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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周恩来曾因为何事被判刑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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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周恩来曾因为何事被判刑两个月?

年轻时的周恩来(资料图)

回到国内,周恩来尚未来得及考虑如何进入刚创办的南开学校大学部学习,五四运动的风暴就率先在北京来临并迅速在天津得到响应。

5月7日,天津各校 学生举行示威游行;14日,天津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成立;25日,以女校学生为主体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邓颖超担任讲演队长。

此时,周恩来还没有入学,只有一个南开学校的校友身份,但他没有因此而自甘置身事外,而是“天天到南开去”,热情地投入到各种活动中,积极出谋划策:“宜审慎,有恒心,有胆力,方能成功。”

要想学生爱国运动能坚持下去,必须注意爱国教育。为此,天津学联决定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曾先后主办《敬业》和(校风》,其 才能为许多人所熟知,因此,他这位校友接到了主办报纸的诚意邀请。周恩来也自认负些责任是义不容辞的,愉快地答应下来,并住进了南开学校。

办报纸可是个苦差事,不说最初的一无经费、二无纸张,三没印厂、四要向警察局立案,就说一俟办起来,编排、撰写、校对、印刷、出售等杂七杂八的事就 更多了。周恩来把全部心血都用到工作上,事无巨细,几乎每一个环节都要管。为了扩大宣传,他们在7月12日的《南开日刊》上发表了周恩来起草的《天津学生 会报发刊旨趣》,宣布会报将“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什么是“革新”?就是要改造社会。什么是“革 心”?就是要从改造学生自身的思想着手。“至于一切的研究,还是须求社会的帮助,指导我们,以便共同得着大家新生命的所在。”

这篇《发刊旨趣》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大批订报的函件纷纷而来,到会报创刊前一天,订户已近四五千户。

7月21日,《天津联合会报》正式创刊,辟有主张、时评、新思潮、新闻、国民常识、函电、文艺、翻译八个栏目。在创刊号上,周恩来又以《革心!革新!》为题,撰写发表了发刊词。

会报一问世,即获好评。时任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的马骏看过发刊词后,不禁赞赏说:这篇社论真带劲!这比我们站在几千人面前大喊一阵,可有用得多! 《少年世界》说:“天津学生办的报有点价值的自然要算这报了。”上海的{新人》杂志说:会报“比较的更为敢言”,“‘主张’与‘评论’二栏目又有特色。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报冠。”

由此,周恩来通过这张会报,同学生们一起关注着国内的各种重大事件,对天津学生的爱国运动起着呐喊助威、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运动的发展,周恩来感 到有必要成立一个比学生联合会等更严密的团体,以吸纳运动中的一些骨干分子,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他的这个倡议,得到了郭隆真、张若名、谌小岑等人的赞同,并迅速行动起来,积极筹备。

经过准备,9月16日的筹备会决定出版一种名叫(觉悟》的不定期的小册子,而新团体也因之就叫“觉悟社”。“觉悟”一词,是当时进步青年中一个十分 流行的用语。最早的会员共20人,为了表示男女平等,男女会员各10人,有周恩来、邓颖超、马骏、郭隆真、刘清扬、张若名、谌小岑等。这样,觉悟社就正式 成立了。大家用抽签的办法,决定代表各人的号码,周恩来抽到的是五号,即使用了“伍豪”的代名。经过大家讨论,周恩来被推举起草《觉悟的宣言》。

“觉悟”的声浪,在20世纪新潮流中,澎湃得很厉害。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 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为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有了这种“觉悟”,遂酝 酿成这次全国的学潮,冲动了全国的学生界,人人全想向“觉悟”方面走。

《宣言》宣布觉悟社的宗旨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为着实现这个宗旨,采取的方法有四:“一、取公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二、对社会一切应用生活,取评论的态度;三、介绍社外的言论——著作同讲演;四、灌输世界新思潮。”

