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戛尔尼使团觐见乾隆皇帝，使团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绘，1793年。
1792年，英国向中国派遣使团，尝试争取改善在华贸易条件。由马戛尔尼勋爵（George Lord Macartney, 1737-1806）率领的使团在9月26日从朴茨茅斯出发，经过十一个月的航行，才在1793年8月11日抵达天津，取道通州，8月21日到达北京，9月2日出发前往承德，9月14日（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日）在热河万树园觐见乾隆，呈递国书，并在稍作参观后便匆匆回到北京，且不久即得到暗示，要他尽快离开中国。结果，使团在10月7日离开北京南下，最后在1794年1月8日从澳门起锚回国，完成中英两国第一次正式的官方高层外交接触。尽管马戛尔尼认为这次访华行程十分成功，除取得改善广州贸易的承诺外，更有助长期改善中英关系（George Macartney,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edited by J. L. Cranmer-Byng, London: Longmans, 1962, pp.213-214），但有使团成员感到遭受很大的侮辱，作出这样的描述：“我们像乞丐一样进入北京，像囚犯一样留在那里，像难民一样离开。”（Æneas Anderson, 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in the Years 1792, 1793, and 1794; Contains The Various Circumstances of the Embassy, With Account of Customs and Manners of the Chinese and a Description of the Country, Towns, Cities, &c. &c., London: J. Debrett, 1795, p.181）不过，引起最大争议的是乾隆在使团离开北京前向英国国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1738-1820; r. 1760-1820）连续发送的两道敕谕，有学者认为乾隆的第一道敕谕“可能是研究1700至1860年间中西关系最重要的一份文件”（J. L. Cranmer-Byng, “Appendix C: An Edict from the Emperor Ch'ien-Lung to King George the Third of England,” in Macartney, An Embassy to China, p.341）。
马戛尔尼
在内容上，乾隆的两道敕谕都是要拒绝使团提出的要求。1793年9月23日（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九日）发出的第一道敕谕（《大清皇帝给英吉利国王敕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165-166页），主要回应使团国书所提，希望能在北京派驻人员，而在10月7 日（九月三日）送与马戛尔尼的第二道敕谕（《大清皇帝为开口贸易事给英国王的敕谕》，同前，172-173页），则针对马戛尔尼在10月3日以书面向和珅提出的六项要求，全部加以拒绝。虽然这两道敕谕的拉丁文及英文译本早在使团还没有离开中国时便送回英国去，但在随后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几乎完全没有人再提及这份敕谕，更不要说引来什么的评论。真正惹来较大社会反应的是巴恪思（Edmund Backhouse, 1873-1944）和濮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 1863-1945）发表在1914年出版的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y)内的译本（Boston: Houghton Mifflin, pp.322-325）。