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綦岩，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7.13。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女真文碑刻整理与研究”（19YJCZH129）阶段性成果。
女真人是我国古代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北方少数民族，他们建立了金政权、创制了女真文。《金史》载：
“生女直之俗，至昭祖时稍用条教，民颇听从，尚未有文字，无官府，不知岁月晦朔，是以年寿修短莫得而考焉。”
《高丽史》载：成宗四年（985），
“帝出女真所上告急木契以示遂龄”。
金政权建立后，女真人设专人借用契丹文，将其修饰润色后用以记录女真语。然而，女真君臣无法接受本民族无文字而只能借用其他民族文字的现状，故
“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
女真贵族希尹、叶鲁等人基于汉字和契丹字，借鉴唐宋俗字，采取加笔、减笔、变形或照搬等办法制得女真大字。天辅三年（1119），
“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
女真大字成为官方文字，同时要求
“百姓诰命，女直、契丹、汉人各用本字，渤海人同汉人”。
天眷元年（1138），在女真大字基础上增加表音字，颁女真小字。皇统五年（1145），“五月戊午，初用御制小字”，女真大小字并行使用。女真大小字皆呈方块形，笔画较契丹文和西夏文简练，单音节和双音节词居多。女真文创制促进了女真民族共同意识与思维的形成，构建了女真民族文化共同体，增强了女真民族认同感。
天辅三年，金国境内各路设学校，立学官传授女真文字。天会三年（1125），金太宗诏建太祖庙于西京，叶鲁赴京师教授女真字，选诸路女真族学生送京师，学成后“为北京教授，学徒常二百人”或“补上京女直吏，再习小字兼通契丹文字。充尚书省令史”。正隆元年（1156），科举考试“制定女直书写。试以契丹字书译成女直字，限三百字以上”。
金世宗完颜雍进一步推广使用女真文字，大定十一年（1171）创设女真进士科，十三年京师设女直国子学，诸路设女直府学。金章宗时期，女真文取代契丹文用以直译汉文经典，并应用于宣敕、碑刻、符牌、铜印、画押、墨书题记或官印铜镜之边款。承安二年（1197），“亲王宣敕始用女直字”。
女真文的流传时间与传播空间有限。东夏国人和朝鲜国人都认为女真书字不可解，“使女真说其意，译之而议”。金章宗以后，女真人与汉人和蒙古部族融合深化，“女真原自有字，皆不用”。
元代，女真文字衰落并且被同化，仅女直水达达路“各仍旧俗”。明成祖时期，设置四夷馆，“其敕谕用女真书字”。明英宗时期，“四十卫无识女直字者”，女真文逐渐变成了一种死文字。明末建州，女真兴起，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齐（努尔哈赤）命学士额尔德尼、噶盖等以蒙古字拼女真国语，创制无圈点满洲文，女真文彻底废止。
女真文碑刻（含摩崖、石函）是女真文研究的首要载体，现仅存十五块。金世宗大定年间两块：《大金得胜陀颂碑》为现存女真文碑刻中字数最多的一块，共计一千五百余字，萨英额《吉林外记》摹录十二行，后各家摹本多残缺；《昭勇大将军同知雄州节度使墓碑》发现于舒兰县完颜希尹家族墓地，徐翰煊、庞治国为墓碑出土发掘情况撰写的简报颇有参考价值。
金代晚期三块：《奥屯良弼饯饮碑》亦称《泰和题名残石》，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奥屯良弼诗刻石》藏于山东省蓬莱阁天后宫；《进士题名碑》又称《宴台女真进士题名碑》或《宴台女真国书碑》，存于河南开封博物馆，是女真文碑刻中唯一没有文字遗漏的碑刻。
女真文摩崖两块：《杨树林山女真国书摩崖》又称《授官摩崖》，《半截山女真国书摩崖》又称《息马摩崖》。蒙古国存《九峰石壁纪功碑》刻于金章宗明昌七年（1196），记载了完颜襄率金军在斡里札河大胜阻卜的战役，见于苏密亚巴托所著的《元朝秘史》。
朝鲜半岛存世两块：《庆源女真国书碑》现存于汉城博物馆；《北青女真国书摩崖》为金宣宗兴定二年（1218）女真小字书。俄罗斯存《奴儿干永宁寺碑记》为现今发现唯一明代女真文碑刻，清康熙绘制的满洲文《胡尔哈河入海图》第十九幅是关于此碑最早的文献记录。
近年国内新发现女真文碑刻有四：出土于哈尔滨市阿城区巨源镇城子村的《金上京女真大字劝学碑》，碑文有8个字，即“文字之道，夙夜匪懈”；《希里扎剌谋克孛堇女真大字石函》收藏于黑龙江省龙江龙博物馆，前壁纵书女真大字5行21字；两面刻有女真文共24字的《宁安女真文残碑》；刻有完整女真字78个、残字43个的《神木女真摩崖题刻》。
亚沟石刻女真人男女像拓片
女真文碑刻整理与研究最早见于元朝初年周密的《癸辛杂识》。清末为起步期，刘师陆《女真字碑考》、伟烈亚力《女真语古代碑铭》、白鸟库吉《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皆有误读，但引起国际关注。民国为发展期，新发现一些女真文碑刻，罗福成、鸟居龙藏、稻叶岩吉、田村实造、安马弥一郎、渡边薰太郎、内藤湖南、石田干之助、外山军治、山本守、秋山谦、和田清等均尝试解读女真文碑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为鼎盛期，日本长田下树、清濑义三郎、西田龙雄、山路广明，韩国李基文和闵泳珪，澳大利亚康德良，匈牙利李盖提等学者集中研究碑文考释，大量研究成果面世。但贡献最大的当属我国学者金光平和金启孮，二位合著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女真碑刻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至今为方兴未艾期，代表学者为乌拉熙春、道尔吉、和希格、穆鸿利、聂鸿音和孙伯君等。
女真文碑刻及其研究客观折射出女真文兴衰的历程。目前所见的女真文碑刻大多集中于女真文兴盛时期，因此女真文碑文研究对象集中于金代女真文碑刻。而元明时期，女真文衰落，女真文碑刻及其碑文研究寥若晨星。女真文及其碑刻是研究东北边疆史重要介质，望引学术同仁关注，推动女真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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