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丨毛主席和刘伯承合影
前言
刘伯承对于毛主席非常敬佩，曾言：“我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所给我的。”
然而在红军时期的宁都会议上，刘伯承曾赞同解除毛主席军权，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宁都会议
1932年6月，蒋介石重新集结63万兵力准备对我方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活动。
由于在第三次反“围剿”战役中，我方部队在皖西地区歼灭敌军三万余人，直接威胁到武汉。为此在这次围剿战役中，蒋介石的计划为：率先攻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并对中央苏区实行防御性进攻，准备在鄂豫皖得手后，再大举围攻中央苏区。
在得知蒋介石调集军队的动向后，中央红军便开始“反围剿”作战准备。
中央红军奉命从漳州千里回师北上，在8月上旬时，苏区中央局在兴国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计划。
图丨毛主席
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将毛主席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并且在前方组成以周总理、毛主席、朱老总、王稼祥为核心的“军事最高会议”。
在周、毛、朱、王的领导下，红军的北上作战取得很大的胜利。自从8月17日起，我方部队便接连拿下乐安、宜黄、南丰、宁化四城。
8月24日，我方部队在抵达南城近郊后，关于是否攻打南城的问题，中央局和前方的领导人发生了意见的分歧，并且争论的比较的激烈。
前方领导人的意见为：南城有敌人重兵把守，且城防工事坚固，强攻不利，改令红军在南城、南丰、宜黄之间工作几天，分兵筹款和发动群众。
中央局的意见为：将红军主力部队绕到乐安、宜黄等地迎敌，并且进而威胁和夺取吉安、抚州等中心城市。
对于中央局的意见，毛主席等人于9月23日和25日，两次联名致电中央局：在现有的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没有把握的。
图丨左起 毛主席、周总理、博古、朱德
不过对于他们的主张，中央局还是不同意：要求红军主力积极地出击敌军。26日，周、毛、朱、王再次致电中央局，说明中央局的计划不能执行。
同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老总和总政委毛主席，针对敌人第四次“围剿”做了一系列的军事部署。
其实，以后人的眼光来看的话，毛主席等人所作的部署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中央局却认为，他们的这种部署违背了临时中央的进攻中心城市与敌人主力决战的“积极进攻路线”，是非常“危险”的举动。
为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解决上述日益激化的分歧。为此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和确定第四次反“围剿”的应敌方针。
在这场会议上，双方争论的焦点便是关于前线部队的作战方针问题。
毛主席当时的观点为：不同意红军无条件地离开苏区出击强敌。
根据《毛泽东传》上的记载：
在这场会议上，有人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
图丨毛主席旧照
对于自己的观点，毛主席始终都是坚持的。在这种针锋相对的情况下，留在后方的中央局同志提出：要毛主席离开部队，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的工作。
这个观点无疑是想要解除毛主席的“军权”。
对于毛主席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问题上，双方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
当时周总理、朱老总等人都坚持让毛留下来，而“左”倾领导人则坚决主张调毛泽东到后方去做政府工作。
刘伯承当时作为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参加了这次会议。
尽管当时刘伯承当时的职务并不算太高，但他最特殊的地方在于：1927年到1930年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进行系统的学习。
正是因为如此，刘伯承也被当时的左倾中央称为“党内孙武”。
为此在进行表决的时候，宁都会议的领导们征求刘伯承的意见。由于当时刘伯承刚到苏区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对于毛主席的所有工作，他都不知道，即使是知道也是共产国际理解下的毛主席。
正是如此，刘伯承便支持了大多数人的意见：要毛主席离开部队，到后方主持政府工作。
图丨前排 右二 刘伯承
在宁都会议结束后，刘伯承便被调任为红军总参谋长，开始协助朱老总和周总理在前线指挥作战。
在经过这次会议后，毛主席便离开的部队，离开了他所熟悉的红一方面军。
对于这段历史，毛主席曾这样回忆道：
我这个木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直到遵义会议，他们又把我搬出来，后来才开始香起来了。不过还好，我的脑壳没有被砍掉。
刘伯承思想的转变
刘伯承在成为红军的总参谋长后，面对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在周总理和朱老总的指示下，便主持起草了作战计划，决定采取前三次反“围剿”中总结出来的战略战术。
