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3年初中共中央迁往苏区，其间除三次短暂迁离外，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均驻扎上海。
“幼年”时期的中共中央，不仅在这座城市领导了一系列重大斗争，经历了腥风血雨的严峻考验，构成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完整过程，也在这座城市艰辛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其间发出的一条条指令，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行道路。
老渔阳里2号，不止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之地，也是党正式成立后的第一个中央机关驻地。1921年9月初，陈独秀从广东返回上海，继续住在老渔阳里2号。中央驻此期间，开展了大量工作，特别是筹备并召开了党的二大，制定了第一部党章，与一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
老渔阳里2号，董天晔摄
1923年5月中共中央由上海迁至广州，驻扎东山春园，期间召开了党的三大。同年9月，中央机关再次迁回上海，入驻公兴路与香山路（现临山路上）的“三曾里”（原址毁于“一·二八”事变战火中，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馆于浙江北路选址另建）。这里离火车站不过几百米，四通八达却又闹中取静，被中央执行委员王荷波看中，经反复勘察后租下。
此后一年多时间里，“三曾里”成为党中央的决策中枢。中央局5名成员中，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和罗章龙先后来此办公，一件件中央通告和文件由此发出。出于保密和安全考虑，当时中央局的一般信件仅署名中央的代号“钟英”，正式发出的中央文件由委员长和秘书联合署名方能发生效力。
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馆，董天晔摄
从一份现存的1924年7月21日中共第十五号通告可以看到，这份通告由陈独秀、毛泽东共同起草，指出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告诫共产党员既要对国民党右派积极斗争，又要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
“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期间，尤其在大革命失败前，主要精力放在组织工人、发动工人运动。”在党史专家看来，当时上海开办学校培养革命干部，印刷进步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发起工人运动为革命高潮作准备，都与中央在沪直接领导是分不开的。不仅如此，中央明确了“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一时期组织更加健全，党的领导不断加强。
1926年底到1927年春，上海形势愈发严峻，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搬迁到武汉，并在武汉召开了党的五大。至大革命失败，中共中央在武汉难以立足，于同年10月迁回上海，并隐入“地下”。
位于云南中路与福州路交汇处的中共六大以后党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注：党的六大于1928年在莫斯科举行)，就是这样一个隐秘所在。在这个对外称作“福兴布庄”的房子里，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驻扎3年多，是目前所知中共中央在沪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处旧址。旧址位于天蟾舞台后面，楼下是医院，地下党员熊瑾玎以商人身份租下了二楼三个房间，正是看中这里每天观众、病人来来往往，便于掩护接头和疏散。
熊瑾玎夫妇，资料照片
机关设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那里举行过很多次会议，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邓小平、陈赓等经常在此秘密办公。据李维汉回忆，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邓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这个机关一直到1931年春，因顾顺章被捕叛变，才被迫放弃。
六大以后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董天晔摄
这一时期，在敌情严重、社情复杂的上海，中共中央领导全党为复兴革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共中央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恢复党的组织，领导武装起义。文化战线上，中央加强对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团结左翼文化人士，成立左联等团体，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隐蔽战线上，中央特科围绕保卫中央机关安全、营救被捕同志，严惩叛徒、收集情报、支持与配合红军和根据地斗争，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谍战。
1933年前后，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入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自此，结束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驻扎上海12年的历史。“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是设在大城市还是设在农村，根本上取决于党领导中国革命中心的转移。”有学者认为，中共中央在上海12年，领导全党经受了腥风血雨的考验，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积极探索、不懈奋斗、勇于牺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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