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隋风
编辑丨吴酉仁
中国古代小说中，经常出现各种神乎其神的“阵法”。比如《水浒传》里有九宫八卦阵、太乙混天象阵，《三国演义》里有一字长蛇阵、八门金锁阵。
其中，又以对诸葛亮“八阵图”的描述最为神奇。
《三国演义》里说，该阵设在江边，乃“乱石八九十堆，并无人马”。陆逊带人进阵后，便只见飞沙走石，昏天黑地，当即被困在里面。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心中不忍，从“生门”将陆逊等人救了出来，并解释说，
“（八阵图）反复八门，按遁甲休、生、伤、杜、景、死、惊、开。每日每时，变化无端，可比十万精兵。”
可比十万精兵云云，当然纯属扯淡。但《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确实有诸葛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的记载。
小说之外，史实中的“八阵图”，究竟是什么？
《三国演义》黄承彦救陆逊出八阵图剧照
一、所谓阵法，就是战斗队形
吴晗在《阵图与宋辽战争》里，对“阵法”下过一个相当准确定义：“所谓阵法，就是野战的战斗队形和宿营的防御部署。”
有战争，即有战斗队形，也就有了阵法。1972年出土的《孙膑兵法》中有一篇名为“十阵”，除火阵、水阵外，记录了八种典型阵法：
（一）方阵：这是古代军队的基本队形，特点是“薄中厚方”，即把主要兵力布置在阵的外围，中间只留很少的人，以显示兵力雄厚。（二）圆阵：出土竹简有缺失，只知道这是对敌防御的阵势。（三）疏阵：兵力不足时，就要拉大队列之间的距离，同时多设置旗帜和兵器，给敌人以己方人马众多的假象。（四）数阵：同疏阵相反，士兵在数阵中密集排列。（五）锥形阵：阵前部署精锐部队，后方留有足够增援，目的是迅速突破或割裂敌军队形。（六）雁形阵：出土竹简有缺失，只知道该阵主要目的是发挥弩箭的威力。（七）钩形阵：这里的“钩”意为勾连，就是在大军主力外，设置机动部队打击敌人。（八）玄襄阵：此阵意在麻痹敌人，让士兵、战车，以及鼓声做出混乱的假象。
这八种阵法的最大共同点，是追求实用。将领可依据战场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战斗队形，来部署士兵。其中不涉及任何两仪、四象、八卦之类的玄学概念。
出土的《孙膑兵法》竹简
在冷兵器时代，维持战斗队形，也就是保持阵势的齐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队形混乱会导致部队无法发挥应有的战斗力，比如骑兵失去了冲锋的空间；弩兵不能获得掩护，无法对敌军造成有效杀伤。
而要想有效维持战斗队形，所布之阵就不能太过复杂。因为越简单的队形越方便指挥，越容易保证行动一致，也越容易在被冲击之后重新集结。
遗憾的是，历史上总不乏有一些军盲皇帝或大臣，试图通过自己的“匠心独运”，设计出种种复杂的阵势，期望它们可以产生克敌制胜的起效。结果无不以失败告终。比如北宋皇帝（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等）亲授给前方将领的那些复杂阵图，还有北宋诸大臣向皇帝进献的诸多阵图，看上去全都精妙非凡，实际上却从未在战场上发挥过正面作用。
下图是宋太宗亲自设计的“平戎万全阵图”。没有任何资料记载该阵曾在历史上，为宋军提供过正面帮助。按阵图的部署，全阵需要步兵110280人，骑兵30650人，防御用的大车1440辆。阵型展开后，正面宽度将达到17里。
一个战斗队形要动用约15万人来布置，可想而知它有多么地臃肿。但宋太宗却自信满满，说什么“布阵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轻议者，甚非所宜。朕自为阵图与王超，令勿妄示人”——部署战斗队形这种事，需要专业人士，尔等门外汉不要随意插嘴，朕亲自制定了这般高级的阵图，万不可轻易拿给人看。
宋太宗设计的“平戎万全阵图”
宋太宗的这种“阵法理念”，对北宋的军事活动影响颇深。宋神宗时代边境用兵，号召群臣进献阵法。许多大臣的“研究成果”，即带有浓厚的宋太宗风格，让宋神宗大摇其头：
“朕尝览近日臣僚所献阵图，皆妄相眩惑，无一可取。果如其说，则两敌相遇, 必须遣使豫约战日，择宽平之地，夷阜塞壑，诛草伐木，如射圃教场，方可尽其法尔。以理推之，其不可用决矣。”
大意是：群臣设计的阵法，看上去都很“炫酷”，可根本没法付诸实操。要想应用他们的阵法，必须先和敌人约定开战时间，然后找一块开阔的土地，推掉土山、填上河沟、清除草木，把战场搞成巨大的军事操练场，才能有空间部署他们的阵势。用脚趾头去想，也该知道这些玩意在战场上是行不通的。
事实上，只要阵法略具复杂性，便只能应用于小部队。比如戚继光改良的“鸳鸯阵”，需要排兵、狼笕兵、长枪兵、镋钯手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可以说是比较复杂的。但组成一个鸳鸯阵，仅需战斗人员11名，外加火头军1名，所以相对而言易于指挥，行动也不会太过臃肿。即使如此，戚继光仍有特别命令给部下，在遭遇敌人伏击时，绝不用鸳鸯阵，因为“鸳鸯阵人多，跑远易乱”。
简言之，真实的战争不需要那些“结构复杂、变幻莫测”的阵法。
戚继光的“鸳鸯阵”
二、诸葛亮的“八阵图”，当然也是战斗队形
