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晚清以降，上海便是中国外交官的摇篮。清朝李凤苞，民国顾维钧，新中国建立以来，更是一大批活跃于国际舞台的外交官或生于上海，或求学于上海，或与上海有千丝万缕联系。如今，即便他们离开原先外交工作岗位，但其宝贵经历、所思所想，依然值得我们耐心倾听。
本文为《海上外交官》系列第三篇。
专访姜锋是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行政楼7楼会议室内。与其他高级外交官不同，姜锋的外交官生涯都在德国一地，从1990年到2013年间，从三等秘书到公使衔参赞，2014年初来到上外，担任党委书记至今。
在许多人眼中，德国罩着一层神秘面纱。世界上没有哪国像它那样充满双重性：一个充满人文主义的国度，却成为两次大战的策源地；一个诞生黑格尔、贝多芬、歌德的国度，却也有希特勒、戈培尔与戈林，以至于当德国致力于欧洲一体化时，周边国家仍对其心有余悸。
本月22日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数据，2020年中德双边贸易总额同比增长3%，约为2121亿欧元。中国连续第五年成为德国最重要贸易伙伴。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大环境下，德国分量会越来越重，中德关系只会越来越重要，需要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个国家。
因为长期在德工作生活，姜锋有机会更深入、更细致去感受这个国家。他引用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在其代表作《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中的话解释“复杂的德国”——“这个国家像一辆双层公共汽车，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有着各自的发展道路，上面的乘客极目远眺、饱览旖旎风光，但不能影响到汽车的方向，坐在下层掌握方向盘的司机根本无暇顾及他们。所以公共汽车走的方向同上层看得很远的人不是同一个方向。”
这是路德维希在希特勒发动“二战”后，对自己民族的痛苦反思。这种责之切源于爱之深，用他的话说，“把德国所有皇帝和首相加起来，也比不上莫扎特与舒伯特，比不上丢勒和科隆大教堂，没有任何一次德国的胜利能与她的艺术、绘画相媲美。”
于是，与姜锋的交流就从一幅画开始。
民族性：恶劣环境下的“随机应变”
上观新闻：感觉德国像本很难读懂的书。
姜锋：在驻德使馆工作期间，我曾陪同马灿荣、史明德两位大使向德国总统递交国书。这是很隆重的典礼，礼宾官先把客人引导到总统府右侧花园厅稍候。大厅挂着两幅画——右侧是腓特烈大帝，左侧是其父“士兵国王”威廉。总统府客厅是极具象征性的场所，在此挂腓特烈大帝的像，想来定有深意。了解德国民族性，不妨从这位君主说起。
腓特烈在1740年成为普鲁士国王。当王储时，他是和平主义者，曾著书反对马基雅维利的观点，主张为政以德，反对为权力而不择手段并反对战争。然而继位后，这位国王却发动多次战争，普鲁士开疆扩土，成为欧洲军事强国。腓特烈是位独处的君主，别人无法了解他如何做出选择。这让我想到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出人意料的“统一十点计划”，据说公布前外长根舍还不知情。还有就是默克尔总理核能政策的转变，她曾是核能的支持者，但2011年发生福岛核泄漏后，她迅速下令逐步关闭境内所有核电站，令各方惊讶。
尽管不能简单联系，但在和平与战争间、在支持与反对核电间及民族统一不同策略间，德国政治人物能因时而变，且快速切换，这恐怕不只是偶然，或许还是政治文化历史的必然。
上观新闻：这与外界认为的“古板”德国人不一样?
