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周恩寿这个名字，大家可能都会有点陌生，但提起他的哥哥，就无人不知了，就是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共有两个弟弟，二弟叫周恩溥，三弟叫周恩寿。周恩溥在1945年1月就不幸牺牲了，周恩寿则一直活到了1985年，传奇故事也非常多。
今天，咱就来介绍一下周恩寿的传奇人生。
周恩寿1904年出生于江苏淮安驸马巷内，周家在淮安一带是名门大户，不仅是书香门第，而且周恩寿的祖父曾做过山阳县知县，所以周家备受淮安百姓尊重。
但是，随着祖父的病逝，周家也渐渐开始衰落，周恩寿在1岁的时候，便由母亲带着他们兄弟三人，来到位于清河县的外婆家生活。但不幸的是，母亲在两年后也病逝了。
当时，周恩寿只有3岁，周恩来也才9岁，兄弟三人只好又回到了淮安驸马巷内的老宅中生活。
此时的周家，可以用“落寞”一词来形容，之前车水马龙、门庭若市的景象一去不返，父亲也为了生活，奔波于他乡，周家的许多宗亲，同样也为了生活远走他乡，一时间，周恩来兄弟三人衣食无着，生存都成了大问题。
他们的八叔周贻奎于心不忍，就把他们兄弟三人带回了家中抚养。虽然八叔八婶尽心抚养，但巨大的开销也让他们入不敷出，所以过了几年后，八婶母便将周恩寿送到清江浦的姨娘家，代为抚养。
八婶在临行前，对周恩寿说：“娃儿，莫要怪八婶啊！”周恩寿也知道八婶的难处，平静地说：“八婶母，我不怪你，我还要谢谢你。”
颠沛流离的童年，是周恩寿最不愿提及的一段过往，好在这一切很快就迎来了转机，在天津定居多年的四伯父周曼青，将他接了过去，还把他送进了新式学堂。
周恩寿知道这样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在学习上非常刻苦努力，成绩非常好，让四伯父欣慰不已。同时，懂事的周恩寿在放学后也会帮着四婶做一些家务，所以，在四伯四婶的眼中，周恩寿的方方面面都让他们非常满意。
1912年，周恩寿进入南开中学，当时，校园内流行着革命主义等进步思想，周恩寿非常感兴趣，同时，作为兄长的周恩来也多次对他说：“我希望你投身于革命事业中，做一些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
1924年，周恩寿加入了周恩来等人创办的“觉悟社”，成为一名交通员，他还向大哥提出，自己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总理听完后，非常高兴，就对他说：“你要想清楚，参加共产党意味着什么。”
周恩寿没有迟疑，说：“哥哥，我想好了，我一定要加入共产党。”就这样，周恩寿于1924年冬天正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1925年，周恩寿来到北平，开始做地下工作，虽然资历浅，经验少，但令人称奇的是，他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各种任务，没有一次失败过，连大哥周恩来也称赞说：“同宇（周恩寿字同宇）在做地下工作这方面，非常有天赋，可以说是一名老党员了。”
1925年秋，周恩寿收到了周恩来从广州发来的电报，根据中央的指示，命令他即刻赶赴广州，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展地下工作。就这样，在北平工作还不到一年的周恩寿，就告别了战友们，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抵达广州后，周恩寿于1926年1月进入了黄埔军校第四期。
熟悉近代史的朋友都知道，黄埔军校第四期名将如云，比如林彪、刘志丹、伍中豪、段德昌、郭天民、唐天际、张灵甫、谢晋元、胡琏、李弥、刘玉章、赖传湘、高魁元、文强等等。
大哥周恩来虽然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但周恩寿跟其他学员没什么两样，没有丝毫特殊的照顾，周恩寿后来回忆说：“半年多里，我与哥哥只见过一面，他那天主动来找我，同我说道：‘同宇，一定要打牢基础，学好本领，我这个做哥哥的，是绝不会给你走后门的。’”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在广州拉开序幕，周恩寿也加入到了北伐军中，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员，跟随部队深入前线进行采访任务。
北伐军攻打武昌城时，为了能拿到前线将士们浴血奋战的第一手资料，周恩寿冒着枪林弹雨，在前线阵地上进行采访，不料，一颗炮弹袭来，将他掀翻在地，顿时昏迷过去。
等到周恩寿醒过来时，武昌战役已经结束快半个月了，事后他才知道，是郭沫若冒死救了他。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给他写了一封信，叮嘱他说：“同宇，我钦佩你的勇气和革命斗志，但一定要注意安全，你若出了事，我怎么向父亲伯伯们交代？”