但是由于这些战略战术，都是基于毛主席军事路线而提出来的，自然是受到“左倾”人士的不满。
为此他们不顾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此悬殊，公然提出：要敢于勇猛地攻击敌人所占城镇，威胁中心城市抚州、南昌，以此调动敌人，破坏其进攻部署。
对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决定，刘伯承曾再三向中央和军委申明，结果无济于事。
中央依旧催促他们去“攻破城防”，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夺取南丰城。
作为党领导下的军事干部，必须执行中央的决定。为此红军队伍便对南丰发动强攻，结果导致部队伤亡很大。
图丨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要图
这时敌人的增援部队也迅速向南丰地区赶来，红军即将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危机。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在经过刘伯承、朱老总等人的商量下决定：打一场伏击战，即黄陂战役！
黄陂战役的胜利，迫使敌军改变自己的策略，导致被我方以优势兵力包围，最终使得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破产。
国民党部队在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便又于1933年9月调动部队，准备对我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
关于国民党部队的进攻计划，以及要采取的战略战术的情报，很快便汇集到刘伯承手中。
为能够制定第五次“反围剿”的计划，为此他便建议尽快召开一次军事会议。
于是，10月中旬，在刚到中央根据地不久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住处，召开了这次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
图丨李德旧照
李德同样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并且学习成绩不错。为此在他毕业后，便被派到中国来担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
在刚开始的时候，刘伯承对于李德还是非常欢迎的。因为在当时不少人对于共产国际还是信任的，认为既然是共产国际派来帮助中国革命的军事顾问，想必一定是个很有能力的人。
然而刘伯承在跟李德的合作过程中，愈发地感觉到他在军事上的不切实际。
当时敌人采取的战术：以稳扎稳打的战法，想要通过堡垒战和持久战，通过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以此来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
尽管当时刘伯承等人一再强调，面对这个严峻的现实，我们应当采取我们擅长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硬碰硬。
不过在博古和李德等人看来：我们现在一定要摆脱那些过时的东西，重新建立一套“新原则”。为此李德提出要敢和敌人打阵地战，要将敌人消灭在阵地前。
图丨博古
最终李德的意见被采纳，然而当时我方跟国军硬碰硬，吃亏的始终是我们自己。
由于在军事上的错误决策，这也导致我方在面对敌军的进攻时，抵挡得很费劲。眼看根据地的面积一天天在缩小，部队在一天天减员。
刘伯承是能够看到这种情况的，为此他便找到李德，提出想要改变作战策略的意见。
“如果我们继续这种拼消耗的战术，不采取灵活机动的方针，那么我们根据地将会丢掉，我们的红军将会拼光！”刘伯承如实地说道。
然而军事顾问李德，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他认为刘伯承的言论，有动摇军心的嫌疑。
为此他便多次向博古建议：应当将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给撤掉。
图丨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人合影
在此期间，毛主席也曾多次提出自己的想法，但却遭到李德等人的拒绝。这也使得我方当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第五次反“围剿”持续一年之久，我方始终未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为此刘伯承便再一次找到李德，提出必须要尽快改变目前这种情况，不然革命会遭到重大挫折，我们就会成为千古罪人。
这种公开的指责激怒了李德，为此他便跟刘伯承争论了起来。这件事情发生后，也很快被博古给知道了，为此他便撤销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让他到五军团担任参谋长。
正是因为刘伯承的亲身经历，这也使得他的思想发生的极大的改变。
在战争中，他渐渐地认识到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毛主席主张的正确性：可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正如同刘伯承所预料的那样，在博古等人的错误领导下，我方的革命又一次遭到重大的挫折。
图丨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