巴恪思和濮兰德二人最具争议的作品是《慈禧外传》（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Being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Times of Tzŭ Hsi, comp. from the State Papers of the Comptroller of her Househol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4），里面出现的《景善日记》已被判定为巴恪思所伪造（丁名楠：《景善日记是白克浩司伪造的》，《近代史研究》1983年四期，202-211页；Hui-min Lo, “The Ching-shan Diary: A Clue to its Forgery,” East Asian History 1[1991], pp.98-124；孔慧怡：《“源于中国”的伪译：〈景善日记〉的文化现象》，《翻译·文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81-206页），而巴恪思后来出版的传记更是充满各种匪夷所思的内容（Hugh Trevor-Roper, Hermit of Peking, The Hidden Life of Sir Edmund Backhouse, New York: Knopf, 1977）。毕可思（Robert Bickers）为《牛津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所写巴恪思的一条（Backhouse, Sir Edmund Trelawny, second baronet [1873-1944]），明言巴恪思是一个“伪造者”（fraudster），“他的自传没有一个字是可以相信的”（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vol. 3, pp.104-105）。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巴恪思和濮兰德的作品很受欢迎，流行很广，乾隆给英国王的敕谕就是因为他们的译本而在英语世界引起很大的注意，带出各种各样的评说──最广为征引的应该是罗素的一句：“我想要说的是：除非这份文件再不被视为荒谬，否则还是没有人理解中国。”（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 of China,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22, p.51）
清高宗纯皇帝朝服像
乾隆像（威廉·亚历山大绘）
对于乾隆这份敕谕，二十世纪初英国读者所讪笑，以及后来不少学者所关注和批评的，是他们认为其中展现出乾隆的高傲、封闭，以至无知的一面，以其落伍的天朝思想审视正在强大崛起的大英帝国的使团，对西方科技发展漠不关心，断送了及早自强，与西方接轨的机会。这样的态度自然离不开自鸦片战争以来，直到二十世纪初中英两国的历史背景。 不过，这样后见之明的诠释近年已受到强力的挑战，一些学者认为乾隆阅读过马戛尔尼送来的乔治三世的国书后，已清楚认识到英国的扩张，且起了戒心，除对接待大臣多加指示外，又谕旨沿海官员小心提防，因此，敕谕不单没有侵略性，甚至包含很大的防卫性。我们不在这里深入讨论乾隆的思想和敕谕的内容，只会集中分析马戛尔尼在接到敕谕后的回应（关于乾隆敕谕翻译及其他相关的问题，参王宏志：《“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乾隆致英国王乔治三世的三道敕谕及其翻译问题》，《复旦谈译录》第三期[2021年3月]待刊）。
我们知道，马戛尔尼使团离开北京时，乾隆指派内阁大学士松筠陪同南下。马戛尔尼在日志里记录了他在接到敕谕后曾跟松筠讨论敕谕的内容，并提出一些疑问。另一方面，松筠在向乾隆的奏折中也汇报了马戛尔尼对敕谕的反应。过去人们都只是通过马戛尔尼的日志和松筠的奏折，大略知道马戛尔尼的回应。但其实，马戛尔尼原来曾对乾隆敕谕作过书面的回答，更提出新的要求。就我所见，所有有关马戛尔尼使团的研究都没有提及这份书面回答。这不能不视为马戛尔尼使团研究的缺失。
