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十多年前许倬云先生在台湾大学历史系的授课内容，收录于《九堂中国文化课》。其中观点不乏争议，仍有诸多省思和受益之处。
划重点
1.康有为或章太炎这些人在明朝的时候，可以拎着脑袋跟锦衣卫玩性命，可以拎着脑袋呵佛骂祖，可以拎着脑袋骂皇帝。
2.其实，“炎黄子孙” 这个观念极为错误，读考古学的人就晓得这是件完全谬误的事，中华民族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构成这复杂群体的是文化主流，不是血统。
3.当时一小堆不超过两三百的知识分子精英，居然能做到这个地步，并且直到今天我们还被罩在他们的大如来手掌之下，真是一件相当令人惊奇的事情。
4.日本绝对承认它跟中国的渊源，但始终不甘心做老二。
5.东亚意识或亚洲意识，实际上是儒家意识之下的共同想法。儒家没国界，可与之比拟的，是欧洲历史上的公教秩序。
6.日本一直认为建国的经过比别人成功，但事实上不是日本能力高强，而是因为占了别人的资源。
7.老年变保守，是因为他们愈来愈觉得少年革命那一段很浅薄。而他们脑子里之前受的教育刻痕太深，后来的刻痕浅，前面的刻痕深，最后就趋向保守。
8.胡适一辈子搞西方思潮、科学主义，一辈子没读通过基督教，没读通过西方哲学。他一辈子主张自由，但没有理解 liberty 跟 freedom 的差别，freedom 是 free from 什么？他没理解 free 后面的东西，把自由当作随心所欲来看，成了庄子的自由。
儒家的最后一代人物
你在报告中讲到章太炎那么自大自狂，倒是反映出一个现象，那就是为什么章太炎自大自狂，以至于黄季刚（1886—1935）、徐复观（1903—1982）等人也一样？章、黄这一系列人物，自比为圣者，自认圣统、道统在他们的身上，是圣人，就可以傲视天下。为什么？章太炎有这种“我是圣者”的胸怀，钱宾四先生（1895—1990）就不愿如此。章、黄代代相传，都有这种身为圣者的心情和想法，后来的新儒学那一批人，或多或少也都带有狂者的倾向。一批人这样自大自夸的现象本身，是值得去推敲的。
虽然没有那么多私文件来佐证，但仍可以从他们的作风、书信及诗词里推敲出一些东西。像章太炎特别喜欢挑最难认的字，来写最容易的意思。一个普通的字，章太炎一定挑古体， 一般人不认得，其心态是：因为你不认得我认得，表示我的学问足够探玄索隐，足够远追圣人的传统与道统。这种狂者的心情，魏晋时人也有，但魏晋的狂者是脱开传统、摆脱礼教， 而这些人不一样，他们不是不承认礼教，反而是一定要竖立起一个大道统在那里。
章太炎
这一批人物，不论康有为或章太炎，都不能用今日“知识分子”来解释。他们不像西方的知识分子，是从知识批判世界的人物。他们是中国社会过去的精英，儒家的最后一代人物。这些人在明朝的时候，可以拎着脑袋跟锦衣卫玩性命，可以拎着脑袋呵佛骂祖，可以拎着脑袋骂皇帝。这一批精英，有个道统在后面支撑，道统是他们的精神所在——希望你能够抓住这一点。
章太炎与康有为的认同
我们常说“卡里斯玛”（charisma），韦伯的卡里斯玛是什么？卡里斯玛是具有特殊禀赋的人物。这样的人，往往在某一个关口上，以个人的生命去认同一个历史的、文化的生命。比如说，艾瑞克森所讲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和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1869—1948）两人，就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要将自己的精神与他的文化生命结合在一起。我刚讲的“圣者”，对道统的承担，就是这个想法，而且必须要放在救亡的紧迫局面下才能理解。那时，不仅国要亡，更重要的是“道”要亡。在那个民族主义弥漫世界的时候，章太炎要把文化主义转化为民族主义，才会主张用黄帝纪元来替代公元，要用中国的一套，不用别的。今天大家常讲的“炎黄子孙”四个字，就是文化主义转化成民族主义的例子。其实，“炎黄子孙” 这个观念极为错误，读考古学的人就晓得这是件完全谬误的事，中华民族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构成这复杂群体的是文化主流，不是血统。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可以报告一下我在考古上的所见，包括文化聚合的方式等。
