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日。
近日新京报记者从人民出版社获悉，苏联著名新闻电影摄影师罗曼·卡尔曼的纪实著作《在华一年》中文版，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被誉为苏联人写的“《西行漫记》”，书中卡尔曼详细记述了1939年5月他在延安与毛泽东交往的过程，并拍下了多张历史照片。其中一张毛泽东的特写照片，此次系首次在国内发布。
1938年9月至1939年9月，卡尔曼奉苏联政府之命在中国报道抗战，真实记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中国军民团结御敌、奋起抵抗侵略的过程。
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辛广伟介绍，《在华一年》俄文版于1941年5月由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是国际上珍贵的记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中国军民奋起抵抗侵略的重要书籍。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人民出版社推出首个中文版，书中大量珍贵史料首次在国内发布。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该书译者为我国资深外交官、外交部原副部长、中国驻俄罗斯前任大使李辉。他于2019年离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后，过了半年时间便开始翻译此书。
战地记者卡尔曼
“拍摄了大量反映毛泽东工作和生活的珍贵影像和照片”
李辉在译者的话中介绍，罗曼·卡尔曼是苏联著名的电影摄影师和新闻电影导演。1936年至1937年作为战地摄影记者进入西班牙拍摄内战。1937年8月从西班牙回国后，1938年9月卡尔曼又以苏联《消息报》特派摄影记者和苏联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身份来华，报道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39年9月回国。
卡尔曼此次来华是受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委派，肩负着特殊使命。
1937年夏，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也使中国的邻国苏联深感不安。1937年8月，苏联与中国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据此，苏联开始大规模援助中国抗战。
李辉介绍，苏联政府派遣“志愿航空队”前来中国直接参战，其飞行员80%都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自1937年11月至1939 年年底，苏联共向中国派遣 1200 余名空军飞行员，其中221名在中国对日作战中牺牲，还向中国出售军用飞机1235架。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苏联政府派卡尔曼来华，通过拍摄新闻纪录影片，向苏联人民和国际社会展现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全民参战，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迹和顽强精神，并向国际社会宣告中国人民一定能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华期间，卡尔曼抵达抗日战争最前线，经历了“武汉保卫战”、“重庆大轰炸”、“长沙大火” 等重大历史事件，目睹并记录了中国军民浴血奋战、顽强抗敌的悲壮场面，真实描述了这一时期中国西北、西南与中南部地区人民的社会生活。尤为可贵的是，他赴“中国特区”（即陕甘宁边区）近一个月，采访了毛泽东等中共领袖，拍摄了大量反映毛泽东工作和生活的珍贵影像和照片。书中收有作者本人拍摄的照片30余幅，多数为中国读者所未见。书中还收录有侵华日军印制的“绝密”作战行动计划和使用毒气规则、家信和日记摘抄等珍贵资料。
1939年，卡尔曼分别制作了两部纪实电影《战斗中的中国》、《中国特区(延安)》， 第三部纪录片《在中国》于1941年6月制作完成，刚放映一次便爆发了苏联卫国战争。
1941年5月，《在华一年》俄文版出版。在书中，他把访问陕甘宁边区情况、与共产党人和八路军官兵的交往都浓墨重彩地加以描写，向外界介绍。
卡尔曼眼中的毛泽东
“他一分钟都不停地做着大量工作，即便在散步时也是如此”
在书中，卡尔曼还详述了他在延安与毛泽东交往的过程。
1939年5月，卡尔曼乘坐汽车从四川进入陕西，后抵达陕甘宁边区。在这里，他先后见到了林伯渠、罗瑞卿、冼星海等人，并与他们长谈。后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卡尔曼见到了毛泽东。
卡尔曼记述，“我挨着毛泽东坐下来。他穿一身灰布军便服，外面又套着一件又肥又大的针织短衣，脚上穿一双细绳纳底的帆布鞋。他在这孔窑洞里生活、工作、思考。一张写字台、一张用粗糙木板钉制的床、几个放满图书的书架、一把藤椅。他喜欢在疲劳时，闭上双眼，仰坐在藤椅上。这就是房间里的全部摆设。毛泽东这间再简朴不过的卧室却显得非常干净、整洁，井然有序。书架摆满的书上都整齐地贴着标签。这里摆放着唯物主义哲学伟大奠基人的著作，伟大军事战略家的著作，以及很多其他各领域知识的书籍。”