根据马戛尔尼的日志，他是在10月21日跟松筠讨论乾隆两道敕谕的内容，关于这次谈话，松筠也有向乾隆汇报。尽管他也稍为提及马戛尔尼所提的问题，但可以预期，松筠的汇报是一面倒地充斥着天朝话语，大概的模式是马戛尔尼在收到乾隆敕谕，并得到松筠的解说后，认识自己提出要求的不合理，有违天朝体制，衷心地后悔，然后见到大皇帝不加怪责，且赐赠礼物，他们表示莫大的感激。在松筠的汇报里，这些懊悔和感激的描述都十分夸张，例如在第一份稍为简短的汇报中，有“今奉到敕谕才知道所请各条不合天朝法制，总是我等荒忙的缘故，心里甚是惭愧”“该贡使免冠屈膝，甚为欣感”“察其词色，颇能领悉，兼知悔悟”（《钦差松筠奏为英贡使称恭读敕谕始知所请各条不合缘由片》，《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406-407页）；第二份相关奏折说得更详细，有“敬听之余，甚为感悦”“该贡使等听闻之际，意甚领悟忻喜”“今见大皇帝所办之事，俱按大理，敕谕各条，我等如今已能解说，实在心里敬服”“感激愧悔，发自天良”“察其词色，其悔过惧罪之念，实出于畏威怀德之诚”等（《钦差松筠奏报行至武城贡使至舟中面谢并禀述各情及当面开导情形折》，同前，439页）。不过，虽然我们相信马戛尔尼在跟松筠讨论时会十分有礼客气，尤其他对松筠的评价非常正面，说他友善（An Embassy to China, p.178），开放和热诚（Macartney to Dundas, Chekian[Zhejiang], near Han-chou-fu [Hangzhou fu], 9 November 1793, IOR/G/12/92, p.98），但恐怕无论如何也不至于这样的卑躬屈膝，更不可能有什么“悔过惧罪之念”。
马戛尔尼日志
马戛尔尼在日志中记录了他怎样在看过敕谕后，马上向松筠解释英国人无意在中国宣扬宗教。对于马戛尔尼来说，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乾隆在第二道敕谕中说到“今尔国使臣之意，欲任听夷人传教，尤属不可”（《大清帝国为开口贸易事给英国王的敕谕》，《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174页），但他自己从来没有要求过要在中国传教。这一直是一椿历史悬案：为什么乾隆会无端拒绝马戛尔尼没有提出过的要求？今天，通过意大利梵蒂冈传信部的档案资料，我们可以确定是使团的译员李自标曾私下以使团名义向和珅提出，希望中国政府能善待中国天主教徒，以致清廷误以为马戛尔尼曾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最早解答这问题的是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樊米凯,见Michele Fatica, “Gli Alunni Del Collegium Sinicum di Napoli, La Missione Macartney Presso L'Imperatore Qianlong e La Richiesta di Liberta di Culto per I Cristiani Cinesi [1792-1793],” in S. M. Carletti, M. Sacchetti, P. Santangelo [eds.], Studi in Onore di Lionello Lanciotti, vol. 2, Napo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96, pp.525-565；笔者在这问题上亦有所补充，见王宏志：《“今尔国使臣之意，欲任听夷人传教”？马戛尔尼使团乾隆致英国王第二道敕谕中的传教问题》，《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七十一期[2020年7月]，47-70页）。但由于马戛尔尼对此全不知情，因此在见到敕谕后便马上向松筠说明。
不过，值得注意的还有一个细节。马戛尔尼在日志中说他当时向松筠表示，对于朝廷知悉英国人信奉的宗教与天主教不同时很感诧异，松筠告诉马戛尔尼，这信息并不见于汉文和满文的敕谕里，更说假如这出现在拉丁文本，那一定是来自译员的错误，甚至是恶意的改动（from the blunder ormalice of the translator，见An Embassy to China, p.167）。我们不在这里详细分析这错误的由来，简单来说，松筠的说法是准确的，错误的确是来自译员，原来敕谕并没有谈到英国人改奉基督教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译员出于恶意的改动，而是他们对敕谕作过度的诠释，误会了乾隆的意思（王宏志：《“今尔国使臣之意，欲任听夷人传教”？》，《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七十一期，63-64页）。不过，马戛尔尼以此作为理由，在书面回应乾隆的敕谕时提出另外的要求。