所以，章太炎与康有为都拿自己去认同一个时代。康有为的认同是：我就是圣者，跟孔子的做法一样；我立了一个新的圣教，这圣教上接孔子。章太炎的认同则是：我承接圣教，一脉相传，但最重要的一条线在我的手上，让我可以做中华文化的代言人，使我可以界定中国，把中华帝国的“帝”转变成民国。在章太炎手上，这一条线经过几个转折，先把道统转化成文化，再把文化转化成种族，种族再转化成国家。
电视剧《走向共和》
老实讲，这都是民族主义本身要寻找认同。因为19、20世纪之际，传入中国最强大的潮流就是救亡课题下的民族主义。近代以前，中国没有国旗，没有国歌，没有国号。“大清” 不是国号，是朝代的名称；大清龙旗不是国旗，是皇家的仪仗。中国没有边界，有的是不同层次的边缘认同，地理上的边缘、经济上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传入中国的民族主义转化成反满，等到反满成功以后，再把反满转化成中华民族的建构。这个工作相当艰巨，当时一小堆不超过两三百的知识分子精英，居然能做到这个地步，并且直到今天我们还被罩在他们的大如来手掌之下，真是一件相当令人惊奇的事情。
日本的情形也差不多，明治维新也是不到一两百人做出了偌大的事业。我建议你试着从这个方向做思考。你的报告，我相当喜欢，有很多可以再发展的余地，但要理清楚你的想法。刚才我讲的只是大的线索，先说说我的意见，大家再一起讨论。
两种亚洲主义
接下来谈萧同学报告的题目。我们要理解，最早期的亚洲主义和近代的亚洲主义是不一样的。此外，你报告中提出的产业问题，非常有道理。
竹内好（1910—1977）的“亚洲主义”，是战后提出来的，反映的是日本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不是军人——经过二战之痛，亲眼目睹战场上日本军人的残暴，良心不安，重新思考后才把亚洲主义又端出来。实际上，亚洲主义已经消失很 长一段时间了。大东亚共荣圈不是亚洲主义，是亚洲的势力圈。
竹内好
日本跟中国之间，是一种“又爱又恨”的关系。日本绝对承认它跟中国的渊源，但始终不甘心做老二。日本的不甘心、不服气，不是始于清末，也不始于明朝，而是从唐朝就开始。日本一直有神武天皇子孙统治是神之国的想法。为什么日本人会对神之国概念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呢？因为日本的每一次转变，都快速成功，唐朝时的成功就是个例子。更早之前，日本考古上的弥生时代，水稻的种植、天皇制度的确立、 国家的出现，使当时的日本自认获得很大的成功。和日本海对岸的朝鲜半岛、东亚的东北边，甚至和包括日本国内当时所谓的“虾夷”相比，日本自认是很大的骄傲。因而，肯定神之国、神国的象征，便在日本人心里根深蒂固。
唐朝时，日本有遣唐使到中国学习，遣唐使回去甚得尊敬，但日本始终自认为是东北亚的霸权，不甘心像新罗、百济等作为中国的部属。所以，日本使节到中国来时不愿意跟高丽使节同一等级，并且屡次在要求中国给它封号时，同时把朝鲜跟东北亚加到日本的范围之内。有一个故事，下围棋的人都知道：唐宣宗（810—859，847—859年在位）时，日本围棋界第一高手来到中国，宣宗派中国的第一高手顾师言跟他下围棋。顾师言很惊险地打败了日本国手，却自称是中国的第三高手。日本第一国手大败之后，要见中国第一高手，顾师言说只有赢了第三、第二之后才能见到第一高手。日本棋手感叹说：我小国之第一不如大国之第三。但，日本人心里是不服气的。到了明朝，丰臣秀吉（1537—1598）甚至如 此表达他统御的野心：天皇迁到北京，他自己住在宁波，他弟弟摆在京都。为什么是宁波？因为洋流的关系，宁波是海路来往日本最方便的地方。
亚洲圈的文化认同