初次见面，毛泽东与卡尔曼交谈了多个问题。在谈到斯大林时，毛泽东说：“我从未离开过中国，也不愿意出去。但是我幻想着看看莫斯科已经有二十年了。现在我还不能离开，但早晚有一天我会去莫斯科，去看看斯大林同志。”最后，毛泽东拿出一张纸，用毛笔字写下了自己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 》赠送给了卡尔曼。
卡尔曼在延安采访期间，用摄像机拍摄了毛泽东与偶遇的杨家岭农民攀谈的场景。他详细记述了当时毛泽东的状态。
卡尔曼记述，“我在边区逗留期间，几次见到毛泽东，我们长时间交谈、散步。他一分钟都不停地做着大量工作，即便在散步时也是如此。有一次在山里我们偶然遇见刚从田地里收工的一伙农民。他们简直像朋友一样跟毛泽东打招呼，停下来跟他说话。他们告诉他一些自己的需要，一些农民的事情。毛泽东叉开双腿，两手撑腰，手指朝前，向农民询问一些事，给他们出些主意。我站得较远一些，以便不引起注意，并拍下这个生动绝妙的场面。”
卡尔曼认为，这鲜明地展示了共产党领袖与人民的亲密关系。“农民们把毛泽东围得越来越紧。他们当中有一个老头，皮肤呈古铜色，皱纹很多，高颧骨，上嘴唇和下巴上长着稀疏的灰白小胡子，他像中国北方几乎所有农民一样，脑袋上裹着灰色的缠头。其他人较年轻一些。所有人手里都拿着铁锹、铁铲。他们穿着褪了色、打着补丁的土布衬衫。大家都聚精会神地交谈着，经常爆发出阵阵笑声。要知道，毛泽东非常爱开玩笑，他肯定会在谈到最严肃事情时，插上几句俏皮话。”
译者李辉
“对书稿十分重视，每次都认真审读”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该书中文版近20万字，李辉在翻译时，涉及重要人名、地名、历史事件时，都做了详细注释。
李辉于1953年2月出生于黑龙江，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他长期从事外交工作，1999年任外交部欧亚司司长，2003年任外交部部长助理，2008年任外交部副部长，2009年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2019年8月卸任。
李辉（资料图）
如何发现这本极具史料价值的著作并翻译的呢？
李辉对新京报记者介绍，“我原来也不知道有这本书。2018年在莫斯科时，华人作曲家左贞观给国内《中国音乐》杂志写了一篇关于《黄河大合唱》及冼星海的文章，他给我复印了一份。”
文章说，苏联记者卡尔曼1939年访延安，跟鲁艺学院的学生搞了联欢，冼星海唱了《黄河大合唱》中的歌曲。这场活动在卡尔曼《在华一年》一书中有记载。
“我立马意识到，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但目前国内还没有中文译本。”李辉说，看到这个信息后立马让秘书在莫斯科的旧书网站上买，但没有货，可能是刚一出版，就赶上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爆发（1941年6月22日），该书大部分在战争中焚毁了。后来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图书馆复印了复印件带回国内，跟人民出版社一联系，他们就同意出版。
他介绍，今年3月1日才开始翻译，4月15日译完，近20万字。中间涉及很多人名、地名、事件，一方面自己查找，一方面求朋友、同事帮助。“例如核实日本人名时，我就找中国前驻日本大使程永华帮助，他帮我解决了一些难题；涉及延安鲁艺教师名字，我就找了鲁艺旧址博物馆，他们帮了忙；涉及国民革命军飞行员的名字，我就找空军的历史研究所，他们给认真查找；涉及南方抗日女英雄，我就找了江苏省的有关部门帮助查找。”
本书责任编辑汪逸对新京报记者说，“此书是一部具有较大史料价值、历史价值的纪实作品，连同他（卡尔曼）在中国拍摄的一万多米长的电影胶片，都是记述中国抗战的珍贵文献。在隆重纪念抗战胜利75周年之际，我们尤其感谢卡尔曼为中国人民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李春生表示，“李辉同志离任半年就译出了这本书的中文版。与此同时，人民出版社也高度重视该书出版，组织了精干力量投入书稿的编校工作中，前后印了4次样书。李辉同志对书稿十分重视，每次都认真审读。”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审稿处副处长单伟对该书评价称，全书导向正确，有力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卡尔曼的镜头和文字不仅记录下了侵略者的罪恶，更记录下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不怕牺牲，以高昂的抗日热情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感染和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而英勇奋斗。在卡尔曼的镜头里，我们看到毛主席与农民亲切交谈，看到游击队员的行军和战斗特写，看到爱国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向陕甘宁边区，看到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成功地翻译好一部政治性、历史性强的著作，使它在广大读者中产生广泛的共鸣和影响，仅仅具备语言能力是远远不够的。” 单伟说，我们了解到，李辉部长曾多年担任驻俄大使，具备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对党的历史研究有深厚的功底，这些都使他能在翻译工作中最大程度地跨越中俄之间的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新京报记者 何强
校对 张彦君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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