觉悟社成立后的第5天,在五四运动中享有崇高声望的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即被请到觉悟社讲话,此后,徐谦来讲过《救国问题》,包世杰来讲过《对于新潮流的感想》,周作人来讲过《日本新村的精神》,钱玄同来讲过《研究白话文学》,刘半农来讲过《白话诗》等。他们还经常召开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讨论会,讨 论学生的根本觉悟,讨论家庭改造,讨论工读主义等。不能否认,觉悟社的每一位成员都有改造社会的愿望和为此而奋斗牺牲的精神,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局限,他们又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周恩来一样在日本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初步的认识。因此,讨论中也是各抒己见,想法不尽相同。邓颖超说过:“五四运 动是思想解放运动。一解放,就像大水奔流。那时的思想,受到长期禁锢,像小脚妇女把脚裹住;放开以后,不知怎么走路,有倒的,有歪的,也有跌跤的。那时是百家争鸣,各种思潮都有。我们也是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当时我们的思想还处于启蒙时期,就是说还不明确,不肯定,思想还在变动着,发展着。”刘清 扬的回顾也证明了这一点:以后我们常在一起开会、谈论和研究一些新思潮。那时我们都很幼稚,只有满腔的爱国热情,还没有一定的信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什么都谈论。共产主义是什么,我们都不懂得。

当然,觉悟社不是封闭的,但它对新会员要求很严,“资格必当具有‘牺牲’、‘奋斗’、批评同受批评的精神。”

不难看出,觉悟社的主要活动内容还是在校园范围内,并没有向社会上走得太远。周恩来也已在9月间南开大学开学后,成为南开大学的第一期学生。邓颖超后来说过:觉悟社“只作过那些事情。那时候我们还是学生,活动以搞学生会为主,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社会活动。”

此时,国内的爱国学生运动已转到以抵制日货为主要内容上来。天津各界学生连续举行示威游行,并上街检查日货。外号“杨梆子”的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 对学生爱国运动施以严厉镇压,逮捕了各界代表马骏、马千里等20多人。1920年1月29日,以周恩来为总指挥的五六千名学生,奔赴直隶省公署请愿。群众推出周恩来、郭隆真、于兰舟、张若名4人为代表,他们不顾军警的阻拦,强行闯入省公署,全部遭到逮捕。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有了被反动当局逮捕的经历。

被捕后,反动当局玩弄拖延战术,对他们既不公开审讯,也不释放。4月2日,周恩来和难友们通过秘密联络,发动绝食斗争。由于被捕的人中,有天津各界的代表,反动当局也不能不顾虑社会影响,遂于4月7日将他们移送地方检查厅。

关到检查厅后,被捕代表有了相对多的自由往来机会,并且能够阅读书报。他们共同议定:每天早晨作体操,每晚举行全体会议,并推举周恩来、马千里、于兰舟3人主办读书团,带领大家研究社会问题。周恩来分5次作了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讲演。正是在这段时间内,被拘押的周恩来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思想是颤动于狱中”。经过思考,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7月6日,检察官对周恩来等提起公诉,但在辩护人的辩护面前,公诉人理屈词穷。但他们岂肯服输?7月17日,天津地方审判厅仍以所谓“骚扰罪”判处被捕代表徒刑,其中周恩来被判处有期徒刑两个月,正是他被检查厅拘禁的时间。邓颖超回忆说:“公审的那一天,法庭上挤满了旁听的人群。天津河北三马路上的地方审判厅的外面,站立着伫候消息、声援代表的男女学生和各界的广大队伍。当局也感到众怒难犯,决心释放被禁的代表。但他们还是死要面子,不肯承认自己做下的错事,强把捏造的罪名,加在各个学生的身上,判定了若干日的拘禁,而这判定的日期恰恰和他们已被禁的日数相等。于是法官宣布期满释放。”

那时候,国内正掀起一个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周恩来在狱中时,就有了赴欧洲求学的想法。这在他6月8日写给准备赴法的觉悟社社员李愚如的诗中即已表 现出来:你走了,不能送你,我做首诗送你吧!今天我从下午4点钟做起,做到6点半钟,居然成功了。这首诗的成绩,在我的诗集里要算是“上中”了。

到那里,

举起工具,

出你的劳动汗,

造你的成绩灿烂。

磨炼你的才干;