乾隆五十八年十月初九（1793年11月12日），松筠呈送奏折，汇报马戛尔尼“至奴才舟中跪请大皇帝圣躬万安”，“又向奴才递译出汉字禀纸一件”，“将原呈禀字一并恭呈御览”（《钦差松筠等奏为英贡使陈递谢恩呈词据情转奏折》，《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478-479页）。根据松筠的汇报，这份禀文主要是因为松筠马上回京，马戛尔尼请他代奏，向大皇帝表示感戴谢恩。但今天我们没法看到这份“汉字禀纸”，因为它并没有收入在声称已收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收藏的清朝政府接待英国使团的全部文件文件”“以及在中国目前可能搜集到的全部文献资料”的《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内（《序言》，同前，第8页）。这是让人感到奇怪的：为什么一封谢恩信也没有能够保留下来？此外，上谕档内五十八年十月十七日（1793年11月20日）有一份奏折：“遵将松筠奏到英吉利贡使所递西洋字禀文交索德超据实译出汉文谨抄录呈览谨奏”（《奏为英贡使所递西洋字禀文已交索德超译出呈览》，同前，198页），这应该就是松筠在十月十日所呈递马戛尔尼的禀文，但索德超的译文也同样不见收录在《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内。显然，这所谓“汉字禀纸”并不是一封谢恩信那么简单。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8月出版，644页，520.00元
在东印度公司档案里，我们见到马戛尔尼在1793年11月9日写给和珅的一封信，除英文本外，还有拉丁文本（“Note for Cho-Chan-Tong, 9th November 1793,” IOR/G/12/93, vol. 2, pp.187-193）。从时间和内容的吻合看来，这封写给和珅的信就是松筠口中的禀文。毫无疑问，这封信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并不只像松筠所说的要向大皇帝表示感戴谢恩，而是马戛尔尼第一次，并且是正面地回应了乾隆连续发送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两道敕谕，当中一些说法很值得重视，更直接涉及敕谕的翻译问题，但很可惜，至今没有见到任何的讨论。
马戛尔尼给和珅的信的确是以表达谢意开始的，而且写得很诚恳，除感谢乾隆送赠大量贵重的礼品外，对于乾隆指派松筠陪同南下，并委任新的两广总督，承诺认真及公平地处理英国商人在广州遇到的问题，马戛尔尼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还特别提到乾隆赠送英国王的御书“福”字是最值得珍重的礼物。这些致谢的内容与松筠所汇报的大抵是相同的。不过，松筠的奏折没有提到马戛尔尼信函后半部分的内容，那就是马戛尔尼对乾隆两道敕谕的回应。首先，马戛尔尼重提在广州以外口岸开放贸易的问题，认为这样对双方都有好处，例如英国货物可以直接运送到天津出售，浙江地区出产的茶叶则在宁波买卖，买卖价钱都会便宜很多；他甚至提出英国人并不是要独得额外的优待，而是愿意与其他国家商人共同享受相同的贸易条件（同前，187-188页）。这没有什么特别，英国人一直以来都很希望能争取在广州以外开辟新的通商口岸。最值得注意的是传教问题，马戛尔尼用了相当的篇幅去解释英国人无意在中国宣教。这说明马戛尔尼认为单向松筠解释并不足够，甚至不能倚赖他转达朝廷，必须直接写信给和珅，可见这问题对马戛尔尼来说是重要的。不过，马戛尔尼说得很有技巧，他说是从松筠口中知悉，乾隆给英国王信函中有关英国人要在中国宣教的说法，只不过是因为乾隆认定西方人普遍会这样做。这其实就是否认自己曾经提出过要在中国宣教的要求。接着他进一步说，英国人尊重别人的宗教信仰，从来没有要把自己的宗教强加别人。无论使团还是在广州的英国商人，都没有带来牧师，可以证明他们没有传教的意图。这也是要回应乾隆敕谕对传教要求的驳斥，也就是说，即使乾隆认定一般外国人到中国要传教，但英国人是不一样的（同前，188页）。
乾隆皇帝赠给英国使团随身携带的香囊（威廉·亚历山大绘）
然而，在表明英国人不传教的立场后，马戛尔尼突然笔锋一转，以十分严肃的语气这样说：
本使认为有责任告知中堂大人，以转大皇帝知悉：大皇帝信函拉丁文本流露大皇帝对英国人在几百年前放弃真正的信仰有所不满。这不满显然不是来自大皇帝，同时也不见于信函的汉文本和满文本。（同前，188-189页）
这里所指的就是上面提到松筠向马戛尔尼解说敕谕汉文和满文本没有谈及英国人不再信奉天主教的部分，但马戛尔尼在这里没有说明是由松筠告诉他的，只是继续说，在到达广州后，他会把各文本原件送回给和珅，好让他能核正。
