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个诗歌的年代，其中豪气凛然的边塞诗无疑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若谈及边塞诗，王维所作的《使至塞上》无论如何不会缺席：“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这首诗是王维在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奉诏出塞巡边时所作。他所以会奉旨出塞，源于唐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在青海西部对吐蕃的一场大胜。
关于这次青海之胜，唐史多有记载。《旧唐书·玄宗纪》载：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三月乙卯，河西节度使崔希逸自凉州南率众入吐蕃界二千余里。己亥，希逸至青海西郎佐素文子紫与贼相遇，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新唐书》记载：“二十五年三月辛卯，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与吐蕃战于青海，败之。”《资治通鉴》说：“二月，河西节度使崔希逸袭吐蕃，破之于青海西。”《方镇年表》说：“二月，河西节度使崔希逸袭破吐蕃，破之青海西，吐蕃复绝朝贡。”因此，王维此次出塞巡边的主要任务，是代表朝廷去崔希逸处宣慰战功。
作为唐朝开元年间名臣名将，崔希逸一生政绩卓著，在对吐蕃的战争中功勋赫赫，官至河西节度使（兼任凉州都督），执掌一方兵权。
河西节度使所控制的区域，位于河西走廊的咽喉部位，是中原地区连接西域的锁匙。有唐一代，对河西的重视贯穿始终，“节度使”的官名便肇始于河西。
据《唐方镇年表》记载，唐朝选任的河西节度使一共二十六人，除宗室、宰相遥领外，余者均骁勇善战之人。名将贺拔延嗣、王倕、夫蒙灵察、王忠嗣、安思顺、哥舒翰、郭子仪都曾担任或兼任河西节度使的职务。
按常理来说，以崔希逸的文治武功，两《唐书》应大写特写才对，即便做不到单独列传，与人合传也是起码的待遇。可崔希逸不但唐书无传，就连崔氏族谱里都没他的名字，这真是奇哉怪也！
要说到隋唐时期的崔氏，那可是当时顶级的大豪门之一。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记载：“崔氏定著十房：一曰郑州，二曰鄢陵，三曰南祖，四曰清河大房，五曰清河小房，六曰清河青州房，七曰博陵安平房，八曰博陵大房，九曰博陵第二房，十曰博陵第三房。”虽然跟号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韦、杜两家比起来略逊一筹，但人家崔氏出了23个宰相，要说算不上大豪门谁都不信。
但崔希逸这位官至从二品的人却不见于崔氏所有家谱以及姓氏录，似乎大家都在躲着他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要想把这件事说清楚，我们先来看看崔希逸的为官经历。
由于崔希逸在唐书里无传，我们对他的经历只能从史料中的只言片语来揣摩。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在玄宗开元九年（721年）时，崔希逸已经是名动朝野的大名士了。
《旧唐书·李憕传》记载：“九年，（张说）入为相，（李）憕又为长安尉。属宇文融为御史，括田户，奏知名之士慕容珣、崔希逸、裴宽、咸廙业、宇文顺等为判官，摄监察御史，分路检察，以课并迁监察御史。”
唐人杜佑在《通典》中，对此事记载的更为详细，“长安尉裴宽等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往天下。慕容珣、裴宽、崔希逸、……等，皆知名士。判官得人，于此为盛，其后多至显秩。所在检责田畴，招携户口。其新附客户，则免其六年赋调，但轻税入官。”
在向朝廷举荐为官的二十九人中，崔希逸能与慕容珣、裴宽等人并列，足见其已有了足够的个人声望。
在这次“检责田畴，招携户口”的履职中，包括崔希逸在内的名士们干得颇为出色，“得户八十余万”，朝廷授予其“监察御史”的官职。