保你的天真浪漫。

他日归来,

扯开自由旗;

唱起独立歌。

争女权,

求平等,

来到社会实验。

推翻旧伦理,

全凭你这心头一念。オ

三月后,

马赛海岸,

巴黎郊外,

我或者能把你看。

出狱后,周恩来一方面做着觉悟社的工作,一方面积极准备赴欧求学。

赴欧求学

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后,为了进一步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周恩来于1920年11月7日自上海乘船启程,赴欧洲留学考察。为什么要到欧洲去求学?他 到欧洲后不久写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说:自己去欧洲“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 者。”

周恩来此次赴欧求学,得到严修的推荐。严修还给中国驻英公使顾维钧写了介绍周恩来及另一位学生的信,并同替周恩来辩护的著名律师刘崇佑各资助周恩来 500元,作为他赴欧的费用。周恩来在行前又同天津《益世报》商定,当他们的旅欧通信员,经常为他们撰写通信,以所得的稿费补贴旅欧的生活费用。

出国去,

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

一处处的浪卷涛涌,

奔腾浩瀚,

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

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经过36天的航程,将周恩来、郭隆真、李福景、张若名等中国赴法学生送到了著名港口马赛。周恩来在巴黎作了短暂停留,即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英国首都伦敦。

来到伦敦,周恩来是想在这里求学的,因为“伦敦为世界最大都城”,“举凡世界之大观,殆无不具备,而世界之政治商业中心,亦唯此地是赖。”“故伦敦为世界之缩影。”而他的心中正是要多观多研:“在伦敦念书,非仅人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他深知妨碍自己求索的两大不利因 素,一是语言,二是经费。对于语言关,正像他给表兄信中所断定的:“惟弟所敢自信者,学外国文有两道:一求多读,一求多谈,弟则志在多读耳。”对于经费问题,鉴於伦敦的生活费用太高,他只好转向消费水平较低的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大学。他在1921年1月写给表哥陈式周的信中说:“弟在此计划拟人大学读书三 四年,然后再往美读书一年,而以暑中之暇至大陆游览。今方起首于此邦社会实况之考查,而民族心理尤为弟所注意也。”

爱丁堡大学虽然同意免去周恩来的入学考试,只试英文,但考期在这年9月,开学则在10月间,屈指算来,他需要在这里等待半年之久,为了节省经费,他 不得不转赴法国,勤工俭学。因为爱丁堡的消费水平虽低於伦敦,但还是要比在法国高出许多。加之法国的勤工俭学生远远多于在英中国留学生,所以周恩来只在英国呆了5个星期,就回到了抵欧的第一站——法国。

来到欧洲,周恩来自觉地采取各种方式广读博览,涉猎各种学说思潮,以审慎求真的态度 “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在这种比较研究的过程中,他于 1921年1月写信给表兄陈式周,交流他考查、研究后的体会:“英之成功,在能以保守而整其步法,不改常态,而求渐进的改革;俄之成功,在能以暴动施其 ‘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而收一洗旧弊之效。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从他在亲属面前思想的这一自然表露,我们可以看出他性格的另一面,即审慎求真地探求社会问题、探求学问、确立信仰。这时正如他自己所言:“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考查,潜心探究后,他终于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终生信仰。

就在这一年,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3月写信给国内的同志,一则表示决心,二则互相勉励:“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 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信中还附了一首诗:《生别死离》——

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オ

没有耕耘,

哪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从此,周恩来由一个孜孜以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海外学子,成长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他积极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并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并于1923年3月担任了执行委员会书记,他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现在已正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战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团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回说:‘我们愿努力毋 违!”’

由于国内大革命运动发展很快,急需大批干部,周恩来遂于1924年7月告别生活了4年的欧洲,返回祖国。行程还是与那烟波浩渺的海洋相伴,但周恩来 已不再是当年那位旨在去推求比较的热血青年。在他随身所带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写着这样的评语:

周恩来——浙江,年26,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遥望祖国,周恩来的人生又将揭开新的一页。本文摘自《红墙里的领袖们——周恩来实录》,于俊道 著,中国工人出版社,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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