姜锋：德国政治人物的“随机应变”与其“悲惨”历史地理环境有关。强大德国只存于近现代，在中世纪开始，德意志民族生存环境就非常恶劣，土地贫瘠、气候严寒、外族入侵、资源匮乏、长期处在分裂状态，最多时有300多个邦国。所谓“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有名无实，伏尔泰曾说这个“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没有罗马，更不是帝国。即便1871年普鲁士统一德国，但统一也是分裂的统一。南部奥地利被排除在外，统一的德国无奈成为小德意志。
上观新闻：这段历史如何影响德国民族？
姜锋：尽管德意志民族历史上多是四分五裂的小国寡民，但他们思想中的“神圣帝国”却生存近千年，直到1806年帝国解体。有时人们觉得，德国人是“思想巨人”，应该与他们特殊的历史经验有关——想得大，有替天行道的抱负，这也包括在外交上格外强调普世价值等，不仅要管自己的事，还要管大家的事。
再回到腓特烈大帝。他应该是普鲁士打仗最多的君王之一，屡处绝境，每次都要留下遗嘱，内容多为军队固然重要，但国王首先要收好税、管好账。因为那时普鲁士领土分散、交通不便，高效的行政管理显得非常重要。这一传统被延续至今，德国行政管理得井井有序。
再比如，过去普鲁士在欧洲被视作“野蛮民族”，国王很自卑，腓特烈大帝甚至鄙视自己的母语德语，他用法文写作，在波茨坦修建柏林的凡尔赛宫——“无忧宫”。他与几乎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康德没什么来往，却和法国人伏尔泰交往密切。自卑感会更让人更愿学他人长处、发奋图强，“哀兵必胜”，德意志民族近代逐渐崛起与此不无关系。不过，自卑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变成自傲，比如德法间几百年来的纠缠，这是问题的另一面。
与时任驻德大使吴红波（中）、德国联邦教研部部长沙万女士（左）合影。
价值观：逼仄空间致只能“向上看”“往里走”
上观新闻：这些历史会不会影响德国“形而上”那部分？
姜锋：德国总统府总统办公桌背后有幅“魏玛缪斯庭院”油画，上面绘有歌德、席勒、洪堡等大文豪。政治概念上、领土意义上的统一德国，是在这些大家逝世几十年后的1871年才出现。但谁能说这之前德国就不存在呢？德国强烈存在于文化中。黑格尔曾说，德国不是一个国家，又是一个国家，是存在于思想中的国家。对于这个民族来说，文化事关民族的存亡与身份的认同。
魏玛缪斯庭院。
上观新闻：文化的背后是思想。
姜锋：德国人的思想性，很大程度是由它逼仄的生存空间所造成的。长期处于被外界挤压的状态，迫使这个民族只能“向上看”“往里走”。也就是康德说的，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黑格尔还想出“绝对世界”概念，“人不再是孤立的，人这个小宇宙已经融入到大宇宙之中。”
德国人建构的世界往往存在思想中，并非现实中。这造成德国民族的高思辨性。精英阶层认为，思想的存在比物质的存在高贵很多。直到现在，“物质主义”这个词在德国还是被人看不太上。
同样，德国人很注重“独处”的能力，德文叫“Einsamkeit”。人要时常同自己对话，类似我们说的“君子慎独”。但中国的“慎独”是种道德观念，在德国，独处是生活状态和生存哲学。
上观新闻：思想性会确立民族的价值观。
姜锋：在德国人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中，时间与空间概念非常重要。时间，是对历史的把握；空间，是对地理的把握。这也就是为什么德国人执着于古典学，甚至认为这是学问的至高，要把历史在当时空间与时间中研究透彻。对德国人来说，历史永远是现在，而不仅是过去那部分。研究古希腊文化，他们视同己出，是投入式研究，是文化的自我认同。
这种情况下，古埃及学、亚述学、古希腊学、印度学等古典学科研究重镇都在德国。当年，季羡林先生就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吐火罗文、梵文与巴利文，即便上课时只有三两个学生，老师也在认真传道授业。
正因为对于时间与空间的执着，德国精英甚至认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只是物理上的距离，更多是在思想上、哲学上的距离。当然，这种观念不能走极端，否则就会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德国有过惨痛的教训。
在萨克森州发表演讲，时任萨克森州州长Stanislaw Tillich出席活动。
教育观：解决理念现实和逻辑现实问题
上观新闻：对于外界而言，德国教育也很特殊。
姜锋：对普鲁士而言，国家有两大支柱——军队和教育。教育总监洪堡在给国王奏折中说，建大学是让普鲁士光辉照耀整个欧洲。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教育盛极一时，据说，1900年美国在德留学人员有五千多人。那时，学术作品如果不用德文出版，影响力会小很多。
德国教育的目标是解决现实问题，包括理念现实和逻辑现实问题。一方面，思想上的现实问题，靠人文科学解决。德国在此有着深厚的积淀。比如，勃兰登堡科学院的古罗马拉丁碑文语料库研究项目，已延续了160多年，第一代学者蒙森于1903年逝世，换了一代又一代的项目负责人，事业至今仍在进行，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做事需要恒心，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同样如此。
另一方面，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要靠科学解决。比如，学习汽车维修，我们会从汽车原理学起，之后再进行实操。德国相反，先让学生拆解汽车，等学生无法组装，老师才开始教汽车原理。德国教育问题导向非常清晰。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德国教育强调先发现问题，再思考如何解决问题，“实践联系理论”。不像我们通常习惯理论联系实际。
上观新闻：学习汽修就是德国的职业教育吗？
