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的河南，百姓们面临着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吃”的问题。
一个人饿到了极点，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在当时的河南，有千百万人饿到了极点，面临着吃的问题。
在那几年，无数可怕的事情在发生：百姓们所遭受的，他们为了活命所做出的。
南京与河南
蒋介石想要打败日本，从来不想着依靠人民的力量，只幻想着建立国际军事同盟，去国际上寻找盟友。
“珍珠港事件”后，蒋介石将目光放到了国际上，与罗斯福、丘吉尔这些人交涉，以谋求国际伙伴的帮助。
但是，别人的帮助毕竟是不可抗力，随着外部补给线被破坏，国军的后勤供应出现困难。
所以，南京城里的贵人们只把注意力放到国际上，放到英美等强国上，放到怎样给军队搞好后勤上。
除此之外，国内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西南以外的地区逐渐脱离国民党的控制。
这些贵人们只好把供养军队的重担放到农民身上，尤其是四川等少数几个富庶省份上。
可是，1938年，蒋介石下令炸开黄河大堤，来阻挡日军的前进。这些被淹地区成为了黄泛区，粮食颗粒无收。
1942年春夏，大旱席卷河南，高温与缺水杀死了绝大部分庄稼。
再加上河南四大害“水旱蝗汤”中的汤恩伯部队，强征军粮，强征壮丁，河南老百姓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
在南京城里讲着洋文、喝着洋酒、、吃着西餐、跳着洋舞的国民政府贵人们，不会想到中原腹地河南百姓们正面临着“吃”的问题。
饥饿与生存
1943年2月，河南记者李蕤来到了灾区，一路上见到了许多非人的景象：“在从义井铺到偃师这一路上，我见到3具尸体横在马路旁。其中一个是老人，他脸朝下趴在路边的麦田里，不知谁把他的衣服都剥掉了。”
李蕤来到了老家，看到村里的婶子没有吃的，饿了几天，就把床上的破枕头拆开，找出里面的谷糠，磨成碎末，填饱了肚子。
这时候，平常人都不吃的东西被卖出了高价。一捆树叶，要一元钱；榨油剩下的渣滓，要八元钱一斤；河里的苲草，要三元钱一斤；甘薯根（不是甘薯）磨成的面，要十元钱一斤；榆皮面要五元钱才能吃一次。
河南的老百姓们已经穷得叮当响了，只剩下一条命了，去哪花这么多的钱买这些吃的。
他们只好找干了的柿子叶，剩下的柿子蒂，蒺藜碾碎后的粉末，甚至许多人聚集在洛河岸边，弯下身子捡大雁粪。他们把捡到的鸟粪用水淘洗，挑出其中还未完全消化的草籽，用来果腹。
有些农民把一家子叫到一起，合伙吃了一顿饱饭。吃饱喝足后，才告诉家人，饭里下了毒药。
在这种情况下，国军还要征粮，郑县有一户姓李的人家，把最后一点粮食交上去后，全家跳河自杀了。
饥荒与逃荒
河南没了活路，老百姓开始逃荒了。拖儿带女、扶老携幼还是好的，有些父母把孩子绑在树上，为得不让他们在要饭路上拖累父母。
1942年，担任河南省建设部部长的张仲鲁前往河南农村视察灾情：“沿途灾民，有挖草根的，有摘树叶的，还有剥树皮的。从郑州循大路南行，乞食逃荒的人络绎不绝，景象凄惨，令人目不忍睹。”
百姓去逃荒，指望着爬上通往陕西的火车，找条活路。他们见到火车就争抢着去爬，爬到车顶，站到车轮上，有连等数日都爬不上火车的。在火车上，睡着掉下去的，天冷抓不住车掉下去的，不计其数。火车开进涵洞，车顶上的人被摔死的、挤死的，也不计其数。
卖人的“人市”也正大光明地出现了。一对夫妇无法生活了，丈夫要把妻子卖出去，临分手时，妻子说：“我的裤子质量比较好，咱俩脱了换一下吧。”这是电影《1942》中的片段，却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方城城外。
在逃荒路上，卖儿鬻女的很常见。只拿几个馍馍，就可以换一个小孩，到了后期，卖儿卖女，不问价钱，只要有人要，就千恩万谢地相送。
吃人与被吃
讽刺的是，河南许多县都有私仓积谷的制度，灾荒发生后，根本没人开仓放粮，为何？以往收来的粮食都被官员私自卖了。可气的是，灾区城市内的饭馆正常营业，老百姓们到了吃树皮、拾鸟粪的地步。
美国记者白修德来到灾区看到：“狗在路旁啃着人的尸体，农民在夜幕的掩护下寻找死人的肉吃，无尽的废弃村庄，乞丐会集在每一个城门口。弃婴在每一条道路上号哭和死去。”
是的，可怜的河南人民，为了活下去，开始吃人了。
最痛心的是，有些爹娘吃掉了自己的骨肉。一位妈妈因为吃掉自己的孩子被关押，她为自己辩解，孩子先饿死了，她才吃的肉。
河南大饥荒，从1942年7月持续到1943年春天，总共有1200万人受灾，大约有150万人饿死。
河南不少村庄，饥荒过后都没有人了，要么被饿死，要么死在了逃荒路上，成功逃往外地的当属老天保佑了。
1942年，离如今才几十年，可大饥荒的景象一定不会再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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