更是觉得毫无根据。
对于《论持久战》，王明还曾专门写诗嘲讽道：“四亿浮萍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这首诗写得很直白，从诗中我们不难看出王明对持久战理论的怀疑和嘲讽。
王明曾发表过文章，认为通过三年血战，就可以击碎日本的侵略。当时中央不断发电要求《新华日报》刊登《论持久战》，但王明还是置若罔闻，按而不发。最后党内同志的一致要求下，王明才勉强同意把《论持久战》印刷成册子，但还是拒绝在报纸上发表。
王明固执而错误的行为引来了党中央和党内同志的严厉批评，但王明仗着自己有苏联和共产主义做靠山，依然我行我素。《论持久战》在国统区出版后，王明暗自向苏联方面送了几本，希望共产国际和苏联能够对毛主席的“错误理论”引起重视。
《论持久战》在海内外引起热烈反响
经过周总理的推荐，白崇禧等一干国民党要员接触到了《论持久战》。白崇禧在阅读之后感到大喜，他立刻向蒋介石送去了一本。蒋介石看过之后，也是大为赞赏，并指示白崇禧把书里面的精华摘列出来，向全国人民宣传。
后来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结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这句话迅速流传开来，成为中国人在抗战最常用的口号之一。
《论持久战》除了成为国共两党的共识外，也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共中央向当时身在香港的宋庆龄寄了几本《论持久战》，宋庆龄读完后，觉得毛主席对抗战情势分析十分入理。
她迅速找到爱因斯坦等人，把《论持久战》翻译成了英文，准备在西方国家出版。毛主席得知此事后十分高兴，还亲自为英文版写序言。
1938年8月，日军已经形成对武汉的包围，武汉会战以中国失败被迫退出武汉三镇而告终。中国军队的被迫撤退证明了《论持久战》的正确性，也证明了王明所鼓吹的“三年血战”理论是多么不切实际。
在撤出武汉后，由于王明错误思想的影响，长江局已经无法正常展开工作，所以中共中央裁撤了长江局。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王明的左倾主义遭到了党内同志的一致批评，王明也在表面上接受了党的批评。王明虽然遭到批评，仍然在领导岗位上工作。
在“七大”上，毛主席不计前嫌，提议把王明选为中央委员。在建国后，中央对王明仍然委以重任。但王明一直对中央有情绪，一直未真正接受党内批评。
在五十年代，王明找到机会叛逃苏联。在六七十年代，王明甘当苏联反华宣传的枪手，不断发表文章攻击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历史上最著名的叛徒之一。
王明掌权时，对毛主席没有表示过一点尊重，对毛主席开创的革命理论和成绩没有一点认同，甚至不断排挤和架空毛主席。王明失势后，党内虽然对王明展开了批评，但主要是批判他错误的思想，并没有针对王明个人。
毛主席对王明的态度是宽容的，更是开明的，体现了毛主席为人开阔的心胸。而王明呢，以怨报德。两人所作所为对比起来，谁的形象更伟岸，不言自明。
最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事实证明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轨迹和毛主席的设想是一致的。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第一次对侵略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历史验证了毛主席的远见，也将这部《论持久战》纳入了世界经典军事著作的行列。
王明（1904甲辰年~1974年3月27日），安徽金寨县双石乡（时属安徽省六安市）码头村人，原名陈绍禹。——来自头条百科
文/羽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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