开元十八年（730年），崔希逸再次出现在唐史里，这时他已官至郑州刺史，成了主政一方的大员。《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条”，“上大悦。寻以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江淮、河南转运都使。以郑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萧炅为副。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陆运之佣四十万贯。”郑州在唐代是连通两京与河北道、河南道及江南地区的交通要冲，因此也成为唐代漕运的关键节点。崔希逸在兼任河南转运副使期间，“运七百万石，省陆运之佣四十万贯”，可谓不辱使命。等到转运使裴耀卿入朝为相后，崔希逸继任正使。漕运在他的主持下，效率更高，“岁运百八十万石，其后以太仓积粟有余，岁减槽数十万石”
从主持漕运的经历看，崔希逸显然不是谈风弄月类型的名士，他能将数以百万计的漕运货物梳理得井井有条，无疑在系统组织和运作方面极有才干。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秋，崔希逸第三次在唐史中现身。这次他被赋予了更重要的岗位，以中书省右散骑常侍的身份，接替牛仙客为河西节度使。从此，崔希逸开始了其宦途中最煊赫、最怅恨的戎马生涯。就在此年爆发的唐、蕃的战争，让崔希逸的命运变得无比诡谲。
唐蕃之间的国战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都属罕见，两个霸主级的大帝国，在东至剑南西至勃律，绵延数千公里的战线上，互相攻杀近200年，有史料记载的大战多达190余次。
在这场绵延十几代人的酣战中，剑南战场双方僵持不下，西域战场唐军稍占上风，但河陇战场却始终处于吐蕃进攻，唐朝苦守的局面。因而，凭借青海、甘南草原的补给优势，截断河西走廊，一直都是吐蕃王朝国家拓展的主要战略方向。而对于唐朝来说，失去河西走廊的孔道，就意味着关中、西域首尾不能相顾。早在唐太宗时期，褚遂良就明确指出，“河西者，中国之心腹”。
在玄宗开元年间，吐蕃对唐朝的进攻态势依旧没有改变。
例如，开元十五年（727年），吐蕃赞普亲征，绕道河西西部，攻陷瓜州，又与突骑施连兵攻安西。但唐朝也不是没有还手之力，如开元二年（714年）秋，吐蕃大将坌达延、乞力徐率兵十余万攻临眺、兰州、渭州。唐陇右防御使薛讷、太仆少卿王晙反击，于武街驿大败蕃军。
又如，开元十年（722年），吐蕃夺取小勃律九城，张孝篙派疏勒副使张思礼与小勃律夹击吐蕃，收复失地。
随着玄宗时期，唐朝国力持续提升，军队的战斗力也得以恢复。唐军打出了一系列漂亮的反击战，其中尤以哥舒翰在青海门源和石堡城的大胜为最，唐境向西拓地千里。
战争态势的逆转，给两国会盟创造的机会。
开元十七年（729年）吐蕃赞普上表请和，两国分别于开元十八年（730年）和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在赤岭划界立碑。纷乱了几十年的唐蕃边境，迎来了一小段难得的宁静岁月。
崔希逸赴任河西节度使，恰好在两次会盟之后，河西相对和平的时期。可见，玄宗让他担任如此重要的岗位，未见得是看重他的军事能力，而是倚重他在漕运时期展现的协调组织能力。
要知道，经营河西并不是单纯的战场对决。
武则天时期，经营河陇出色的守将，基本都是黑齿常之、娄师德、郭元振，这种政治民生手段出色的类型。
估计，崔希逸到任河西是李隆基希望他能在屯田、民生等方面有所建树，扎紧河西的篱笆，让吐蕃打不进来。只可惜，河西这段和平的岁月实在太过短暂。很快，两国边境上的主战派就开始蠢蠢欲动了。《旧唐书·吐蕃传下》载，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吐蕃西击勃律，遣使来告急。上使报吐蕃，令其罢兵。吐蕃不受诏，遂攻破勃律国，上甚怒之”。
这次遥远西域的军事行动中，已经会盟合约的吐蕃降服了小勃律，并在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将吐蕃赞普的姐姐嫁给小勃律王，导致其周围20余国都归附吐蕃，不再向唐朝贡。唐朝西方门户被夺，因而唐玄宗才会“甚怒之”。
但反观青海地区，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模样。
崔希逸上任之初、一直在努力经营河西的和平局面。
在《旧唐书·吐蕃传》里记载，崔希逸和吐蕃青海守将乞力徐关系颇佳，二人间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的关系。在唐蕃两国已经会盟较好的态势下，“时吐蕃与汉树栅为界，置守捉使。希逸谓吐蕃将乞力徐曰:‘两国和好，何须守捉，妨人耕种。请皆罢之，以成一家，岂小善也？’”乞力徐听到后有点疑惑，说道：“常侍忠厚，必是诚言。但恐朝廷未必皆相信任。万一有人交构，掩吾小备，后悔无益也。”