不过，假如这问题只停留在宗教方面，那便十分简单，因为对于清廷来说，英国人信奉什么宗教，的确无关痛痒，更何况敕谕本来就没有提过英人更改国教的问题。但最关键的是：马戛尔尼接着说，通过检视这些文本，和珅便会发现，拉丁文本的一些表述改变了乾隆敕谕的意思，把乾隆原要向英国国王表达的友谊之情减低了（He may find other expressions also altered in such a manner as to diminish the sentiments of the friendship intended to be conveyed by His Imperial Majesty to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同前，189页）。这就让事情变得很复杂，因为涉及的是两国的“友谊”，马戛尔尼是说乾隆本来对英国国王十分友好，但敕谕拉丁译文没有完全把这友谊表达出来。也就是说，由于拉丁文本传递了错误的信息，两国的友谊遭受破坏。马戛尔尼这说法不但构成对译者十分严重的指控，本身也有严重的问题。
和珅
马戛尔尼说过，敕谕拉丁文本英国人改变宗教的说法不见于汉文和满文敕谕，是经由松筠告诉他的，但他所说敕谕拉丁译文有不见于原来敕谕、对英国国王不友善的表述，究竟是谁告诉他的？马戛尔尼没有交代。但他的指控是不准确的，客观来看，乾隆敕谕本来就没有表现什么的友谊，却的确带有对英国王有不尊重的表述，当中充满天朝思想，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尤其是第二道敕谕，有学者形容乾隆对乔治三世的说话是“充满威严的、像雷鸣一样的、严厉的、终极的”（majestic, thunderous, damning and final，见Austin Coates, Macao and the British, 1637-1842: The Prelude to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6, p.89）。至于拉丁文译本，下文马上指出，译者后来向马戛尔尼承认对原来敕谕作了改动，但这些改动不但没有破坏两国的友谊，正好相反，拉丁文本就是让一些太不友善的表述稍变缓和，因此，马戛尔尼将矛头指向译者，把敕谕所表现的天朝思想归咎于翻译上的错误是完全不对的。那么，为什么他会这样做？是否因为他接收了错误的信息？如果是的话，那就是有人故意误导，向马戛尔尼提供错误的信息。这人不会是松筠——马戛尔尼不可能跟松筠讨论这样敏感的问题。表面看来，最大的嫌疑人就是使团译员李自标，因为他是当时使团里唯一一个能够看懂汉文本和拉丁文本敕谕的人。但问题是：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实在找不出合理的解释，因为这对他个人以至他希望推动的宗教活动都没有好处；而且，尽管他参加使团的动机是宗教方面的，且在后期对马戛尔尼有些不满，但整体来说，他对使团是忠诚的，行事和翻译都是站在英国人的立场出发，实在没有理由刻意提供错误的信息，恶意破坏中英两国的关系。
在这情形下，更可能的是马戛尔尼其实没有错误理解敕谕的信息，他清楚知道乾隆原来的敕谕对英国有所贬损，也明白译文没有作负面的改动，但他故意把这些贬损的言词说成是来自翻译的错误，以译文作掩饰，借此表达对敕谕天朝话语的不满。这样的推论有两个原因。第一，马戛尔尼当时便曾经写信给原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主席、时任英国政府内政大臣（Home Secretary）的邓达斯（Henry Dundas, 1742-1811），汇报给和珅写信，回应敕谕内容，但当中没有只字提及拉丁译文传递错误的信息，破坏两国的友谊，反在报告中说他在给和珅的信中“更正了皇帝信件中有关我们的一些错误”（sets to right mistakes committed concerning us in the Emperor's Letter，见Macartney to Dundas, Chekian [Zhejiang], near Han-chou-fu [Hangzhou fu], 19 November 1793, IOR/G/12/92, p.109）。这是针对敕谕本身，与译文无关。
邓达斯
