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供暖季,北京的天空格外湛蓝。随着门头沟最后一座煤矿关闭,延续了近千年的西山煤炭开采历史宣告结束。
“都城百万烟火之煤,尽取于此”
煤,在民间又有着“乌金”的美称,是居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燃料。位于北京西部山区的门头沟,拥有丰富的煤矿资源,据估计总储量约为二亿五千多万吨。元明清以来,来自西山地区的煤炭,成为北京地区主要的燃料资源,“京城内外人烟繁庶甲于天下,惟赖西山之煤,取用不穷”。
北京西山煤炭开采始于辽代,在门头沟龙泉务考古发现的辽代瓷窑遗址中,已有烧煤的痕迹。元大都定都北京地区后,西山成为元代华北地区煤炭开发最显著的地区。《元一统志》记载:“石炭煤,出宛平县西四十五里大谷山,有黑煤三十余洞。又西南五十里桃花沟,有白煤十余洞……水火炭,出宛平县西北二百里斋堂村,有炭窑一所。”《马可·波罗游记》中详细记载了大都城的煤炭使用状况:“契丹全境之中,有一种黑石,采自山中,如同脉络,燃烧与薪无异。其火候且较薪为优……而其价亦贱于木也。”虽然元大都周边地区的木材容易获取,但相比石炭较难燃烧;且石炭火力更足,价格相较木材也更便宜,所以石炭在当地的利用率更高。
元大都旺盛的用煤需求带动了城内煤炭行业的发展,《析津志》中详细记载了元大都城中煤炭交易的场景:“城中内外经纪之人,每至九月间买牛装车,往西山窑头载取煤炭,往来于此。新安及城下货卖,咸以驴马负荆筐入市,盖趁其时。冬月,则冰坚水涸,车牛直抵窑前;及春则冰解,浑河水泛则难行矣。”煤炭经纪自九月开始前往西山贩运煤炭到大都销售,当时大都城的顺承门外、钟楼、千斯仓、枢密院以及修文坊等处,均设置了专门贸易煤炭的集市。另外,为了解决由水路自西山输送煤炭到大都城的问题,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年),元代曾开挖从永定河东岸金口至大都城南的河道。“京师人烟百万,薪刍担负不便,今西山有煤炭,若都城开池河上,受金口灌注,通舟楫往来,西山之煤可坐致于城中矣。”
明代以来,不论是煤炭还是柴炭,其需求量都远远超过元代,由此也加速了西山地区的煤炭开采及贸易。因相沿已久的柴炭烧造对京城周边森林损耗过大,且危及都城的军事屏障,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礼部右侍郎丘濬提出以煤替代柴炭的主张,“今京城军民,百万之家,皆以石煤代薪”,由此加速了西山地区的煤炭开采。西山等地居民也多从事煤炭开采行业,据《长安可游记》载:“由门头村登山数里至潘阑庙,三里上天桥,从石门进,二里至孟家胡同,民皆市石炭为生。”
清代,煤炭在京城燃料系统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西山煤炭开采的规模也超越元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宛平县志》载:“都城百万烟火之煤,尽取于此,则此山之煤,值与金等。”煤炭也因其便利及花费较低而得到较广普及,清初《帝京岁时纪胜》载:“西山煤为京师之至宝,取之不竭,最为便利。冬月,炕火初燃,直令寒谷生春。人力极易,所费无多。”
源源不断的煤炭从西山经过阜成门和彰义门进入北京城。清代的竹枝词描述:“凿断山根煤块多,抛砖黑子手摩挲。柳条筐压峰高处,阔步摇铃摆骆驼。”
随着近代机器工业的兴起,对于煤炭的需求也日益增加。清末《北京纪闻》提及京城的用煤量,称“每日以百万计”。光绪二十年(1894年),清政府开始在京西建造一条从卢沟桥到门头沟的煤运专线。民国年间,北京居民使用煤炭更加普遍,分布在内外城的煤铺多达1450余家,煤炭销售额每年多达20余万吨。
“天下力作之苦,未有若煤夫者”
手工业时代的采煤过程艰苦且危险,稍有不慎即有性命之虞。因此,窑工受雇之前,往往要与窑主签订契约,“凡佣工必书身券,戕生矢勿问”。不过,相对于其他行业,采煤行业的报酬较为可观,“价值极丰,贫民竞赴焉”。
古代采煤全部用人力,工具主要是凿子、锤子、铁镐等。采煤作业极为艰辛,明代西山大峪山“有黑煤洞三十余所,土人恒采取为业。尝操锤凿穴道,篝火裸身而入,蛇行鼠伏,至深入十数里始得之,乃负载而出”。窑洞隐患重重,一旦遇到塌方,采煤工即殒命于中,十分危险。明代工科都给事中白瑜的奏疏中曾谈及采煤工之恶劣状况,“头顶灯盏,裸股出足,引手张臂,入于至险之地,气障山崩,皆所不免”,矿工“皆黑如鬼”,境遇极差。