以当时情况来看，崔希逸从两国合盟的角度出发，请求双方军队撤军，避免擦枪走火未必是心怀诡计。“希逸固请之，遂发使与乞力徐杀白狗为盟，各去守备。于是，吐蕃畜牧被野。”
但问题是，崔希逸从边将层面构建的和平信任，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
次年，崔希逸的侍官，也是他的好友孙诲入朝奏事。他为取悦正在盛怒之中的玄宗皇帝，故意隐去了双方盟誓一事，只是将吐蕃放松警惕的事实上奏，并建议乘其不备掩杀之。“会希逸兼人孙诲入奏诏，自欲求功，奏称吐蕃无备，请掩击，必大获。上命内给事赵惠徐与诲偕往，审查事宜，惠徐等至，则矫诏令希逸袭之。希逸不得已，发兵自凉州南入吐蕃二千余里，至青海西，与吐蕃战，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自是吐蕃复绝朝贡”。
此战之后，揹着破盟攻杀黑锅的崔希逸心情十分沉重。但职责所在，令其不敢稍有疏忽。他心里很清楚，青海突袭战的胜果，对吐蕃根本算不得伤筋动骨。吐蕃的报复很快就会到来，为此他特别加强了河西防御的力度。
果不出他所料，开元二十六年（738年）三月，吐蕃军队大入河西。早有防备的崔希逸领兵抗击，再次大败吐蕃。
差不多就在此战期间，崔希逸写下了《燕支行营》一诗：“天平四塞尽黄沙，寒冷三春少物华。忽见天山飞下雪，疑是前庭有落花”。诗中所写河西苦寒的自然景象，其实也是崔希逸内心的写照。
作为一个在儒家思想教育下长大的名士，崔希逸大半生都谨守着“礼义廉耻”人生信条，是个懂廉耻、守信义、有底线的官吏。
在《大唐新语》记载这样一件事，“牛仙客为凉州都督，节财省费，军储所积万计。崔希逸代之，具以闻。诏刑部尚书张利贞复之，有实。玄宗大悦，将拜为尚书。”从此事可见，崔希逸并不是贪功之人。
连续两次击败吐蕃，虽然皇帝大悦，派王维以监察御史身份，赴崔希逸身边为通判，并宣慰赏赐。但失信于人就像一个魔咒始终困扰着崔希逸，尤其是他所失信之人，还是一个曾经信赖自己的敌方将领，这更令他愧疚难当。同时，朝中的政敌也开始用背盟来攻击他。但崔希逸无论如何也不敢将玄宗授意之事公诸于众，这黑锅只能他自己背。
不久之后，在同僚的排挤下，崔希逸揹着背信弃义之名离开了凉州，充任河南尹，跟他一起离开的除了背盟事件的始作俑者，宦官赵惠琮和孙诲，还有刚刚成为他幕僚的王维。
很快，与背盟事件相关的三人，崔希逸、赵惠琮、孙诲都不明不白地死了。
对于崔希逸之死，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各不相同。
《新唐书》说：“既而与惠琮俱见犬祟，疑而死，诲亦及它诛。”《旧唐书》载：“行至京师，与赵惠琮俱见白狗为祟，相次而死。孙诲亦以罪被戮。”两唐书未记三个人何年而卒，并给出崔希逸、赵惠琮见白狗惊惧而死的结论，充满了因果循环的色彩。
而《资治通鉴》对此事的描述则显得冷静许多，认为崔希逸因失信心生愧疚，郁郁而终。《资治通鉴》载：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夏五月乙酉，李林甫兼领河西节度使。丙申，以崔希逸为河南尹。希逸自念失信于吐蕃，内怀愧恨，未几而卒。”相对来说，比较符合当时的历史情景和崔希逸的气质。
按通鉴的记载，开元二十六年（738年）五月，崔希逸调任河南尹。这离崔希逸再胜吐蕃，仅隔两月。刚获大胜便被调离，足以说明朝廷对背盟事件的态度。另外，宦官赵惠琮之死，显然不是因为矫诏之罪。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崔希逸的背盟攻杀，朝廷是默许的。
事件发生后，朝廷只是不想弄脏自己的手而已。
纵观崔希逸的一生，他是个敏感时期，出现在敏感地点的牺牲品。
当他赴任河西时，朝廷的大政方针是唐蕃和睦、与民休息。崔希逸忠实地执行了朝廷的方略，并取得完美的效果。但帝国棋盘上遥远西方的异动，改变了整个游戏的规则。身为一个棋子的崔希逸，只能无奈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最后，背盟的黑锅也只能是他独享的苦果。
估计正是因为背信弃义违背了整个官僚体系的规则，才会让这位唐朝能臣既被史家摒弃，也被族亲抵制。以至于唐书无传、族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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