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少年爱读书，长于写文章，且议论脱俗，自信心很强。任鄞县知县时，曾借官谷给农民，试图减轻高利贷剥削，很有成效。升任度支判官后，还曾上万言书畅陈天下事，主张改革政治。到宋神宗时大露头角，任参政知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是以整顿财务为中心进行全面改革的变法总机构。熙宁三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后被封为荆国公，故世人又称其为“王荆公”。
从参知政事到宰相，王安石先后实行变法革新，积极推行青苗、均输、市易、免役、农田水利等新法。推行新法期间，曾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所谓顽固派展开激烈的斗争。王安石赞扬商鞅在历史上的功绩，说“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同时，痛斥程颢、程颐的复古主义，说他们“俗儒不知变”。
在和所谓顽固派的斗争中，王安石有三句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说的是，天象的变异不值得害怕，祖宗的传统不能作依据，别人的议论用不着顾虑。“三不足”口号，清晰传递出王安石敢于冲破传统思想的精神。因此，引起了当时顽固派的恐惧和不安。司马光一再写信给王安石，极力为旧制度辩护，要求停止变法，说调整国家的行政结构，是侵夺原设官吏的职权；派人到各地推行新法，是生事扰民；整理国家财政收入，是与民争利；不接受劝告，是拒谏。他还指斥王安石“弃先圣之道，违天下之心”，使天下“纷纷扰扰”。有人甚至把发生旱灾，也说成是实施新政触犯上天的结果，是王安石的过错，说什么“去安石，天必雨”。
对此，王安石也不示弱。他回复司马光说：“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骓壬人（即佞人），不为拒谏。”至于“水旱常数”，王安石则坦言“尧汤所不免”。同时，还用晋武帝时几次出现彗星并无灾祸发生的事实，来论证“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已，上下传令，或远或近，岂无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也”。
苏轼兄弟先是赞成变法的，后来也动摇了，并从背后一击，把王安石大骂一顿，并劝其不要做“逆人情之事”，而要“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
由于受到顽固派的激烈反对，王安石最后不得不罢相，变法也以失败告终。宋神宗死后，司马光等人重新上台，王安石的变法措施遭全盘取消。晚年，王安石结束宦途生活，居住在江宁（今南京）。在其过世后，南宋道学家邵伯温还伪托苏洵之名写了一篇《辨奸论》，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式谩骂：“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同时，以借古讽今的手法，咒骂王安石是“误天下苍生者”，阴贼险狠，与人异趣，甚至说“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
其实，王安石既不贪污也不枉法，甚至连穿的衣服都是破的，虱子在领口上爬，爬到衣领上，把皇帝都逗乐了。他吃饭也不讲究，一日三餐，只吃最靠近面前的一盘菜。某种意义上，他称得上是“贤能”。
真正的问题在于，宋代形成了比较大的朋党气候。同一政治意见的人相互包庇，每人都推荐自己信任的朋友、拉自己的关系，结果废公趋私，变成一个大的自利集团。所谓“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本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大原则。但很多时候，贤能与非贤能，好人与非好人，是很难分辨的。在朋党的挟持下，好人与坏人往往还会结成一党，好人成了招牌，坏人蠢蠢欲动。这就是所谓贤人政治的一大悖论。（解放日报）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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