明清时期由于京城用煤需求日盛,劳力缺失,经常出现民人被诱拐至煤窑的案件。明弘治七年(1494年),有官员提到卢沟桥以西的煤窑:“诱掠良家子女,或收留迷失幼童,驱之入窑,日常负煤出入,断其归路,如堕眢井。有逃出者,必追获杀之。”
清代西山煤矿区还出现了一个专门的行业——锅伙(锅火),最初本为“煤工食息之地”,“系代窑主招揽工人”的组织,但后来往往采用瞒骗方式,诱拐贫民入山工作。“开窑者皆遣人于数百里外诓雇贫民入洞攻煤,夜则诓入锅火。锅火者,宿食之地,垒石为高墙,加以棘刺,人不能越,工钱悉抵两餐,无所余。有倔强或欲逃者,以巨梃毙之,压巨石下。”备受锅伙虐待的煤工,往往“生还者十无二三”。嘉庆十二年(1807年),顺天府衙门曾经奏报拿获包揽水工、虐待窑夫的棍徒宋义忠,“私置锅伙住房,安设棘墙,圈禁工人,毒殴凌虐,致有伤残”。
恶劣的生存环境,加之采煤行业的危险性,使得西山地区在漫长的煤矿开采史中,形成了具有独特行业特征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包括祭祀窑神、庙会活动,以及特殊的行规、行话、民谚和禁忌等。明代开始,京西矿区都要举行隆重的窑神祭拜活动,既有窑神生日祭、开窑祭、复工祭、节日祭,亦有一些日常祭祀。缺少完整的制度保障,矿工们只能祈求窑神可以护佑他们平安。
“乌金遍地下,百宝满山川”
“乌金遍地下,百宝满山川。”门头沟地区丰沛的煤炭资源,吸引了各方势力参与到西山煤炭开采事务当中。明正德元年(1506年)五月,仁和大长公主“请浑河大峪山煤窑四座榷利养赡”,可见当时西山煤炭开采已经较具规模且获利丰厚。清代因诸多“内外官豪势要之家”开采煤炭,故出台了相关制度规定:“私自开窑烧煤,凿山卖石,立厂烧灰者,问罪,枷一月发边卫充军。”
从光绪年间开始,外商资本开始进入京西煤炭开采业,先后设立了中美合办通兴煤矿、中比合办裕懋煤矿、中德合办天利煤矿、中英合办门头沟煤矿以及中日合办杨家坨煤矿等。通兴煤矿后改为中英合办,是当时京西地区的大煤矿。据《中英合办通兴煤矿有限公司合同》显示,矿区位于“顺天府宛平县门头沟魏家村西坡”,矿地“东至赵姓地界,西至水沟,南至大沟,北至焦姓地界”,矿区面积曾达到四千余亩。
民国年间,京西地区煤矿建立起了一套煤矿工人雇佣制度,并区分工种分为里、外两种,里工是具有一定技能的固定工,由煤矿公司直接雇佣;外工则是矿上的临时工,主要分布在井下生产一线和其他属于繁重体力劳动的岗位上,采取包工柜的管理形式。对于煤工的考评管理,也制定了一定的奖惩制度。如“通兴煤矿合同”显示:“凡工人无故不到工者,按日扣去工食钱一天;如系勤劳者,每月酌给奖银,以明赏罚。”不过,在煤窑硬件条件未能彻底提升、保障体系也尚未健全的情况之下,煤矿工人的境遇并没有明显好转。当年矿区流行一首歌谣:“厚铁板、窄又长,上边爬着穷儿郎,饿着肚子把煤推,不知小命在何方。”正是矿工凄苦生活的真实写照。
1948年12月,门头沟地区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管会西南分会接收了门头沟煤矿。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将门头沟煤矿收归国有,隶属京西矿务局,自此京西的煤炭开采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历程。
“一入窑场擡头观,观见三座好宝山,左金山,右银山,当中一座好煤山。”元明清以来,西山地区丰厚的煤炭资源,经过勤苦的矿工采掘,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京城中,支撑着这座庞大城市的日用所需。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不仅养育着燕山脚下这座城市,更深刻地浸润到本地深厚的历史文脉当中。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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