周恩来在信中写得很平淡，但周恩寿不知道的是，大哥在获悉他受伤的消息后，三天三夜都没有睡过好觉，嘴里不停地念叨：“是我不好，没有尽到一个做兄长的责任。”
北伐结束后，周恩寿因为一点小事，跟哥哥吵了一架，离开了部队，跑去了吉林，在吉林铁路局工作。
1928年4月，周恩来和邓颖超等人要去苏联，但在路过大连的时候，被日本人扣押了起来，周恩来就给弟弟秘密写了一封信。
周恩寿在东北还是有点关系的，再加上日本人还不知道周恩来夫妇的身份，就在周恩寿的跑动之下，把大哥和大嫂救了出来，并把他们安全送上了列车。
1945年冬天，与大哥分别十多年的周恩寿，通过多方关系，终于在北平见到了大哥，并提出想重新为党工作的想法。周恩来看着目光热切的周恩寿，说：“同宇，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谨防国民党在我们背后下黑手，既然你还想工作，那就做回你最熟悉的地下工作，你看如何？”周恩寿立即答道：“一切听哥哥的安排！”
周恩寿辞别大哥后，来到了天津，按照党的指派，与天津地下党员周世昌取得了联系，没过多久，在天津的闹市区，一家名为“民生”的客栈开业了，老板正是周恩寿。
“民生客栈”表面上是一家客栈，背后却是我党在天津的重要联络站，同时，通过民生客栈，周恩寿帮助我党筹集到了一些活动经费和药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此时的周恩寿，面对地下工作更加娴熟，多了一份从容不迫，以至于后来周恩来提起此事时，还欣喜地对邓颖超说：“说实话，做地下工作，同宇要比我好得多，这是他的长处。”
但是到了1947年，一场飞来横祸却正在悄悄向周恩寿袭来。
民生客栈有一个邻居，人品很坏，经常与周恩寿发生口角，当时，国民党为了保住天津，开始了最后的疯狂，到处搜捕地下党员，这个邻居就向国民党特务举报说，民生客栈很可疑，经常有不明身份的人来，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地下联络站。就这样，周恩寿被捕入狱。
国民党特务在民生客栈里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就把突破口放在了周恩寿身上，严刑拷打，金钱诱惑，用尽了各种手段，但周恩寿始终没有屈服，一个字也没有说。
周恩寿被捕入狱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天津，也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
周恩来虽然是我党的重要领袖，但他在国民党内的威望也非常高，就通过各种关系，营救弟弟。再加上周恩寿始终没有透露半点消息，国民党反动派也找不到证据，只好把他放了出来。
建国后，周恩寿在“华大”学习一年后，被分配到了冶金部，做着一些普通的工作，薪水很低。
按理说，周恩来身为新中国的总理，完全可以给弟弟安排一个好工作，至少是薪水高一点的工作，毕竟周恩寿家里还有四个孩子，日常开销很大，但周总理却对弟弟说：“同宇，我现在是人民政府的总理，更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要接受人民的监督，我不可能给你走后门，这一点你要清楚。”
周恩寿也是一位高风亮节的人，没有抱怨，反而笑着说：“哥哥，你知道吗，二十多年了，你还是和黄埔军校时一样，一点都没有变过。”
1959年，被胃病困扰多年的周恩寿，去医院治疗，遇到了内务部长曾山。曾山也知道，周恩寿是周总理的弟弟，做着一些普通的工作，薪水少，经济压力大，于是，他就把周恩寿调进了内务部，安排他做了一名专员，经济情况稍稍好转了一些。
但是，周总理知道此事后，特地给曾山打了一个电话，说：“周恩寿的职位一定要安排得低一些，绝对不能高，因为他是我周恩来的弟弟。”
1963年春节，西花厅里非常热闹，周总理特地请来了周恩寿一家人，吃了一顿饭。
期间，周恩来向周恩寿提了一个请求，说：“同宇，你的胃病好些年了，一直没有好转，对工作影响非常大，而且，你又快到退休年龄了，我想着，你能不能提前办理一下退休？”
周恩来随即又说：“你是我的弟弟，长期带病工作，肯定有不少病假，传出去影响不好，你退休以后，就在家教育孩子，要是经济上有什么困难，你给我提，我想办法给你解决。”
周恩寿说：“哥哥说得对，我这病的确对工作有影响，现在又快到退休年龄了，我答应哥哥，等过完这个春节，就去办退休手续。”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因病逝世，当时正在家中养病的周恩寿，听到这个消息后悲痛欲绝，但是，因为他当时的特殊处境，不能亲自去送别哥哥，成为他心中最大的遗憾，常常对妻子王士琴说：“我没能送哥哥最后一程，实在是不应该啊！”
1985年5月13日，周恩寿在北京病逝，享年8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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