姜锋：是的。德国职业教育源于“帮”。中世纪开始，德国每个行业会形成自己的“帮”，干手工活的人，教书的人，乞讨的人都有自己的帮，为本行业定规矩、照顾本帮成员，包括培训手艺，这就是职业教育的雏形。如今，职业教育由“帮”的现代形式——工业协会、手工行会等管理。
当代德国职业教育还能看到“帮”的影子。学生通常一周5天学习，3天在工厂实践，2天在学校上课。学生必须两天在学校学习，是国家从行会“抢”过来的时间，是对带有帮会痕迹职业培训体系的“国有化”，体现国家要培养国家公民的意志。至今，德国政府一般不直接干涉职业教育过程，而是在制定职业标准前，与行会协商并统一意见，形成以国家名义发布的法规，具体实施则多由协会负责，后者代行国家行政权力。
再就是德国独特高等教育制度，既有研究型大学，也有职业技术学院，或是企业作为主体与高校举办高等应用教育课程，充分融合社会与教育机构的资源和动力，面向应用培养人才。理论研究与技术应用，两者互为补充，为德国制造提供全链条人力支持。
上观新闻：这种制度会不会出现短板？
姜锋：由于历史原因，德国教育存在中央与地方、不同领域间分权的问题。分权的好处是能调动各方积极性，以分促合，劣势是决策受到多方掣肘。一旦进入动荡时期，就会出现问题。
以这次疫情为例。德国教育模式从课堂改为网上授课后，亟须需制定标准。联邦各党派间、联邦和各州、州与行会间都要协调，但环节越多，效率就越低。联邦政府拨款50亿欧元给学校买电脑，但钱在那儿，就是没法用。
此外，德国教育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即他们通常说的价值教育或政治教育。联邦、各州都设有政治教育中心，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基金会。他们称是培养德国公民的民主、自由、法制精神，实际上是培养对德国政治制度的认同与忠诚度，培养德意志价值观和自豪感。教育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正如刚说的，对传统职业教育的“国有化”本身就是形式形态问题。
访问图宾根大学，受访者（前排左三）与该校校长和学者合影。
历史观：历史没有选择，但又不得不选择
上观新闻：德国民众如何看待那些残酷的本国历史？
姜锋：与对“一战”态度多元不同，德国社会对于“二战”认识比较统一。绝大多数德国人，包括社会精英都认同，“二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也要看到，随着经历战争的那代德国人逐渐老去，战后出生的那代人成为社会中坚，德国对“二战”的记忆悄然发生改变。尽管每年大量反思“二战”活动还在进行，民众的参与不会少，但感情的参与会不会少呢？
还有一点，过去对于那段历史的深刻反思，让德国部分人自认为掌握了民主自由的真理，进而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德国著名学者勒盆尼斯（Wolf Lepenies）就曾告诫德国不要热衷于教训别人。德国小城魏玛是个很具象征意义之处，那里既有歌德、席勒，也有集中营，这些都是德国历史。历史没有选择，但又不得不选择，德国的历史观有时很纠结。
上观新闻：那他们如何看待之后的东西德历史呢？
姜锋：两德分裂是冷战的产物。东德强调集体主义与社会民主，西德强调个体主义与个人民主。在东德，房屋由国家提供，医疗就学由国家安排。这个理想是好的，但生产力跟不上，使这一模式难以为继。
两德统一时，东德经济状况非常差。工人工资要削减近40%，生产率才大致与西德相当。统一后，东德人感到成了“二等公民”。西德人觉得统一是西德制度的胜利，这就成了意识形态上价值优劣的问题，东德人难以接受。如果一家工厂倒闭了，你说经营者没有经营好，他可能接受，但如果你说他人不好，他怎么能够接受？即便至今，东西德地区的隔阂还没消除。
上观新闻：即便如此，统一后的德国依然成为欧洲“发动机”。
姜锋：德国在欧洲会越来越强大，甚至出现“独大”。问题是，德国可以管好衰落时的自己，但管不好强大时的自己，历史上有教训。这对于后默克尔时代的政治家提出新的考验。
受访者（左二）在离任履新欢送会上与原德国联邦教研部部长沙万女士、原柏林教育部长楚尔纳教授、原德国文教部长联席会议主席蒂斯教授等合影。
上观新闻：那么德国人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
姜锋：德国对中国的认知在不断变化。腓特烈大帝很崇尚中国，把自己视作德国北方的中国皇帝。到19世纪末出现大转弯，德皇威廉二世派遣对华远征军，八国联军中瓦德西的角色很不光彩。改革开放前，德国觉得中国很神秘，改革开放后，德国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重要目的国，德国也认为要帮助落后的中国。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改革发展提速，经济力量快速上升，德国流行一句话——“向中国学习，就是学习成功”。
近几年，德国视中国为“竞争者、合作者与对手”。不过经历特朗普时期，德国对华关系政策中的理性成分越来越强，在中美间保持战略自主，不轻易选边站队。这场新冠疫情中，中国越来越显示出贡献者、建设者的国际责任，这一点德国主流看得清，但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壮大对欧美制度是个威胁，要“坚决应对”。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相信随着时间会得到广泛认同。
上观新闻：也就是常说的，处理好国际关系，关键在我。
姜锋：我对此深有体会。1990年我首次驻德时，德国朋友以同情的眼光看中国；等1996年我再度驻德时，德方人士越来越想听中国的声音；当我2008年三度驻德时发现，一个没有中国参加的国际会议，很难说是成功的国际会议。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与中德关系的变化，可见一斑。
中德两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都有鲜明的理性传统，这为两国关系不断深入积极发展奠定了基础，相信两国互动会增加两国人民的福祉，也会为动荡的世界增添稳定。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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