日本自称为“小中华”。“中华”这两个字，不代表中国，代表的是亚洲文化的总体性。日本自认为中华，其实是亚洲圈里的文化认同。假如孔子挂帅、孟子为将去打日本，日本人怎么办？他们会说：我们用儒家的义理打回去。这种概念在亚洲圈里常常出现，而且不只一两处：越南自称为“大南国”，是中华；朝鲜也经常自称为“东方的中华”、“小中华”。所以，这个东亚意识或亚洲意识，实际上是儒家意识之下的共同想法。儒家没国界，可与之比拟的，是欧洲历史上的公教秩序。欧洲的这个“教”，是属于神的，超越国家、民族；东亚的“教”不属于神，有的反而是“道”的观念。这个秩序是“道”，朝鲜、日本都有“道”字，朝鲜有商道，日本有神道、武士道。“道”就是一般原则（general principle），是东亚式的思想、东亚式的生活。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用筷子是东亚式的，用手抓是印度式，这条界线在马来西亚半岛很清楚。
回到刚刚讲的民族意识。中国与日本民族主义的问题类似，就是如何由文化转化成民族，这是个大的转化关口。中国、日本的民族意识，都是在西方侵略时形成的，但日本快速转变成功，究其原因：日本像一艘千吨小船，好转舵；中国像万吨大船，难转身。再者，日本的精英非常集中，是依 附在统治结构里很少数的一群人，没有在民间扎根。日本民间虽有另外一群精英——武士，但武士不谈思想。到了德川幕府后期，武士变成了官僚，但仍依托于几个大藩。相对而言，中国的儒生都是精英，很庞大的一群，尤其中国的儒生还套上科举制度，而日本没有科举制度。再由识字率来看，明治前夕的日本跟同时期的中国比较，相差很远。基于这些原因，日本要转变很容易，很快就把亚洲意识摆脱掉了；中国人多口杂，有多样的声音，转变很难，但一二百人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浪潮。
日本在转变过程中，亚洲主义在日本精英的思想里很快变成脱亚论。福泽谕吉（1835—1901）的“脱亚论”，是把亚洲丢掉的意思。脱亚论以后，原本同文同种的亚洲主义思想变成了亚洲势力圈。在这个亚洲势力圈里，先是把日本跟中国对比，日俄战争（1904—1905）以后又变成现代跟落后对比。在现代与落后的对比里，日本的使命感是要以日本为首，亚洲各国为从，建立一个大的帝国，但不是中国式的亚洲帝国。因此，在每次中日谈判上，都看得见日本人趾高气扬、穷凶极恶，民间的来往也是如此。
电视剧《坂上之云》
抗日战争与民族主义
萧同学，你说“莫名其妙的仇日”，其实不能讲“莫名其妙”，因为有深刻的感受在其中。我在抗战期间长大，知道它确实是一种深刻的感受。我父亲十二岁在甲午大败之后进入江南水师学堂，他一辈子的工作都跟海洋有关，先是海军，后是海关。不管是在海军还是海关，他都要和日本人打交道。当年，他在厦门、荆州做海关监督时，日本要深入内地与英国的势力对抗，他碰到的很多日本对手都比洋人更残忍、更难处理。当时的“日清洋行”，真是欺压老百姓，在街上朝中国人吐口水，甩中国人耳光，踢中国人。我自己就亲眼看见日本人在街上开骂，踢翻人力车伕，警察也不敢抓。抗战八年，几乎亡国。中国的民族主义，是由此而来的。
台湾本地的同胞，跟我的记忆不一样，年轻的一代更是没有经历过我亲眼所见的战争。二战时，中国打了八年，中国人的血流干了，泪流尽了，一穷二白三净四光。我们永远在饥饿的边缘上，受的痛苦，你们这一代不了解。我们这一代的人，长得都比你们矮，因为日本占领了供给食粮的鱼米之乡，大家成长时吃不饱，营养不良。举个例子，战争结束，我弟弟回南京，一下船看见那么好的白米，我表哥跟我弟弟两个人共吃了十五碗饭，八年的饥饿要一次补回来。再说，我亲眼目睹重庆被荡平三次，出防空洞一眼望去，重庆的万县全部被烧光、炸光了。还有一次，我们难民走在公路上， 日本飞机俯冲下来扫射。飞机来时，大家就往麦田里头钻，日本飞机就横过来飞，把我们从麦田里赶出来，玩弄我们！那时候的飞机是小翅膀的，没有机罩，战斗员带着一个目镜， 脸上表情都看得见。飞机飞过，机关枪在前面扫，尸横遍野，战斗员却在笑。我亲眼看见他笑！这算不算“莫名其妙”的仇视呢？应该是“有名其妙”吧！
