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提起“长征”，他代表着一种精神，一种激励我们勇往直前，对任何困难无所畏惧的正能量，而对于真正经历这段征途的亲历者来说，这或许是一段悲痛的记忆。
就比如损失最严重的中央红军，当初长征之初共有8.6万人踏上征途，在冲破四道封锁线后就锐减至不足3万人，后在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央红军终于冲破万难，胜利到达陕北，结束征途。此时已不足一万人的红一方面军的将士们，都已经疲惫不堪，衣衫褴褛，后勤拮据，幸亏有徐海东支援的5000大洋才解了燃眉之急。
虽然红军经过长征损失很大，但留下了都是精锐，成为革命的燎原之火。但中央红军之所以长征是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根到底是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路线，当然也有敌我力量悬殊的因素。而李德作为一个德国人，为何能掌握中央红军的军事领导权呢？
来自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生于德国慕尼黑。一战爆发后，他加入奥匈帝国的部队，后在与俄军作战时被俘。后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参加了苏俄红军，在苏俄内战中，因表现勇敢被升为骑兵旅的参谋长，待苏联政局稳定后，他返回德国。
在一次工人运动中，李德被捕关押入狱，后在狱友帮助下越狱成功来到了苏联，重新加入苏联红军。数年后不但升为骑兵师的参谋长，还送进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毕业后被分配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在这里结识了王明、博古等人。
1932年李德被派往中国执行重要任务，没想到在上海与博古相逢。此时因为上海革命形势的恶化，上海中央打算迁往中央苏区。
作为总负责人的博古，身边正缺少一位有军事素养的人，他可知道李德曾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就向共产国际申请，将李德留下来，辅助自己军事方面的工作。
在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后，李德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在1933年9月到达瑞金。
给中央红军造成巨大损失
当时李德来到瑞金后，博古为他举行了欢迎会，并在会上对李德的军事素养称赞有加，还宣布以后李德可以参加所有中央以及军委的会议，并对以后所有军事会议的内容有指导和监督的重任。
为了照顾好这位“军事顾问”，虽然苏区的条件艰苦，但还是尽可能给李德提供最好的生活条件。不但为他设立了独立的居住场所，还配备了翻译、警卫员和厨师，为数不多的鸡鸭鱼肉以及牛奶都优先供给他。
除了生活上的优先权，在工作上李德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本来顾问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但博古和项英却充分放手让李德掌握军队的军事指挥权，到了后来军委又做了调整，由博古和李德直接掌控了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
其实李德的实战经验并不丰富，对中国或者说是中央苏区的情况并不了解。而且因为博古等人对他的过分重视，令他颐指气使，有些看不起红军的游击战、运动战，坚持要打正规战、堡垒战和攻坚战，但这些对于力量薄弱的中央红军是非常不利的。
1933年9月，蒋介石这次集结上百万兵力，发动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本来两军就实力悬殊，再加上李德、博古错误的军事路线，中央红军经过一年的苦战，也没有粉碎这次“围剿”，反而苏区的形势岌岌可危，最终只能进行战略转移。
失去指挥权的李德后来怎样了
长征初期，因为博古、李德仍掌握军事指挥权，虽然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但兵力受损严重，特别是湘江之战的巨大损失，严重削弱红军的实力，造成广大官兵士气低落，对革命前途产生了悲观的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主席先是提出向贵州进军的主张，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而在不久后的黎平会议中，大多数人也同意主席西渡乌江、进军遵义的主张。
最终在遵义会议中，参会的同志严厉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还解除李德军事顾问的职务，并把军事指挥权转交给主席等人，同时确立主席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虽然失去了领导地位，但李德仍跟随中央红军走完了长征。而在长征途中，他被主席高潮的军事指挥才能所折服，对主席也越来越钦佩，特别是到了后来他与李特的抗争，坚决站在主席的一方。
来到陕北后，李德进入抗日军政大学担任教员，到了1939年接到通知回到了苏联，他先是在莫斯科的外国文学出版社工作，几年后回到东德，一直从事翻译出版工作，1974年8月15日，李德病逝于民主德国，终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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