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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为啥屡遭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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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为啥屡遭围攻?

王安石少年爱读书,长于写文章,且议论脱俗,自信心很强。任鄞县知县时,曾借官谷给农民,试图减轻高利贷剥削,很有成效。升任度支判官后,还曾上万言书畅陈天下事,主张改革政治。到宋神宗时大露头角,任参政知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是以整顿财务为中心进行全面改革的变法总机构。熙宁三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后被封为荆国公,故世人又称其为“王荆公”。

从参知政事到宰相,王安石先后实行变法革新,积极推行青苗、均输、市易、免役、农田水利等新法。推行新法期间,曾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所谓顽固派展开激烈的斗争。王安石赞扬商鞅在历史上的功绩,说“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同时,痛斥程颢、程颐的复古主义,说他们“俗儒不知变”。

在和所谓顽固派的斗争中,王安石有三句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说的是,天象的变异不值得害怕,祖宗的传统不能作依据,别人的议论用不着顾虑。“三不足”口号,清晰传递出王安石敢于冲破传统思想的精神。因此,引起了当时顽固派的恐惧和不安。司马光一再写信给王安石,极力为旧制度辩护,要求停止变法,说调整国家的行政结构,是侵夺原设官吏的职权;派人到各地推行新法,是生事扰民;整理国家财政收入,是与民争利;不接受劝告,是拒谏。他还指斥王安石“弃先圣之道,违天下之心”,使天下“纷纷扰扰”。有人甚至把发生旱灾,也说成是实施新政触犯上天的结果,是王安石的过错,说什么“去安石,天必雨”。

对此,王安石也不示弱。他回复司马光说:“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骓壬人(即佞人),不为拒谏。”至于“水旱常数”,王安石则坦言“尧汤所不免”。同时,还用晋武帝时几次出现彗星并无灾祸发生的事实,来论证“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已,上下传令,或远或近,岂无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也”。

苏轼兄弟先是赞成变法的,后来也动摇了,并从背后一击,把王安石大骂一顿,并劝其不要做“逆人情之事”,而要“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

由于受到顽固派的激烈反对,王安石最后不得不罢相,变法也以失败告终。宋神宗死后,司马光等人重新上台,王安石的变法措施遭全盘取消。晚年,王安石结束宦途生活,居住在江宁(今南京)。在其过世后,南宋道学家邵伯温还伪托苏洵之名写了一篇《辨奸论》,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式谩骂:“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同时,以借古讽今的手法,咒骂王安石是“误天下苍生者”,阴贼险狠,与人异趣,甚至说“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

其实,王安石既不贪污也不枉法,甚至连穿的衣服都是破的,虱子在领口上爬,爬到衣领上,把皇帝都逗乐了。他吃饭也不讲究,一日三餐,只吃最靠近面前的一盘菜。某种意义上,他称得上是“贤能”。

真正的问题在于,宋代形成了比较大的朋党气候。同一政治意见的人相互包庇,每人都推荐自己信任的朋友、拉自己的关系,结果废公趋私,变成一个大的自利集团。所谓“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本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大原则。但很多时候,贤能与非贤能,好人与非好人,是很难分辨的。在朋党的挟持下,好人与坏人往往还会结成一党,好人成了招牌,坏人蠢蠢欲动。这就是所谓贤人政治的一大悖论。(解放日报)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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