中央红军在经历过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和长征初期的战斗后，自身力量损失严重。为此便引起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纷纷要求改换错误的领导。
同时在长征途中，毛主席对执行王明路线的一些领导同志做了耐心的工作，使得他们很快觉悟过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这场会议上，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受到大家的批评。在这次关键的会议上，刘伯承已经不再是那个不清楚中国革命形势的人，在经过多年战火的磨练后，他显得更加的成熟。
对于毛主席的观点，有了系统而深刻的认知。为此，在轮到他发言时，他几次批评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支持了毛主席正确的军事路线及领导地位。
图丨党七大会场
尽管刘伯承的思想已经转变过来，但对于自己当初所犯下的错，他并没有选择原谅自己。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上，刘伯承曾对自己在宁都会议上错误的表态，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检讨。
节选《刘伯承传》 ：
从我本身来说，我自己反省我的历史，我自入党那天起，就叫我“听招呼”，因为我是从旧军队里出来的，我自己晓得，我不是‘既不能令，又不能受命’的这样一种人。……我在党内将近20年了，犯了一次严重的错误，就是宁都会议。由于我政治上落后，单纯军事观点，从战术上看问题，所以对当时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起到了支援作用……这个错误促使我自己反省。
不得不说，在面对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时，刘伯承敢于去面对反省，敢于接受别人的指正，这一点是令人敬佩的。
毛主席对他的态度
因为宁都会议的事情，后来刘伯承还专门向毛主席道歉。不过当主席在得到他的来意时，便笑着说道：“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就无需再提了，你是我军的人才，要好好发挥你的军事才能啊。”
对于刘伯承，毛主席还是非常器重的，并没有因为过去的事情而怪罪于他。
之前刘伯承因为跟李德争吵的缘故，被撤去红军总参谋的职务。在长征途中，刘伯承被重新任命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参与到长征的指挥工作中。
图丨刘伯承
在此期间，毛主席非常信任他，多次委托刘伯承指挥关键战斗。其中，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等战役，就是毛主席和刘伯承亲自组织和指挥的。
通过上述事情，我们可以看出来：毛主席并没有因为宁都会议一事，而对刘伯承产生偏见！
在此之后，刘伯承一直都是我军高级领导人之一。
在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被任命为129师师长；在解放战争期间，刘伯承担任二野司令员；在建国后，毛主席本想让他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但刘伯承却委婉的拒绝了。
在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便考虑到：在现代战争条件下，部队军官培训质量的好坏，极大影响部队的战斗力，所以办军事学院，应当选拔卓越的军事将领去主持。
当时在毛主席脑海中，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将军便是：刘伯承！
1950年，毛主席便给刘伯承写了一封亲笔信，要他回京筹办陆军大学事宜。刘伯承在收到毛主席的信件后，便立刻交接完工作赶回北京。
图丨毛主席在办公
关于陆军大学的创办，原本按照毛主席的想法，是想要建立在北京。
不过当时刘伯承在考虑到国家正值经济恢复期，新建一所大学难免会给国家造成一定的负担。外加上宿舍等工程竣工后，还得拖延一段时间，为此他便建议道：“可以用南京华东军政大学的校址为陆军大学的校址。”
刘伯承的建议，自然是得到毛主席的认可。
在筹办大学期间，刘伯承认真地研究了毛主席的指示及意见，对创建陆军大学有了比较成熟系统的设想和计划。
11月13日，刘伯承向毛主席呈送了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并且建立将陆军大学更名为解放军军事学院。
毛主席在仔细阅读后，对于刘伯承的工作给予赞扬和肯定，对于他的提议也非常地认可。
图丨刘伯承元帅
1950年11月，刘伯承辞别毛主席，带着创办军事学院的重任赶往南京。
在学校建好后，刘伯承便担任了七年的院长兼政委，为我国培育出大批的军事人才。
对于他的所作所为，毛主席曾这样评价：“刘伯承对我国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党内，不少将帅都对他有着极高的评价。
邓小平曾言：“伯承是我的老师，是我尊敬的长者。”
朱老总曾说：“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是国家不可多得的将才。”
图丨刘帅在办公
当然，对于这些称赞，刘伯承元帅很谦虚：
“我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了。”
纵观刘伯承元帅的一生，他当得起这些对他的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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