回到本文开篇的问题：诸葛亮的“八阵图”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秦汉时代，战争中使用的战斗队形，大体上没有超出《孙膑兵法》里的那几种。此一时期的史书，在说到阵法时，常提及“八阵”一词。如班固在《封燕然山铭》里说，窦宪对匈奴“勒以八阵，莅以威神”，也就是在与匈奴的战争中使用了“八阵”这些战斗队形。三国时代的《魏书》中也说“汉承秦制……会五营士为八阵进退”，也就是秦汉时代的士兵，日常训练中都要演练“八阵”。
那什么是“八阵”？
对这个问题，历代有不同解释。有些现代学者，甚至将之直接等同于《孙膑兵法》中介绍的那八种阵法。不过，这种说法忽略了《孙膑兵法》的原文是“十阵”，而非“八阵”。
这其中，以唐朝将领李靖的观点最为合理。他说，早期军队在“井”字形的土地上训练，大将居中，八支部队环绕四周，分为所谓的“四正四奇”，正好是“八阵”。后世虽然不再用“井”字形的土地训练部队，但“八阵”的名称流传下来，成了对战斗队形的一种泛称。
如此，再来看《三国志·诸葛亮传》里那句“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就很好理解了。所谓的“八阵图”，其实就是诸葛亮依据前人留下的资料，编写出来的一本练兵手册。只是很可惜，他撰写的《军令》《兵要》等兵书全部失传，今人已很难知道诸葛亮设计的那些战斗队形，究竟是何种模样了。
好在，现存《北堂书钞》等书，录有《军令》的只言片语，对阵法有所提及。
比如：
“闻五鼓音，举黄帛两半幡合旗，为三面圆阵。”
再如：
“连冲之阵，似狭而厚，为利阵。令骑不得与相离，护侧骑与相远。”
虽然理解起来有些难度，但大意是清楚的：第一条说的是用鼓声和旗语，来指挥部署“三面圆阵”；第二条说的是骑兵跑位，以配合“连冲之阵”的运作。
“三面圆阵”与“连冲之阵”这两个名称，均不见于《孙膑兵法》，很可能是诸葛亮的原创战斗队形。虽然很难知道这两个队形具体怎么布置，但仍不难看出：它们的特点是追求实用，不含任何玄虚成分。
诸葛亮设计的这些战斗队形，在三国时代已颇为有名。蜀国灭亡后，司马昭特意让陈勰去学“诸葛亮围阵用兵倚伏之法”。晋人后来对八阵图多有应用，《晋书》说马隆率军平叛，“以八阵图作偏箱车”——所谓“偏箱车”，是一种装有刀刃和护具的战车，在战阵中使用。
至于那些留存至今的所谓“诸葛亮八阵图遗址”、所谓的“诸葛亮八卦村”……不过是后人对史实缺乏基本了解，而做出的错误附会，全当不得真。
全国目前至少有三处所谓的“八阵图遗址”
三、“八阵图”成为谜案，是知识管控的结果
搞清楚了“八阵图”是什么，剩下的问题便是：为什么在明清文人笔下，阵法成了一种神乎其神、夺天地造化的东西？
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兵书长期被历代统治者列为禁书，致使许多有实用价值的兵书失传。
早在东汉末年，曹操即下令“科禁内学、兵书”，这里“内学”指的是谶纬，开了将谶纬和兵书同列禁书的先例。在唐、宋两代，兵书也被明确列为禁书，私藏者要“徒二年”。陈寿所编《诸葛亮集》在宋代以后失传，或许正与该书中收录大量军事内容，民间流传很少有关。自此之后，《八阵图》是什么，才开始成为一个问题。
清代也禁毁了一大批明代兵书。有学者统计，明代有兵书1023部，而收入《四库全书》的仅有5部。尤其茅元仪《武备志》、曹飞《筹兵药言》等因有“违碍”内容，严禁刊刻。
清宫殿藏画本诸葛亮像
其次，缺乏专业军事素养的文人喜好谈兵，也喜好撰写兵书，其内容往往不切实际，甚至大谈阴阳五行。于是，“阵法”这一寻常事物，便与天地阴阳五行八卦搞到了一起。
早在西汉时代，刘歆所编《七略·兵书略》中，就有一类名为“阴阳兵”，即借助术数、鬼神等“左道旁门”赢得战争。《孙膑兵法》虽然讲究实用，但也充斥着大量阴阳学的内容，如《地葆》一篇说，“南阵之山，生山也。东阵之山，死山也”，毫无依据地将阵地不同方位的山定性为生山或死山。
阴阳学对中国兵法影响深远，尤其在宋代以后，“文人谈兵”成为主流，他们所写的兵法中，常常包含阴阳理论，即便是著名的《武经总要》《武备志》也不例外。
“文人谈兵”还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所撰写的兵书，因为脱离实战，已不再具有指导价值。战场经验丰富的曾国藩，即宣称古人所写兵书“皆装饰成文，而不可尽信”，他也不相信正史中对战争情形的描述，认为其中的内容大都是“文人以意为之”，“随意编造，断不可信”。
简言之，知识管控与非专业人士涌入占据主导，是“八阵图”越传越玄乎，最后被搞成“历史谜团”的两大主因。
参考资料
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1984年，第129—145页。陈峰、王路平：《北宋御制阵法、阵图与消极国防战略的影响》，《文史哲》2006年第6期。赵长江：《戚继光御倭的鸳鸯阵战术》，《文史知识》2015年第9期。谭良啸：《试论诸葛亮的八阵图》，《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李伯勋：《诸葛亮集笺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28、329页。钟少异：《试论诸葛亮 》，《军事历史》2016年第4期。李斌：《清代传统兵学的衰落与“师夷制夷”战略思想的形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3期。陆继鹏：《简本兵阴阳思想探析》，《军事历史》2012年第2期。章继光：《曾国藩军事思想述评》，见王继平主编《曾国藩的思想与事功》，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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