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永魁
张秀山比习仲勋大两岁，他们都曾受党的派遣在西北地区的军阀部队做兵运工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们共同为陕甘边苏区的创建和发展壮大呕心沥血，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共同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作出了巨大贡献。后来，习仲勋这样评述与张秀山之间的感情：“秀山是1932年11月间来到陕甘游击队。我们在工作中有过多次交接，1933年6月，我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在陈家坡战斗中负伤后，秀山接替我任政委。1941年秀山任绥德地委书记，他因肺病回延安休养，我接替他的职务。革命生涯将我们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
◆张秀山
1933年春，陕甘边特委成立，秦武山任特委书记，习仲勋和张秀山任特委委员。同年8月，在陈家坡会议上，秦武山、习仲勋和张秀山三人轮流主持会议，共同反对右倾悲观失望情绪。1934年5月，陕甘边特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恢复和加强陕甘边特委工作，选举张秀山为特委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委员。在1935年的错误“肃反”中，张秀山和习仲勋同时被捕下狱。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才被释放。
1939年，张秀山任绥德特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在绥德期间，张秀山同国民党开展了针锋相对的反磨擦斗争。绥德经济、文化比较发达，集中了不少有名望的地主、绅士，如后来成为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安文钦等，张秀山对他们做了大量的团结说服教育工作，在贯彻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方面作出了典范。1940年9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高岗任书记，习仲勋和张秀山等19人为中央局委员。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高干会议在延安召开。在讨论中，与会同志纷纷提出西北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特别是1935年“肃反”中的问题，大家一致要求，要用整党整风的精神来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和教训，明确是非，总结经验，达到思想上的统一和党的团结。经过党中央研究批准，大会领导小组接受了大家的意见。这样，从11月2日开始，会议关于整党问题由分组讨论转为结合西北党的历史进行整风的大会讨论。习仲勋和张秀山都在会上发言，以亲身经历的事实，讲述和批评陕北“左”倾错误路线给西北革命和根据地造成的严重危害，尤其是“左”倾肃反造成的严重后果和影响。任弼时在会议发言中点名表扬了习仲勋、张秀山等同志，称赞他们“在任何环境下，都表现了对党的一贯忠诚，能够坚持布尔什维克党的原则和立场，他们所想的和所做的都是合乎党的利益的”。
◆1939年秋西北革命根据地部分干部延河边合影，后排左一为张秀山。
西北局高干会议结束后，习仲勋赴绥德接替张秀山任特委书记。在绥德期间，习仲勋与张秀山一样，严格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他的精心安排和领导下，1944年冬，绥德分区6县在选举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过程中，严格贯彻党中央提出的“三三制”原则，共选出议员846名。著名绅士霍祝三担任了绥德县县长，原国民党八十四师旅长刘杰三任边区参议员，知识分子姬伯雄被选为米脂县县长。习仲勋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安文钦也建立了很好的统战关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秀山被派往东北地区工作。1954年因涉及高岗问题受到撤职处分。习仲勋则先在西北地区工作，后调到中央。1962年蒙冤受屈，历经磨难，长达16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秀山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习仲勋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两位古稀之年的老战友又继续一起为党工作。
◆习仲勋与张秀山。
1996年8月，张秀山逝世。翌年8月，84岁的习仲勋与伍修权、马文瑞、张策、张邦英、马洪共同撰写了《浴血奋战陕甘 呕心沥血松辽——深切怀念张秀山同志》一文，悼念这位老战友。
2002年5月，习仲勋去世前夕，还为张秀山的遗作《我的八十五年》作序。他在序言中写道：“我要说，秀山同志是一位正直的人。战争时期的情况书中已经讲述，我仅说解放后的两件事：1959年庐山会议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彭、黄反党集团’问题，秀山同志被接到北京参加揭发彭德怀同志的会议，在会上，他没有发言；‘文革’期间，造反派要他参加造反，他俨然拒绝，他说：‘要说造反，我30多年前就造反了，不过那是造旧社会的反，我不能参加你们这种造反。’从秀山身上清楚地看到他光明磊落、为人质朴的可贵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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