但最重要的提示来自马戛尔尼在给和珅信函中所提出的一个要求。我们看过，在给和珅的信里，马戛尔尼指出敕谕拉丁译本有两个错误，一是有关英国改变宗教，二是对英国王的不尊重。虽然马戛尔尼说二者都不是来自乾隆，但在处理方法上有明显的分别。对于前者，他只说会把原件送回和珅，让他检查（to send back the originals that the Colao, may have them examined），并没有要求别的行动；但对于后者，马戛尔尼却说他相信和珅一定乐于作出改动，让这些表述变得更忠实、更友善（the Colao would not doubt be pleased to change them for others more genuine and affectionate，见IOR/G/12/93, vol. 2, p.189）这看来轻描淡写，但其实是提出具体而且严重的要求，就是希望清廷能修正敕谕。当然，马戛尔尼不可能直接要求乾隆修改敕谕，所以他在这里只能针对译文，但如果译本原来就没有问题，那么，提出要求修改译文，实际上不就是要求修改原文？而且，拉丁文本自身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拉丁文是当时欧洲外交的通用语言，因此，虽然那只是译文，但却具备官方和权威的性质，另一方面，无论是面对东印度公司还是整个英国，马戛尔尼需要带回去交代的就是拉丁文本，那时候根本没有人会看懂或关心原来的中文敕谕写的是什么，因此，即使最终只能修改拉丁文本，那还是取得一个在英国较能接受的文本。
然而，马戛尔尼的计划并不奏效。现在能见到最后提及马戛尔尼这道“禀文”的，是乾隆五十八年十月十七日（1793年11月20日）的一道奏片，呈送索德超翻译马戛尔尼禀文（《奏为英贡使所递西洋字禀文已交索德超译出呈览》，《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198页），但乾隆在看完译文后有什么反应？《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没有收录任何相关的资料，就是东印度公司方面也没有记录马戛尔尼曾收到什么回复，相信乾隆并没有作出指示，回应马戛尔尼的信件。但无论如何，这次是马戛尔尼对乾隆敕谕的天朝话语所作的一次书面抗议，尽管那是非常策略性和婉转的。
回到译者的问题。马戛尔尼对敕谕翻译提出这样严重的指控，没有理由不知道会为译者带来很大的麻烦，而且他一定知道敕谕是由北京的西方传教士翻译成拉丁文的。假如马戛尔尼根本知道拉丁文本没有问题，那就是刻意让译者陷于危险的境地。为什么会这样？ 当中的原因是他猜想敕谕是由索德超（Joseph-Bernard d’Almeida, 1728-1805）所翻译，因为这位时任钦天监监副的葡萄牙籍传教士索德超，在这次使团访华期间获委为“通事带领”，即首席翻译员，更加赏三品顶戴（《上谕英使远来着令监副索德超前来热河照料》，同上，10页），奉旨前往热河，负责带领马戛尔尼及其他成员等候乾隆的接见（《内阁大臣和珅奏英使于热河觐见皇帝的礼仪单》，同前，600页）。不过，马戛尔尼从一开始对他便没有好感，第一次见面时二人便有摩擦，马戛尔尼通过法籍传教士当面告诉他，由于他不懂英语，所以不能让他协助使团的翻译工作（Macartney to Dundas, near Han-chou-fu, 19 November 1793, IOR/G/12/92, p.59; An Embassy to China, pp.93-94），更在日志中说他虚伪狡猾，没有什么学问（An Embassy to China, p.103）；而在后来向东印度公司的汇报中更说他品性卑劣，且对所有欧洲人都非常嫉妒，对英国人尤其不友善。马戛尔尼在给和珅的信件中诿过于译者，大概就是希望能大大地打击索德超。
热河行宫万树园英使觐见场景（威廉·亚历山大绘）
不过，马戛尔尼这猜想却是错的。我们不能确定第一道敕谕的译者是谁，不能完全排除索德超，但更可能是其他传教士，因为第二道敕谕是由贺清泰（Louis de Poirot, 1735-1814）和罗广祥（Nicholas Joesph Raux, 1754-1801）翻译的。这两位法国籍的传教士跟使团十分友好，且提供过不少宝贵意见和帮忙，更曾经秘密为马戛尔尼翻译过重要文书。在使团离开北京快一年的1794年9月29日，贺清泰给马戛尔尼写了一封信，交代敕谕的翻译问题。
早在1934年，专门研究十七、十八世纪中英关系的普利乍得（Earl H. Pritchard, 1907-1995）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查尔斯·沃森典藏（Charles W. Wason Collection）整理发表了一批由在北京的西方天主教士写给马戛尔尼的信函（Earl H. Pritchard, “Letters from Missionaries at Peking Relating to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31, no. 2/3 [1934], pp.1-57），当中就包括了贺清泰这封信，因此，对于信件的内容，人们并不陌生，但一直没有人留意或提问，为什么贺清泰会无缘无故写这封信——只有读过马戛尔尼经松筠转呈的信件后，我们才知道贺清泰写信的原因。
