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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文兴衰及碑刻整理

历史 富察春兵

作者:綦岩,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7.13。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女真文碑刻整理与研究”(19YJCZH129)阶段性成果。

女真人是我国古代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北方少数民族,他们建立了金政权、创制了女真文。《金史》载:

“生女直之俗,至昭祖时稍用条教,民颇听从,尚未有文字,无官府,不知岁月晦朔,是以年寿修短莫得而考焉。”

《高丽史》载:成宗四年(985),

“帝出女真所上告急木契以示遂龄”。

金政权建立后,女真人设专人借用契丹文,将其修饰润色后用以记录女真语。然而,女真君臣无法接受本民族无文字而只能借用其他民族文字的现状,故

“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

女真贵族希尹、叶鲁等人基于汉字和契丹字,借鉴唐宋俗字,采取加笔、减笔、变形或照搬等办法制得女真大字。天辅三年(1119),

“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

女真大字成为官方文字,同时要求

“百姓诰命,女直、契丹、汉人各用本字,渤海人同汉人”。

天眷元年(1138),在女真大字基础上增加表音字,颁女真小字。皇统五年(1145),“五月戊午,初用御制小字”,女真大小字并行使用。女真大小字皆呈方块形,笔画较契丹文和西夏文简练,单音节和双音节词居多。女真文创制促进了女真民族共同意识与思维的形成,构建了女真民族文化共同体,增强了女真民族认同感。

天辅三年,金国境内各路设学校,立学官传授女真文字。天会三年(1125),金太宗诏建太祖庙于西京,叶鲁赴京师教授女真字,选诸路女真族学生送京师,学成后“为北京教授,学徒常二百人”或“补上京女直吏,再习小字兼通契丹文字。充尚书省令史”。正隆元年(1156),科举考试“制定女直书写。试以契丹字书译成女直字,限三百字以上”。

金世宗完颜雍进一步推广使用女真文字,大定十一年(1171)创设女真进士科,十三年京师设女直国子学,诸路设女直府学。金章宗时期,女真文取代契丹文用以直译汉文经典,并应用于宣敕、碑刻、符牌、铜印、画押、墨书题记或官印铜镜之边款。承安二年(1197),“亲王宣敕始用女直字”。

女真文兴衰及碑刻整理

女真文的流传时间与传播空间有限。东夏国人和朝鲜国人都认为女真书字不可解,“使女真说其意,译之而议”。金章宗以后,女真人与汉人和蒙古部族融合深化,“女真原自有字,皆不用”。

元代,女真文字衰落并且被同化,仅女直水达达路“各仍旧俗”。明成祖时期,设置四夷馆,“其敕谕用女真书字”。明英宗时期,“四十卫无识女直字者”,女真文逐渐变成了一种死文字。明末建州,女真兴起,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齐(努尔哈赤)命学士额尔德尼、噶盖等以蒙古字拼女真国语,创制无圈点满洲文,女真文彻底废止。

女真文碑刻(含摩崖、石函)是女真文研究的首要载体,现仅存十五块。金世宗大定年间两块:《大金得胜陀颂碑》为现存女真文碑刻中字数最多的一块,共计一千五百余字,萨英额《吉林外记》摹录十二行,后各家摹本多残缺;《昭勇大将军同知雄州节度使墓碑》发现于舒兰县完颜希尹家族墓地,徐翰煊、庞治国为墓碑出土发掘情况撰写的简报颇有参考价值。

金代晚期三块:《奥屯良弼饯饮碑》亦称《泰和题名残石》,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奥屯良弼诗刻石》藏于山东省蓬莱阁天后宫;《进士题名碑》又称《宴台女真进士题名碑》或《宴台女真国书碑》,存于河南开封博物馆,是女真文碑刻中唯一没有文字遗漏的碑刻。

女真文摩崖两块:《杨树林山女真国书摩崖》又称《授官摩崖》,《半截山女真国书摩崖》又称《息马摩崖》。蒙古国存《九峰石壁纪功碑》刻于金章宗明昌七年(1196),记载了完颜襄率金军在斡里札河大胜阻卜的战役,见于苏密亚巴托所著的《元朝秘史》。

朝鲜半岛存世两块:《庆源女真国书碑》现存于汉城博物馆;《北青女真国书摩崖》为金宣宗兴定二年(1218)女真小字书。俄罗斯存《奴儿干永宁寺碑记》为现今发现唯一明代女真文碑刻,清康熙绘制的满洲文《胡尔哈河入海图》第十九幅是关于此碑最早的文献记录。

近年国内新发现女真文碑刻有四:出土于哈尔滨市阿城区巨源镇城子村的《金上京女真大字劝学碑》,碑文有8个字,即“文字之道,夙夜匪懈”;《希里扎剌谋克孛堇女真大字石函》收藏于黑龙江省龙江龙博物馆,前壁纵书女真大字5行21字;两面刻有女真文共24字的《宁安女真文残碑》;刻有完整女真字78个、残字43个的《神木女真摩崖题刻》。

女真文兴衰及碑刻整理

亚沟石刻女真人男女像拓片

女真文碑刻整理与研究最早见于元朝初年周密的《癸辛杂识》。清末为起步期,刘师陆《女真字碑考》、伟烈亚力《女真语古代碑铭》、白鸟库吉《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皆有误读,但引起国际关注。民国为发展期,新发现一些女真文碑刻,罗福成、鸟居龙藏、稻叶岩吉、田村实造、安马弥一郎、渡边薰太郎、内藤湖南、石田干之助、外山军治、山本守、秋山谦、和田清等均尝试解读女真文碑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为鼎盛期,日本长田下树、清濑义三郎、西田龙雄、山路广明,韩国李基文和闵泳珪,澳大利亚康德良,匈牙利李盖提等学者集中研究碑文考释,大量研究成果面世。但贡献最大的当属我国学者金光平和金启孮,二位合著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女真碑刻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至今为方兴未艾期,代表学者为乌拉熙春、道尔吉、和希格、穆鸿利、聂鸿音和孙伯君等。

女真文碑刻及其研究客观折射出女真文兴衰的历程。目前所见的女真文碑刻大多集中于女真文兴盛时期,因此女真文碑文研究对象集中于金代女真文碑刻。而元明时期,女真文衰落,女真文碑刻及其碑文研究寥若晨星。女真文及其碑刻是研究东北边疆史重要介质,望引学术同仁关注,推动女真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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