各位在台湾，是太平时代长大的，几十年来没有经历真正的战争，不知战争之苦。八年全面抗战，中国承受的是：在城门边上要向日本军人鞠躬，叫你跪下就跪下；三五个日本兵到中国村落里找姑娘；日本兵想起家乡的孩子，给中国小孩糖吃，小孩拿来吃完后要磕头叫爸爸。请问，小孩父母当下是什么感受？而日本人拍下照片，回去说日本军人对中国人多友好、多亲善。所以，中国跟日本的仇恨，不是意识形态，是经验。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这样来的。同一个战争，台湾的同胞处在另外一面，像许多台湾兵被日本皇军派去菲律宾，杀菲律宾人时不觉得如何难过，但倒过来说，菲律宾人又该怎么想呢？为什么中国人、韩国人、马来人、新加坡人、 越南人，都对日本人祭神社那么气愤？这是有原因的，不是凭空捏造的。我到了五十岁，才能从中反省、解脱出来，才能不太激动、不太痛苦地去回忆这些事，因为我认为：世上无义战，任何战争都是不义的，任何口号都不应该以老百姓生命为代价，更不能以对方老百姓的生命为代价。
亚洲主义的重新探讨
由此看来，竹内好这批人的反省是了不起的，只不过竹内好这批人在日本是绝对少数。我非常同意你的结论，亚洲主义应重新检讨，把过去摆在一边，但“轻易”地把过去摆在一边，则要等我这一代的人死光。我到五十岁才能解脱出来，又有多少人没有经过类似我的这种反省而解脱出来？李登辉先生的心理误区，就是他忘了从别人的角度想，一直只从他自己是皇民和所受的日本教育出发，这样子海峡两岸的交往，永远不能和平。
还有一件事值得讨论。日本一直认为建国的经过比别人成功，但事实上不是日本能力高强，而是因为占了别人的资源。像日本在甲午以后，建设重工业、建立军队的力量，都和早期中国的赔款及日本占有东北、台湾的资源有关。台湾的农产品，释放了日本农夫的劳动力，使农夫得以进入工厂。日本一直不提这一点，只把它当作日本优秀的再次证明。
朝鲜战争（1950—1953）以后，日本快速兴起，七十到八十年代一时有“Japan No.1”的口号。日本又认为这重新证明了日本的优秀，实则这次日本兴起，是因为美国把朝鲜战争的资源和基地摆在日本，美国的国防经费都投到日本去了。我在美国有位老朋友，年纪跟我差不多，是位工程师。他二十多岁时到二战后的日本工厂教日本人更新设备，做收音机。他那一批人数很多，都去了日本。这些都是使日本迅速复兴的力量，而日本绝口不提，只会以此来重新证明神国的优秀、神民族的优秀。实则，日本今天的地位，和英国在欧洲地位一样，英国是美国在欧盟底下的基地，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基地。美国要继续独霸世界，就必须掌握英国和日本这两个基地，所以美国绝对会支援这两个国家。
日本从战后到现在这一代，已有相当大的转变。二十来岁的日本人，跟他们的父辈、祖辈很不一样，比美国人还要好逸恶劳，他们“去中心化”的态度强烈，却又没有拥有真正的、严肃的“去中心化”态度。真正、严肃的“去中心化”态度，是对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来个大反省。日本仍有很严肃的文学家、艺术家、各行各业的人，但一般的年轻人却和美国最肤浅的一批人一样。我一位已过世的日本朋友吾妻洋，出身学术世家，祖父、父亲都是有深厚学术修养的学者。他的祖父，是跟美浓部达吉（1873—1948）一起在1920年代讲天皇机构论，说天皇不是神，天皇是国家机器。他的父亲本人是社会学家，也属于这一传统的人。他对于亚洲主义有反省，甚至超出亚洲主义，说日本要世界主义，不要以亚洲主义跟人家来对抗，这是非常高超的一个境界。现今的日本知识分子，像吾妻洋这样想的不多，大都是要重新肯定脱亚论以前的东亚，所以日本今天的学问还是分东亚学、 西洋学两门，中国学摆在东亚学里面。
救亡与觉醒下的启蒙
你们两位同学报告的内容，是可以互通的，因为日本也是在救亡跟觉醒两个难关之下启蒙，其转变跟中国有类似处，也有不同处。前面我举了几个不同处，像是知识分子的数量、分类等。另外，日本没有章太炎这一类的人物，因为日本不像中国有一个足以自豪的传统可以回归，或者说，日本不像中国有一个从炎黄、周公以下很长很长的传统，作为反省的对象。中国紧抓传统、道统不放，有点像欧洲历史上的公教秩序。在欧洲启蒙时代，有没有对基督教重新思考呢？有，像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等。当然，最大的重新思考是新教大革命，而新教大革命有程度上的差别：路德会 （Lutheranism）基本上还是肯定公教；英国的公教，仍是公教的一个影子而已；到了后来，才有完全颠覆公教的加尔文教派（Calvinism）。所以很长的时间里，公教秩序一直在那里。伊斯兰世界不一样，它宗教的主控性太强了。