贺清泰在信里说，当天他和罗广祥在北京城里吃晚饭的时候，临时被征召，赶回住所。 一名官员手上拿着一份敕谕的草稿，写得很潦草，只有他才能读懂。这名官员一句一句读出来，罗广祥和贺清泰一句一句地翻译。在翻译过程中，他们发现敕谕批评英国人要在中国传教，马上提出异议，解说英国人只想来做贸易，不要传教，但官员非常固执，要求他们照实翻译。贺清泰说他们只好“根据惯常的做法，我们在这里那里改动了一些表述”，但却不敢把整段删掉，因为朝廷会派遣其他传教士来核对翻译。那么，他们做了什么改动？贺清泰也说得很清楚：他们加进一些对英国国王表示尊敬的说法，因为中国人把外国的国王看作小小的头目，都是大皇帝的奴隶（“Letter from Louis de Poirot to Lord Macartney, dated Pekin, September 29, 1794, together with translation,” An Important Collection of Original Manuscripts, Papers, And Letters Relating to Macartney Mission To Pekin And Canton, 1792-1794, vol.7, doc.308, Charles W. Wason Collection, Cornell University, The Earl George Macartney Collection - Archives Unbound Gale）。此外，在信中贺清泰又谈到英国放弃天主教、改奉基督新教为国教的事。他说这改教在中国也早为人知，已超过一个世纪，这是因为英国商人时常把一些钟表带到广州，上面往往有猥亵粗鄙的微型人像，惹来很多天主教徒的不满，认为这是英国人放弃了古老宗教的结果（同前）。
尽管贺清泰在信中没有提及马戛尔尼在1793年11月写给和珅的信，但从上面所交代的内容可以看见，他其实是在正面回答马戛尔尼在信里所提的指控，包括英国人改奉基督教以及敕谕中含有侮辱性言词问题。他承认拉丁译文不完全忠实，但他们所作的改动是对英国人有利的。此外，他清楚告诉马戛尔尼，第二道敕谕是他和罗广祥翻译的，就是希望马戛尔尼不要再批评或攻击敕谕译者；他大概也猜想到马戛尔尼误以为敕谕是索德超所译的，因为他在信中特别提到索德超。他请求马戛尔尼不要相信另一名法国传教士梁栋材（Jean Joseph de Grammont, 1736-1812）的说法，因为梁栋材刻意传播一个信息，让人以为索德超要破坏使团，让他们失败而回，但其实索德超为人很怕事，没有做过什么负面的事，正好相反，贺清泰说自己在热河时亲眼见到索德超说过赞赏马戛尔尼的话（同前）。从贺清泰这封信看来，马戛尔尼对敕谕译者的批评，很可能对贺清泰和罗广祥造成一些影响，起码他们是知道马戛尔尼给和珅这封信对敕谕译者的指控，否则贺清泰也不用逐点回应马戛尔尼的问题。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松筠在送呈奏折后，上谕指令把马戛尔尼的禀文交索德超翻译，贺清泰应该很容易便知悉禀文的内容。
詹姆斯·吉尔雷（James Gillray）绘马戛尔尼使团觐见乾隆皇帝漫画
还可以指出的是，马戛尔尼在这时候还刚学会了一种“中国式尊敬”（a style of Chinese respect，见IOR/G/12/93, vol.2, p.188），就是不会直接指斥在位者的错误，而是诿过其下属。在马戛尔尼阅读乾隆第二道敕谕时，发现当中有“尔使臣之妄说，尔国王或未能深悉天朝体制”的说法（《大清皇帝为开口贸易事给国王的敕谕》，《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174页），曾立刻向松筠提出抗辩，说明自己作为英国国王的代表，所有请求都是来自英国国王的，但他得到的解释是这是解决政治难题的方法，中国人的习性相信一个国家的君主不会提出让其他君主不能接受的要求，所以会说成是臣民的责任。马戛尔尼对此是不满的，认为虽然这显示对英国国王的尊重，但对于作为国王代表的他本人却不太恭维，不单在日志里记下这事（An Embassy to China, p.166），就是在这封给和珅的信中又再一次提及。如果马戛尔尼这次在给和珅的信的确是故意诿过于译者，以译文作掩饰，从而批评乾隆的敕谕，那就是这种“中国式尊敬”策略的活学活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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