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的一个寒冷的夜晚，在安徽省凤阳县一个叫做小岗村的地方，18位农民挤在一个一间低矮残破的茅屋里，秘密签署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公社的农田被分配给了个人，收获的粮食也不上交。这个举措在当时看来，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为。
“包产到户”其实并非什么新鲜事，几千年来农业最根本的形态，就是这种各自为政的小农经济模式。与这种制度相对应的，是人民公社，“公社”成为组织农业生产、分配劳动成果的机构，这这种制度下，“集体”是第一位的，“个人”则是第二位的。
在百废待兴的中国，我们摒弃了原有的农村经济生态，大力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其中的是非功过，值得我们用思辨的目光，去进行一次重新的审视。
人民公社化运动
千年的农业国
从驯化了野生农作物开始，中国便与农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数千年里，我们因为农业发展出伟大的文明，却也被农业束缚住了手脚。
古代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指的是一种谷物，用以指代“谷神”，展现了当时统治者对于农业的尊崇。但是，农业国家的生产效率低下，土地出产的粮食，很难养活全国所有的人口。“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
根据《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里的数据，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产量最高的明清，北方平均亩产小麦仅60多公斤，南方平均水稻亩产仅为130多公斤，综合而言，全国平均亩产粮食大概是100公斤左右。
按照最低的标准，仍然需要2-3亩的土地，才能养活一个人。当时的很多家庭，并不能达到这个标准。一旦遇到天灾人祸，整个家庭便遭遇破产的危机。
粮食
即使到了民国的“黄金十年”，情况也没得到改观。《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引用了国民政府农林部统计手册数据，民国粮食单位产量在1936年顶峰，水稻亩产180公斤，小麦75公斤，玉米100公斤。这些数据，比起封建朝代也没有进步太多。
以至于到了临近解放的1948年，全国农业最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素来有“鱼米之乡”的美誉，号称“苏湖熟、天下足”，但根据1948年《淀湖区主要农作物产量调查》记载，苏州的石浦乡种植水稻16000多亩，亩产110多公斤；小麦2500多亩，亩产37公斤；大麦1000多亩，亩产30公斤。加之油菜、蚕豆等作物，亩产总量仍然在200公斤以下。
在“靠天吃饭”的情况下，想要实现农业的自给，养活本国的人民，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在古代所谓的“盛世”里，仍然会有人因为缺粮而饿死。人口的增殖又加剧了生产的压力，当土地开荒的速度放缓，粮食就会短缺，造成社会的动荡。这是一个无解的死循环。
农业
百年的工业化
读不懂工业化的人，注定理解不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标志着农业国家在与工业国家竞争中的完败，人们逐渐意识到，只有工业化，才能挽救贫穷落后的中国。从此以后，中国开启了艰难的历程，走上这条充满血与泪的道路。
清朝的改革派开启了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寄希望将西方工业革命的结果直接拿来使用，但是并没有成功。辛亥革命希望通过上层的改革，来为国家的工业化铺平道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几经斗争，击败了顽固守旧的势力，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名义上统一了全国的国民政府，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1927-1937的十年间，实现了工业产值年均10%以上的增长。但是这一进程很快被日本人打破，他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旨在将这个庞大的国家，变成自己的工农业原料基地。
工业化
就民国时期经济结构来看，也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工业部门仅限于纺织、食品加工等轻工业，重工业基础则非常薄弱，甚至连子弹都需要依赖进口。
缺乏了工业的支持，民国的农村经济也是一片萧条。传统的宗族势力在农村依然强大，土豪乡绅把持着这里的经济，这是一个和几千年前并没有太大变化的，封闭而落后环境。
到1949年解放战争结束时，农业经济占据整个国家的三分之二以上，农村人口超过十分之九。农业的疲敝让整个国家羸弱不堪，新生的政权酝酿着改革，来结束几千年来的弊病。
解放战争
人民公社化运动
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在农业上依然处在与过去相同的困境中，党和政府寻求着新的途径，革新小农经济的模式，毕其功于一役，彻底解决问题。当时毛泽东认为，农村是实现社会改造的主要阵地，要利用这个阵地，来实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提升生产力和生产效率，通过政治挂帅和群众运动，破除农村旧有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模式。当时的领导人参照苏联集体农庄、农业公社的模式，并总结了他们遇到的困难和错误，结合了革命的需要，摸索着新的途径。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正式开启了轰轰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今天看来，这场运动有他的局限性，尤其在政治上，被贴上了“左倾”的标签，并且与“大跃进”的浮躁与冒进一起，饱受世人的诟病。
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说，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是一次与小农经济的对抗，客观上促进了农业的增长，为现代化的集体农业经济打下了基础，同时也是是现代工业化扬帆起航的标志。
北戴河会议
工业与农业
人民公社的一大优势，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声势浩大的农业生产运动在各地铺开，平整土地、治理水患、改良水土、修建灌溉工程等，都在这一时期完成。今天我们看到农田整齐漂亮的面貌，大多是当时留下来的“杰作”。
伴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期，农业产量一直稳步增长。从1965年到1978年，粮食产量由1.95亿吨猛增至3.04亿吨，增幅达到56%，年平均增长也在3.5%左右，基本摆脱了自然灾害的影响，实现了全国人民的“衣食无忧”。
农业取得如此的成就，自然与工业化的发展密不可分。在一贫如洗的中国，工业化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没有工业的加持，以中国仅占世界8%的耕地，断然是养不活那十几亿人的。
粮食产量
我们工业基础的薄弱，可能超乎任何人的想象。1949年时，偌大的中国，全部钢产量只有15.8万吨，平摊到每个人头上只有300克，连每户一把锄头也满足不了。化肥产量是0.6万吨，平均到每亩耕地上，只有4克，比做一盘菜使用的盐还要少。说是一贫如洗的“烂摊子”，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优先发展工业”、“农业支持工业”的发展思路下，我国的工业迅猛发展。虽然在“高精尖”的技术方面还很落后，但是关系到民生的基础工业部门，已经较为齐全，与农业相关的钢铁、化肥、农药等产量，雄踞于世界的前列。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国的平均亩产已经达到近300公斤。在1961至1981的二十年间，世界谷物粮食总产量增产9亿吨，其中中国就贡献了1.9亿吨。这些亮眼的数据表明，中国在农业上取得的成就，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农业
历史的评价
在当时的形势下，“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政治正确”，“包产到户”则是见不得光的非法行为。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会批评当时政策，是不符合实际的“超前发展”，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揠苗助长”。
殊不知我们国家在当时面临了怎样的困境，一切充满了未知与黑暗，道路上荆棘丛生，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的血泪。当时我们做的不是选择题，而是事关生死的判断题，一招走错，便会满盘皆输。
当然这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为我们带来了不少的阵痛，包括“三年困难”的苦难与牺牲，包括体制机制僵化的官僚与低效，很显然这是一个有着巨大瑕疵的制度，值得我们深刻为之反思的。但其，其历史的功绩，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中国现在所取得的种种成就，与当时的选择也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
包产到户
倘若在建国初期，我们就采取“包产到户”的分配方式，那么农村将会一直处在封闭之中，最终陷入停滞的绝境，拖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让国家失去竞争力。
“中国崩溃论”曾经一度大热，“谁来养活中国”、“养活不了自己的中国危害世界”等，是当时备受热议的话题。而我们用自身的实力打破了这一“预言”，不但让国民空前的富足，还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我们今天不能忘记的是，在光鲜亮丽外表的背后，曾经也有过无比痛苦的挣扎与抉择。
文/陈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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