为什么有许多人少年革命，老年时却保守，紧抓着中国道统不放？老年变保守，是因为他们愈来愈觉得少年革命那一段很浅薄。而他们脑子里之前受的教育刻痕太深，后来的刻痕浅，前面的刻痕深，最后就趋向保守。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一直到五四的胡适，再往下到傅孟真（1896—1950）、殷海光（1919—1969），他们这些人对西学的理解，跟你们各位相比，差太远了。在他们身上，中国圣人的传统太鲜明，传统学问的刻痕又大又深，到最后老学问就跑出来了。章太炎、康有为等人，得到的西方文明的资料极为微薄。章太炎的西学知识，有的是从日本捡来的二手资料，有的是来自租界上出版的二手资料的书。说句不恭敬的话，胡适之先生搞的五四运动，号称要西学、要全盘西化，但五四健将们对西方的理解实是非常浅薄。傅校长孟真先生，是我非常佩服的人，他的科学主义也非常强烈。傅先生天纵聪明，从德国游学到英国、美国，看见很多西 方的东西，但没有认真读任何学科。至于殷海光先生，我很佩服他的勇气和骨气，但对于他的学问，我有所保留，也写过评论。我们私交很好，他被软禁在泰顺街的时候，我每个礼拜看他一次，门口那个卖馄饨汤的就是监看他的人，最后也认得我。胡适一辈子搞西方思潮、科学主义，一辈子没读通过基督教，没读通过西方哲学。他一辈子主张自由，但没有理解 liberty 跟 freedom 的差别，freedom 是 free from 什么？他没理解 free 后面的东西，把自由当作随心所欲来看，成了庄子的自由。胡适之先生对我实在不错，我出去留学的奖学金是他替我弄的。对一个没有很深渊源的年轻人，他肯花这么大的力气，我很感激他，可是感激归感激，历史归历史。
反观日本，日本的“兰学”是了解西方的窗口，但他们对近代西方知识的理解，却是借重魏源（1794—1857）的《海国图志》，最初得到西方文明的资料也很微薄。但紧接着，日本就又从“兰学”接上轨道了，而中国从没有如此过。
你的报告，讲到余英时和陈寅恪先生（1890—1969）。陈寅恪是史语所的历史组老组长，我进史语所第一组的聘书上，就有陈寅恪先生的名字。余英时考证陈寅恪的诗，是探讨他的心情，不是分析陈寅恪的学问。陈寅恪真正的考证学 问，了不起的那几篇历史著作，研究中古大学问的蛛丝马迹，都不在他的诗中。拿陈寅恪跟傅孟真先生的通信来看，也找不到多少材料，十封信中有八封信是向傅先生要钱的——当时大家都穷得发昏，没人敢跟傅先生要钱，他敢要！到了台 湾，大家也还是穷得要死，傅先生曾为了救同仁之贫，写了五封信向教育部长杭立武要钱，最后为每位正教授要了五十元好过春节。总之，中国的这些私文件里的东西不多，没有办法像西方一样运用私文件来做研究。
以上，我把两位同学的两篇报告，合在一块，夹叙夹议地讨论。两位都有很好的宏观见解，而且都有自己的着眼处，我只是补充了一些想法而已。这堂课，我和你们讨论时，不会讨论考证的方法、文献，纯就观念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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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母校台湾大学历史系“中国文化专题讨论”九堂课和在台大的两次公开演讲的结集。在书中，许倬云先生以较为宏观的“中国文化”为主轴，打破儒释道三家壁垒，贯通中西，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学、历史、宗教和哲学等面向都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专题讨论。
史学大家的历史与文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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